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复校三十周年暨七七、七八级入校三十周年大会 校友代表的发言 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和校友：今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人大复校三十年，是七七、七八级同学入校三十年。为了三十年的纪念，为了同窗的情义，为了对母校的感恩，我们在此隆重集会。今天，不管我们来自哪个经度和纬度，不管年龄大小，不论职务高低，不管功败贫富，不管归来的路是否漫长，我们都为母校三十年的沧桑巨变而自豪，都为母校的辉煌成就而骄傲，都为老师忙碌的身影而感动、都为校友们热情的笑脸而欣慰。在此，我谨代表七七、七八级的校友，感恩、感动、感慨地发出肺腑之言：我爱你，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辛苦了，各位尊敬的师长！感谢了，为次这次聚会默默做出奉献的同学们！ 回想三十年前，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真理标准的讨论，对四人帮的审判，老干部的平反，包产到户、创建经济特区可谓开天辟地。而高考的恢复使我们成为一生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一代特殊人群。那是被耽误的十二届共计一千二百万人参加的空前绝后的世纪大考试，我们以百分之三的严酷比例被录取。可以说，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代大学生，大到三十三岁，小到十七岁，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磨难，经受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学，不同的出身，不同的职业构成了那一时期特殊的风景线。大浪淘沙，我们没有被淘汰，就在我们对前途近乎绝望的时候，改革开放即随之而来恢复高考使我们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大学生。 那时，人民大学刚刚复校，百废待兴。校舍、饭堂和阅览室被部队占用，我们只能在简陋的平房看书，在飞沙走石的操场吃饭，诺大的人大校园己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师生们忍无可忍发出了怒吼，几千名师生上街游行。环绕天安门广场，静坐新华门。最终部队撤走了。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中国学运史上唯一一次学生得以胜利的游行。 那时，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在人文荟萃的人大校园，人们言必称国事、天下事，行必谈反思、批判。对社会的积弊，历史的谬误，大家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正所谓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学们自由结社，自办刊物，发起了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总统大选！还记得，在那女不允许穿裙子，男不允许穿西装，男女共舞被看成是洪水猛兽的年代，老教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跳交谊舞，当我们踏着邓丽君的舞曲、把手臂伸向对方时，我们已经告别了那泯灭人性的清规戒律。 应该说，那时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贫乏到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蛋，三十斤粮票还有一半是杂粮。然而，物质的贫乏丝毫不能减少我们精绅上的富有。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能拜胡华、黄达、肖前、徐禾、高明暄等老先生为师，亲耳聆听这些学术泰斗的真传实教，他们学养深厚，教学严谨，见解独到，自成一家，在课堂上，有的老师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启蒙于澎湃之间，有的老师行云流水、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润物如潇潇春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语言，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之窗，听他们的课，如沐春风，如曝冬日，简直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人生享受，让我们心花怒放，忘记饥渴。除了专业知识，我们还从中学到了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学习方法，得到了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 我是法律系的，在学习反革命罪时，我结合校友张志新被冤杀的反革命案，提出了取消反革命罪的建议，得到高铭暄老师的支持，他说：“只要言之有理，立之有据，就要敢为天下先，1980年，我的学年论文《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公开发表，引起各界关注。当时一位高官批示：我们与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人民大学居然有学生要取消反革命，该当何罪？彻查！为此我差点成了反革命，幸亏高铭暄、王作富等教授据理以争，说我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又拿出了参加核试验进爆区荣立三等功的证据，以此证明我根红苗状，不会反党，此事才算平息。二十六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我国修改刑法，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但并没能够使我放弃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毕业典礼上，佟柔老师的一段话至今还响在我耳边，他说：“同学们，你们就要步入社会了，老师教的这点东西不够用，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三段论，“有法依法，无法依惯例，无惯例依法理”。我劝大家买一本《六法全书》，中国一定会走商品经济的路，商品经济涉及的问题，很多答案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这样的高瞻远瞩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83年，深圳搞经济特区，我放弃了央行优厚的待遇和令人羡慕的北京户口，只身来到当时只有五万人口的小渔村——深圳当了一名律师。我到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托人去香港买了一本《六法全书》，就是凭着这本书和佟老师的三段论，我在深圳创造性地处理了大量涉外法律事务，如第一宗外资母公司破产涉及内地资产清偿，第一宗涉外见证业务，第一宗民间仲裁案，第一宗涉外企业并购案等都带有创法的性质。1985年，我担任了深圳司法局的副局长并回北京招兵买马，我班三十八位同学中有十二位先后放弃在中央机关的高官厚禄随我南下来到了深圳，我策划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伙制律师所和个人律师所，参加了深圳政改方案的起草。1989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司法部又派我去香港法律公司，我又提议建立了委托公证人加章转递制度，解决了香港与内地间法律文书认证难题。2000年，我辞去司局级行政职务和32年工龄裸退到了深圳做律师，一切从零起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我冒险发起了深圳律师协会的改革，并因此成为第一位民选——直选竞选出来的律协会长。2005年，人大法学楼建成，虽然我的住房还在银行按揭，但我还是为人大法学院国际会议厅捐了100万元，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是人大学子，就应该回报母校。2007年，母校聘我为校董，真让我受之有愧，诚恐诚惶。 作为三十年前人大校园播下的种子，我和各位校友一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见证而且还参与创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这让我无比自豪。我相信各位校友，无论成绩几许，命运如何，这些年我们都尽力了。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师长，无愧于母校。今天，许多同学成功了，正如郭凡生同学所说，仅仅从场外停着的几百辆汽车就可以证明。但我们应该保持清酲，应当好好反思： 今天，来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党政机关的官员，加在一起领导的人口据说有好几千万，但是，在这众多的领导身上，是不是多了当年没有的官气？ 今天，还来了不少成功的企业家，据说凑凑钱就可以盖几个人民大学，但是，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是不是多了当年不曾有的铜锈味？ 今天，会场上坐着不少成名学者和大师，据说，不提他们的名字和文章，今天中国的许多课程就没法讲。但是，今天能有几个人还能像当年罢课时那样，敢于向世人诉说真情？ 最后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们因毕业于这所伟大的学校而自豪，母校也因为我们的成绩而骄傲，然而，也给我们带来连串思考：如何保持晚节，无愧于“人大人” 的称号？如何实事求是，秉诚人大的校训？如何对得起七七、七八的称谓，带好师弟师妹，使人大的传统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当然了还包括如何善待自己？我们都己走过不惑之年，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校友中已有王小波、田文、纪刚等几十位校友先我们而去，给我们今天的聚会带来抹不去的悲凉。我相信，对一些校友来讲，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校友聚会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因此，我提议大家珍惜这次聚会，畅叙友情、引水思源、真诚以对，用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迎接未来。同学是最值得托付的，它不需要黄金储备，是金融海啸也不会令它贬值的硬通货。让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校友们共同珍惜的岁月里永远铭记，永远鲜活！让我们大家再同学一百年！ （法律系七八级 徐建 二00八年十月二十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