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庭 –桦树 几个月前，我偶尔兴起，写了一篇调侃潘涌先生优越感的小文，于是就被贴上了什么红色公主的标签，而遭到众人的的憎恨。 为此，我很荣幸能让我今天有机会谈谈我的幼年，青少年时期和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自小资质聪颖，悟性很高，经过后天外界和自身的教育，变成了一个心胸宽阔，开明儒雅的人；他读万卷书，写一笔和书法家一样漂亮的字。我的母亲是个远近出名的大美人，异常漂亮，这是我们后辈的幸运。母亲是医生，尽管没有顶尖的医术，但她一生努力，尽责尽力。父母在青少年时期，就为了反抗黑暗，参加了革命，从此他们过着把脑袋掖在裤腰带里的艰苦危险生活，只为去寻找他们心中的光明。 我父母都十分简单，别人家里经常计较的事情从未在我家发生过，比如说金钱。 从我记事起，我父母拿到薪水后就平均分成4份：一份寄给我的姑姑，她丈夫去世，自己要养活6个孩子；一份寄给我的舅舅和大姨，我舅舅抗战时就是西海文工团团长，打仗受伤后，被调去管宣传工作。反右时期，为了凑名额，他就领导犯傻自报当了右派，罪名是批准演了剧目《宝莲灯》，从此发派到不毛之地劳动改造，没有收入，我当中学老师的舅母以微薄的薪水养活他们的4个嗷嗷待哺的幼儿。我的大姨新婚不久丈夫就因病过世，留下一个遗腹子，孩子初长成人也去参加革命，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后来大姨孤独瘫痪在床，由我母亲月月接济；第三份钱我妈妈交给我年仅十岁的姐姐，由她负责家里每个月的伙食，通常都是捉襟见肘；另外一份由母亲收起，以便不时之需。 我的少年时期，可以说受尽欺凌，四处漂泊，永远被逼迫在黑暗的角落。我去过劳改农场，五七干校，偏僻的小城，大深山沟的里插队，自八九岁起，我已经会做所有的农活；从我8岁到14岁中间我没有上过一天正式的学校，我更没有通过父母走后门当过兵找工作或上大学。工作以后，我也从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我的父母生活极为节俭，做人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他们从没有贪过污，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他们不是什么政治局高干，也没有什么特权。我父亲离休后，家里没有请保姆，父亲每天买菜做饭，还把我80多岁的大姨接到我家。我大姨患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当时搬动极为不易，父亲用两只胳膊在车上托着这个80多岁的老太太坐了4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家，当大姨不小心拉屎拉到裤子里时，都是我父亲主动帮她刷洗，从无怨言，直到送终。就连我妈妈都做不到。我现在一低头，想起的就是父亲在傍晚才去买菜讨价还价，一分一分地讲价；又一低头想起得是寒冬腊月，他每天清晨黑麻麻4点为我姐姐刚出生的婴儿去取牛奶，从不间断。 他那么节省，却一次一次地把工资寄给贵州深山沟那个根本不太了解的希望小学。我父亲死后，除了4万多元的丧葬费，我又加了一点给他买了一块墓地以外，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有他书房的那些藏书搬到了我的书房，还有给我留下了一根他的拐杖作为留念。父亲死亡我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可在遗体告别时却看到了四面八方来的漆黑的一大片哭泣的脸。 我看到的大院的孩子和哪里的孩子都一样，有好有坏，但大多数都是很好的人。 尽管我此生平庸，只是一个瘌痢头，但我多么地希望，我能成为我父亲心目中的公主。尽管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