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顿·尼文·怀尔德(Thornton Niven Wilder，1897—)，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的诗学特约教授，在今天的各种相关文学史上受到了尊敬和忽略。他的中篇小说《圣路易斯桥》和剧本《我们的小镇》先后获得了1927年和1938年的普利策文学奖，由兰登书屋评出的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名单当中，《圣路易斯桥》排在第37位，比海明威、戈尔丁、奈保尔等诺贝尔奖得主的代表作，位置还要靠前。

　　和约翰·赫西一样，怀尔德的青少年时代也是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的，1965年，他荣膺了美国首次颁发的文学勋章。“就像什么乐器在空房间里被猛地扯断了弦一样，”一个矮小的红头发修道士目击了这场断桥事件，他从意大利远道而来，在秘鲁向印加族土人传教，不曾想就碰见了这场灾难的画面。小说的开篇文字倒有点近似《百年孤独》的结尾，这座“看来属于永恒不朽之物”的圣路易斯桥，它的断裂也就仿佛马尔克斯笔下的一阵飓风或者加缪描述的鼠疫，是上苍对于麻木的芸芸众生的严厉惩罚，所以，桑顿·怀尔德骇人听闻地安排了一系列“神的行动”，断桥事件之后频繁降临的是持续的海潮、地震、楼塔的倒塌和蔓延到各个省份的瘟疫。

　　“人类如果不是生于偶然，死于偶然，那么人类就是生于必然，死于必然。”圣路易斯桥的崩溃事实上也就是爱心的落空和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平等相处酿成的苦果，投以桃李，当琼瑶相报，然而世上更多的是忘恩负义和鲜廉寡耻。无论是母女兄弟、师徒主仆，还是男欢女爱，似乎总有一方是被动地接受，另一方却只管热情地赠予，这种单向度的汹涌的感情洪流，总有一天会冲破堤防，堤毁人亡。我喜欢《圣路易斯桥》、《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屋顶轻骑兵》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们揭示了同一个道理，比起意外事故和贫穷疾病更可怕的是人心的麻木和良知的泯灭。

　　《圣路易斯桥》乍看起来，仅仅是记载了“那次断桥事件中五个殉难者的生平，收集了成千上万的琐事、轶事和证词”，其实它的写法非常有启示意义。伟大小说的结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史诗画卷式的，追溯个人、家族或地区的生老病死与兴衰，例如《约翰·克里斯朵夫》、《布登勃洛克一家》和《百年孤独》；还有另外一种取巧的办法，就是截取历史或日常生活场景的一个横断面，采用分镜头显示，造成万花筒式的奇妙效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和怀尔德的《圣路易斯桥》皆是如此。

　　“有一个生者的世界，还有一个死者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就是爱，只有爱才是惟一的幸存者，只有爱才真正有意义。”怀尔德在这篇经典小说的结尾告诫我们读者，任何脱离人类共通的情感而进行的凭空想象都是不成立的，即使真有这样的作品，也是一具行尸走肉，必将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