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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不比天大也跟地球差不多,我这里只是上班无事随心所欲、随想随写、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随便跟大家聊聊天儿。叙述不完整的地方和错别字一定会很多,大家也就随便看看算啦。
要谈中国的和西方的文明竞争就必须谈一下军事竞争,也就必需先谈一谈人和武器的关系。
这里我说一点我自己的和哲学教科书不同的哲学。一个与题目有关的哲学问题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以为哲学教科书提到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如语言和制造工具)是属於量方面的。我以为人和动物的唯一的质方面的区别是人以同类为敌。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有以人为敌的人只是生物人,只与动物有量的区别,而与动物没有质的区别。这样的“人”只能服从人,是不能代表人和领导人的,或者说这样的人只是具有人的形状而不具有人的心灵和精神。
如果人类相亲相爱,人类就不会有原子弹,人类就会在大陨石前束手无策,人类就会在外星生物前束手就擒。人以同类为敌这个本性驾驭着人的行为。由於是同类,自然赋予的爪牙基本相同。人要在与同类竞争中获胜就只有发展身外之力:物者如器;精者如神。这就有了物质工具:用于和平叫工具(无形的如计划程序);用于战争叫武器(无形的如战略战术)。这就有了精神工具:用于和平叫道德;用于战争叫正义。强胜弱败,直至现在。
所谓“以弱胜强”是假象,其中的所谓弱者只是弱在有形的肉眼能看得见的部分。可怕的事实是,人们不都能看到“以弱胜强”中的所谓“弱者”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总和是大於“强者”的。这就是投降派的市场。所以,武器只是战争中最明显的部分。只见武器是强者败于弱者原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
人类文明竞争中的军事竞争是娱乐性比较大的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其实严格地从逻辑上来说军事竞争是不需要文明的和是远在地球上有了文明之前就有了的,因为动物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军事竞争。
人无非是动物的一种。人的生存就是一种动物的生存:DNA的延续。中国人的生存也是一样,中国人的DNA的延续。西方人也不例外。
人要生存就必须吃饭,所以经济永远都是一切(包括文化和技术)的基础。古代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种植业。种植业经济是中国文明的基础。种植业经济是以经营土地为基础的,而经营土地就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和束缚于土地。
古代西方的经济基本上是畜牧业。畜牧业经济基本上不经营土地,而是寻找和取得水草肥美的土地为生存的基本方法,而不经营土地就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不依赖于和束缚于土地。
因此,畜牧业经济扩张性比种植业经济要强。种植业经济的扩张性比畜牧业经济要弱的物质原因是种植业经济的经营土地的生产方式本身也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使得剩余的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扩张的人力物力相比畜牧业经济比较有限。
相比之下,畜牧业经济不经营土地。畜牧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寻找和取得水草肥美的土地,也就是扩张,或者说畜牧业经济就是扩张经济。
即便是已经几百年了的工业经济也是扩张经济,也就是说它一旦停止扩张就会死亡。这一点都体现在具体的大小公司身上。任何一个公司都是如此,必需不停地扩张,一旦停止扩张就意味着死亡。这也就是美国人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没事找事儿的原因所在:畜牧业经济本性所决定的。其实我都怀疑是否也有人种的成分在起作用(这个有种族歧视的嫌疑!我就不多说啦!)。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工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一样,它使人依赖于某种动物而生存。这种动物和人一样要生存就必须吃饭。畜牧业经济的动物需要水草肥美的土地。工业经济的动物,也就是众多的公司们也需要水草肥美的土地,其实是自然和人力资源肥美的土地。
甚至于就连西方的种植业,也就是西方的农业都是工业化了的。西方的农业的工业化不是它的规模和使用机器,而是它的肥料和种子,也就是说它的生产不是一个内在的循环。
一般说来,畜牧业经济的生产周期比种植业经济长,因为畜牧业的生产周期往往是几年而种植业的生产周期则是一年。种植业经济的生产周期又比工业经济长,因为工业经济的生产周期往往是以月甚至于星期的计算。生产周期短了,也就是说在同样时间里生产重复的次数就多了,因此进步的机会也就大了。这就是畜牧业经济比种植业经济长发展慢,种植业经济又比工业经济长发展慢的原因。
但是地球是有限的,扩张的代价也在增长。顺便提一句,毛主席的第三世界理论和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提高扩张的代价。举个例子吧,当年没有中国人在非洲做生意西方人的殖民主义都玩不下去啦。现在由于中国人要跟非洲人做比较当年殖民主义更公平一些的生意,西方人在非洲做生意或者叫扩张的成本就更高了。
中国文明比较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在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以前就实现了一个内在的循环,或者叫“和谐”。
人无非是动物的一种。人的生存就是一种动物的生存:DNA的延续。人要生存就必须吃饭,所以经济永远都是一切(包括文化和技术)的基础。由于地球是有限的,人要生存就必须首先有一个跟地球和谐吃饭的生活方式。
即便是将来人类走出太阳系,人们的所谓飞船也必须是一个(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也至少必须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内在的循环,或者叫“和谐”的环境。
我前面说了中国文明比较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在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以前就实现了一个内在的循环,或者叫“和谐”。
中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这么方法今天说起来都是被西方的所谓“宽容”的文明所不能接受的:用动物粪便做肥料!
顺便提一句,西方的所谓“宽容”其实不是什么“宽容”而是招降纳叛。这一点大家可以从一下事实看出来:来到西方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来接受西方价值观的而不是给西方带来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价值观的,特别是一旦有一些中国人由于自身有着与西方价值观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价值观发表不同意见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那你怎么不回中国或者去朝鲜呢!
最后说一下其实讨论中国曾经领先和现在落后的原因其实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首先,讨论这个问题指导未来的现实意义非常惊人的。其次,从哲学上看,特别是如果人类还有希望的话,就不应该有一个人种或者制度或者价值观一劳永逸永远领先。因为,如果一旦一个人种或者制度或者价值观一劳永逸永远领先这样的现象发生了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生命力在地球上的结束。
我上面提到的“其次”是简单的。我上面提到的“首先”也是简单的,但是需要解释一下。
我前面还提到了几千年以前就实现了一个内在的循环,或者叫“和谐”的方法:用动物粪便做肥料!
用动物粪便做肥料从而化废为宝不是本质是方法。用动物粪便做肥料实现了一个内在的循环才是用动物粪便做肥料这个方法的本质。
我开始就提到了人无非是动物的一种。人的生存就是一种动物的生存:DNA的延续。动物和人一样要生存就必须吃饭,吃了饭就会产生粪便。
我前面还提到了即便是将来人类走出太阳系的所谓飞船也必须是一个(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也至少必须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内在的循环,或者叫“和谐”的环境。
因此,在所谓飞船上,人的粪便应该是个宝贝,也就是说人的粪便在所谓飞船上是飞船内在的循环的一个环节!
当然啦,有人可以想象全部百分之百吸收而根本没有粪便的未来。但是人要生存还是必须吃饭,或者叫需要能量。那么这个能量是一个内在的循环要好一点,或者说更可能一点呢?还是这个能量是一个需要了就拿的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要好一点,或者说更可能一点呢?
如果人类可以找到一个能量是一个需要了就拿的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那么人类就可以沿着畜牧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永远这条路走下去。
如果人类找不到一个需要了就拿的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能量的话,人类就只好在一个大的或小的反正是在一个内在的循环的环境中生存,这个内在的循环的环境或者是地球或者是飞船。
不管现在人们操心的地球发烧是真是假或者即便是真的也未必有害,反正地球的资源不是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
因此,人类究竟是沿着畜牧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永远这条路走下去,因为反正到时候就一定会有新技术产生解决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类还是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内在的循环的环境,也就是“和谐”环境中生存(当然啦,这个内在的循环的环境或者是地球或者是飞船。)。选择前者就是西方的路。选择后者就是中国的路。
从哲学水平简单的和一般地说,中国的“和谐”具有循环性,西方的“扩张”具有无止境性;循环性具有存在性,无止境性具有前进性;循环性具有不进步性,无止境性具有毁灭性。
当然啦,要让中国的和谐和西方的扩张结合起来也是需要打的。不打不相识嘛。结合也必须是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叫均衡才何以结合,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有一方不配。只有旗鼓相当才可以谈结合,否则就是吞并。这就是中国的和谐和西方的扩张必须要较量的哲学基础。
因此,其实呢,人类生存的道路完全可能会是中国文明的和谐的循环性和西方文明的扩张的无止境性的对立的统一。
即便是有那么一天人类走上了这条中国的和谐和西方的扩张的对立的统一之路也还是会有应该会有斗争的,因为没有斗争就意味着死亡。合合分分嘛,“大凡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比必合”嘛。
有人喜欢说什么中国人没有哲学体系。啥叫哲学体系?有哲学体系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德国倒是有哲学体系,德国人却一直是欧洲人种族歧视的对象(一直到了希特勒才有所改变)。关键是要有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基本上不教哲学和逻辑,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不学哲学和逻辑的原因。每一个用处嘛。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首先,讨论这个问题指导未来的现实意义非常惊人的。
人就是要打要斗,不然的话就不会进步。中国古人如果不打就不会有《孙子兵法》。
想当年,西方各路殖民主义大军在征服了世界各地(其实是各地的人)以后到中国来会师。因为地球是有限的嘛,中国是西方各路殖民主义大军在征服了世界各地以后(其实是各地的人)的终点站!事实是西方各路殖民主义大军没有能够征服中国,其实是没有能够征服中国人,也就是西方的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没有能够征服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因为,如果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没有中国人的话,征服中国的这块土地就是易如反掌啦。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的复信(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在1930年1月5日发表)里的一段话: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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