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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日常纵欲
送交者: 秋池 2002年08月21日18:59:24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上海人的日常纵欲

作者:毛尖

时间: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地点:上海大陆新村九号 鲁迅家

人物:波德莱尔 / 玛 . 杜杜 / 罗兰 . 巴特 / 鲁迅 / 周作人 / 张爱玲


去,拍照去!

鲁迅:我们中国人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发生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关于中国的印象。我们因为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也不能算是“印象”;说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中国人的自信心”,然而实在也好象失掉了一些,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卦,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但你们今天这一来就是三大名人,我如果不问问你们对上海的印象,明天的报纸是会很怏怏不乐的。

波德莱尔:其实,我对上海一直有陌生的依恋,我在巴黎想念上海很久了。想来这里生,想来这里死。还有,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访一个叫安娜的女人。我和她在伦敦的一条街上走着,相隔几步,却永远走散了。后来,我就在全世界找她,中国也许是我要找的最后一个地方。几天来,我在上海的街上走,期望在一张张美丽的脸庞上辨认她,在一千一万张面孔中看到她,恐怕我最终承认她是消失了,此生消失了。不过我在街上看啊看,发现上海确实有很多美丽女子,和巴黎是两种风格,但奇怪的是挂在照相馆里的男男女女都穿一样的衣服,朝一个方向看着,一个角度地低着头或抬着头。好象是铁石心肠的后娘硬是把她的十三个孩子训练成了一概模样。

罗兰:说到照相馆的美人,有一个婉转的说法可以解释这种姿态:这些男男女女一进入照相馆就等于登上了他们梦想中的共同舞台,他们解除了用语工作和生活的表情,颜面焕发,神秘深沉,再加上纯净的美德,在摄影棚柔和的光照下,显得永远年轻,始终屹立在美的颠峰。藉此,他们试图对造物进行报复和嘲讽:看吧,我不再受你的控制,我找回了我的永恒本质。

杜拉:但是这种被纯净化了脸实在又不再是他或她的了。这张脸局无用又奢侈。只不过是脸的军训排列,所以它们更有助于遗忘,永远不过是人们头脑中装着的千百种形象中的一种,一成不变的那一种。在生活中,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包括在镜子虚假的投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按照期望取得的自身形象;所谓”最佳形象“,即为拍照摆出姿态,希图重现已经全副武装起来的那副脸面,如此而已。对脸如此疏离的神话真是又革命又保守,花枝招展,云离雾里,或慵懒或柔美,是大胆的也是怯懦的。

鲁迅:是啊,一个个年青貌美,齿白唇红,若潘汗年叶灵凤辈,让如我者惭愧不已的,而佳人们的表情也大都是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但着照片也终究太技巧性,没有一张可以触动人心。不过此类照片倒也成功地绑架了眼下年轻人的想象力。它们基本上已成了语言的替代品,并构成一种反智武器,言下之意即是:你能像我一样,眼光迷离,情感高贵。

周作人:但是,这里面,照相师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他所指示的站的或坐的姿势,他所苦心等待的表情,然后一刹那,他抓住你最呆板”洋气“的一刻。本来,所谓”洋气“之中,是颇有些优点的,也是中国人性质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统统从头学起,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张爱玲:但这样地放弃现实去追求理想,或许还是有些勇气在里头的。

周作人:说是勇气,倒更像是改头换面的纵欲,而且,如鲁迅所说,是失去想象力后的集体纵欲,既平淡无又千篇一律,就像中国这两年来卖的年画。

鲁迅:但有一点,我倒是放心的,这种纵欲大约是不会恶化的。因为它平庸虚弱,属于没有创造力的纵欲。

罗兰:在法国,这种纵欲还发生在政治上,我们竞选人的照片大都是如鲁迅所说——目光迷露,情感高贵。藉由这些照片,他们的心理,他们家庭和乐的色情环境,翱翔在别的领域上,有效地进行灌溉施肥。法国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候选人大头像,都是往上仰视,往超自然的光线中上升并且将它提升到更”人性化“层次。候选人因此而到达奥林匹克高峰,所有的政治矛盾都在那里解决,所有,都在他们高贵的注视里,归入秩序,确实,这是一种集体性纵欲。

波德莱尔:我在写《恶之花》的时候也感受过类似的东西。事实上,如今一切名为艺术的都已经瘫痪麻痹,或者风干成一种技术。摄影棚亮起它们那一千烛光的灯炮,使平常心跳的男男女女怎么可能不激动?赶光纸的黑色轮廓将缓缓吸收他们的日常憧憬,摄影棚的重要性确实已远远超过了日月星辰的抒情力量。从前,摄影起源时代,精神战胜机械,被摄影的人或物总是倔强地不肯在照片中安静下来,凝固下来,他们傲慢地宣布:“我不愿被艺术吞灭,我没有在艺术中死去。”但现在那些傲慢的人和物都已经淹没,机械战胜了精神,“世界是美丽的”是摄影师的谚语。这个世界也许,也确实是美丽的,但是这种美是没有生命力的,死去的,安静的,可以让鲁迅“放心”的。

张爱玲:其实我自己是有点,甚至是相当喜欢拍照的,我和我的朋友炎樱就曾多次在照相馆里让摄影师为难,为着我们想让他拍出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要好看又要守旧。后来,终于拍出一些,照相师认为满意的,我们却不满意。有一张,光线柔和,面目朦胧,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摄影师以为是妙不可言了,然我们看着却是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没有脑子的,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不过,总是为着是自己的照片,再怀,也放着,倘有人竟说是美丽的,也依然有满怀的喜悦。所以,对于那照相馆里悬挂着的男男女女,我是永远不会像两位周先生这么严肃要求他们的。而且,我的小说集里有照片,散文集离也还是要放照片,人家说我的照片比书好看,我是更加欢喜。

罗兰:说真的,我也是赞成摄影的。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悬空所谓的日常真实,而赋予一切以更真实的悚动,欢欣和安全感:一种不变的光彩,一种毫无邪念的吸引力,一种美的知性力量。

杜拉:有这样一件事,我是不是说过?那时在五十年前,我在哪个印度芝那买的衣橱抽屉下面,发现有一张明信片,日期标出一九O五年,是寄给那时住在圣-伯瓦街一个人的。这张照片在年轻时就有了,要是不存在这样一张照片,那也就不能说过我是活过的。所以,我也承认,我是非常热爱照片的。老的路上,我和罗兰还说,我们今天要拍照留念的,那还拍不拍?

鲁迅:当然拍,去,拍照去!

动作片和饮料

杜拉:讲到拍照,我想起昨天晚上我们被招待观看的那场中国电影了。题目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出神入化的一片枪声。看完出来,仿佛观众脸上大多是激动的,油光焕发,和主人公一起出生入死过。

张爱玲:我是喜欢看电影的,前两天,在淮海路上走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家影院放映一部好片子。比起我们刚才谈到的拍照,中国当代的动作片才更是放纵,枪杀国庆似的带着欢乐,黑社会老大的拳头就是年轻人的图腾。

鲁迅:现在的中国电影,还是几是年来的“才子及流氓”模式。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还是油头滑脑的,看了之后,令人觉得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波德莱尔:杜拉不喜欢昨晚的枪战片,我看得呆是挺投入的。

杜拉:是,仒看你和罗兰在电影结束时,都是油光闪亮的。

波德莱尔:的确,我也发现,电影院出来,有两类脸色:一种是像我们一样油光闪亮的,用杜拉的说法,。一种是干燥的,像杜拉那样。我们这两种脸的区别是意味深长的。我的意思是,昨天晚上,我和罗兰事实上是加入了中国人的一夜声色,因为很显然,油光闪亮是因为流汗,而流汗便代表着紧张和思考和移情。主人公做爱的时候,我们紧张,主人公勇闯虎穴的时候,我们紧张;主人公受伤流血的时候,我们也紧张。你发现没有,在整部电影中,只有主人公的妻子,那个对他没有爱情的女人,脸上始终是干燥的,而玛格丽特的干燥,原理同此。

罗兰:但电影的色情对我而言,还有电影院的色情。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躯体在软椅上无拘无束,就像在床上一样。我真是非常喜欢上海的电影院,那么多人,电影院的黑暗是真正的众人汇聚,色调浓重的黑暗。起色情是真正的大都市的色情。

杜拉:我来上海前,在法国看了《杀手里昂》,似乎比起我们昨晚看的中国动作片要节制一点。中国英雄在枪击时,总带着某种狂欢的气息,哒哒哒是不够的,一定要哒哒哒哒哒哒,而中国民众大概也是非要听到连续的枪击才会兴奋。在这些兙,诸神都没有发言权了,“大哥”的眼神和身影和枪法才是生活的理想和情欲的标杆。

周作人:那个中国历代老戏里的热闹是有些关联的。拥挤吵闹一向是中国戏的特色,也是中国人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生死都是在一大群人中间,所以中国人会喜欢那样吵闹的动作片。

张爱玲:我也看过你们那个《杀手里昂》,他不停喝牛奶的细节我一直记得。你们法国电影有个特色,就是饮料在电影中常常有一种奇妙的转换能力。这么说吧,在中国电影里,表现喝酒是为了喝醉或勇气增长的后果;但法国电影好象不一样。

波德莱尔:杜拉是喝酒专家,你问杜拉。

杜拉:我是纵酒专家。不过酒确系奇妙的东西。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才喝酒,开始是喝葡萄酒,后来喝威士忌。后来,在四十一岁时,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确是爱酒的,他每天都喝彩,喝得适度。很快我就把他超过了。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女酒鬼。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但我这么多年喝下来,倒是悟出了酒其实不能算是液体。因为酒的状态是蒸发的,所以其本质是干燥的。波德莱尔说我的脸是干燥的,大概也会与此同时有关吧。法国电影也许就是抓住了酒的这种转换能力,表现喝酒虽然也常常是某种精神上的暧昧时刻,移动时刻,但却是干燥时刻,这和中国电影不一样,中国电影一喝酒,就是潮湿时刻,失控时刻,纵欲时刻。

罗兰:中国电影里,似乎不管是英雄还是黑帮头子,一有空就坐下来喝一杯,然后把杯子一摔,左轮手枪一拔,风衣一甩,头也不回地就送子弹。是挺激动人心的。但问题是这种普遍性里含有一种盲从,所有这一系列动作成了集体行为。而应用在这些饮料里的普遍性原则是:知道如何和在何时喝杯饮料是一种全国性的技术。它所唤起的是一种加入,某种欢乐原则,是欲望的隐晦目的。

张爱玲:不过,反过来讲,这样无条件的爱和加入还是可钦佩的,里面有一种孩子气。我看我们中国人的老气是太足了,所以稍稍在什么地方看到点不顾一切的,虽然还是不正面的东西,就觉得是终究透着点人气了。我以为纵一点欲的时代总要比禁欲的时代亲切些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中国人的吵吵闹闹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麦当劳和肯特鸡和“名堂”

罗兰:说到饮料,我想起吃了。我是游手好闲者。这几天,去过很多家餐馆,但最让我吃惊的是麦当劳和肯特鸡的辉煌兴隆。本来,这种快餐店生意好也是意料中的事,我惊奇的是那些坐在里面的人的欢乐表情,像是盛宴在即。

鲁迅:作人是吃的专家,其实他于酒上的学问也不会输给杜拉女士的。

周作人:我对于这些年的吃法,是很落伍的了。新房子里买的东西,总不免让人生疑的。虽然这样说好像是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对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现在的麦当劳和肯特鸡店更是不敢进去,因为怕他们已到处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

鲁迅:我看海婴吃过一次。那些大大小小一模一样的汉堡包鸡块确实已在中国人的营养生活的所有环节中都崭露头角了:平板,黄色,小孩鞋底似的。一种快速而紧密的事食物。

张爱玲:其它食物在各种餐厅饭馆会不同,但汉堡包鸡块这些东西你是尽可以放心的,全世界都是一个样,却也童叟无欺。本来,中国人好吃,我是很引以为荣的,因为吃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一种生活艺术。但现在对美国人自称的“废料食品”这么甘之如饴,想想真有点“浮世的悲哀”了。我是一直打算着,几时路过荒村野店没办法的时候再吃的。

罗兰:但吃客却依然欢喜雀跃。所以在中国,麦当劳肯特鸡的功能不在于它们是一种快餐,是一种社会学的确认。你坐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一样的彩色凳子彩色桌子,你和周围的人分享着时间和空间。那些汉堡鸡块越相似,你越感到满足。虽然你们永远无法在这些食物上发挥想象,你们也永远不会失望,这恰是块餐店的逻辑。

鲁迅:还有,那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外国咖啡,远处是辛辛苦苦的行人。虽然是快餐店,但却是风行全世界的快餐店,感觉是异样的。

波德莱尔:进了快餐店,你就无需构思了,但我发现事实上汉堡包和鸡块在道德上相当低俗的。属于下等调情。汉堡包说:“你来吧,我保证你和别人一样的待遇。而且,我不贵,而且,我是干净的。”它们很容易在虚弱的人类中间,畅行它们那简易的恩惠。但也因为是低等的,在消费完了之后,它们是不让人怀念的。中国人对汉堡包和肯特鸡的需要也就仅止于日常的平凡的一次小纵欲。

周作人:大概上海人从肯特鸡麦当莱里出来,回家还是需要一碗泡饭来缓解一下的。所以我是至多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

鲁迅:我担心的是麦当劳等的横行将在这国家的美感和智力方面造成一种空洞,一种缺陷。但是我也许不该多说,多说了,一面固显得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这活血也是我的“时代错误”;另一方面也显得上海人太无聊,是招人骂的。

周作人:还有,麦当劳和肯特鸡这些店铺做的广告越是相当没有品位的,但居然风行,也是我落伍了。我那天走过,看他们店前画了一支硕大肥美的鸡,标示着里面食着的“乃我腿”,我心想,那可不是你的腿吗。智力不及中国乡间小儿,他们吃个平常螺蛳,还会唱:螺蛳过酒,强盗赶来勿肯走。

张爱玲:我怀念的且是从前那些“缠绵的名堂”。现在吃什么都是切切实实的:肯特鸡,汉堡包。不象《红楼梦》里吃个鹅,也是“胭脂脯”。

鲁迅:是啊,现在上海人即使是纵欲,也粗糙许多了。以前喝的是“苡米杏仁莲心粥”,现在就是“米汤”了。不过咖啡馆酒吧里的名堂倒是“香艳肉感”又“艺术”的。但那是人家的传统,中国人听着喝着,总是有点不知是为着杯中物呢,还是为着“血腥玛丽”。

张爱玲:这和时下的染头发或和前清的前刘海一样,是为着要做“人家人”。也或许是异域的性感吧。

杜拉:确实,异域是含有浓烈的色情因子的,但是像肯特鸡这种东西,既没有国度,又是那样光秃秃的食品,就像是脱衣舞女到全身赤裸时,也就无所谓性感了。所以,上海人要真是能在麦当劳肯特鸡上纵欲,那真是太有想象力了。或许是他们一边吃,一边在给这些脱光了衣服的食物穿上各种款式,吃一口,穿一件,是独特的中国式纵欲。那么,上海人可说是世界上最色情的种族了。

鲁迅:上海人的想象力是真有家学的。当年,一面救国,还一面彩票歌舞的。而且,上海人是走到哪儿都有剧场反应的,更何况,在这个花哨的世界里,还有报纸指南,告诉我们,某个伟大的作家,叫巴特先生的,喜欢穿蓝色睡衣,钟爱熏衣草香味,通常在一家快餐店,许是麦当劳吧,消磨他的午后六点。这样,上海人走进麦当劳,就仿佛是赴巴特先生的约了。

罗兰:这样我是更喜欢上海了。

波德莱尔:其实,这么多年,我在诗歌中,一直留着一个美好的国度,在那里,较缓慢的时间容得下更多的思想,那里,钟表以更深沉,更有意义的庄严声响在鸣报幸福。我一直把那个国度称为中国,而中国,对我而言,是上海。很久了,我一直不敢来,但终究是来了,说不出是甜蜜还是惆怅。

张爱玲:我却是离不开上海的。再脏乱再忧伤,到底是上海。走在街上,觉得什么都有我的份,太阳,声音,汽车喇叭,墙壁颜色,都是自己人。一想到有一天会听不到“阿哥格就是伊个!阿哥屋里就是伊屋里——从前格能讲……”,那真是要愁死的。

(许广平先生进来,说有另外的访客,大家便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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