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故事片开始生产后，将近4年的时间中，大部分影片是随着政治气候不断变换着主题定位。不过，也有一些影片对于当前的政治斗争动向的反应，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或许由于这些影片的主题，能够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加之艺术水平较高而博得各方喝彩，几乎所有的重拍影片，《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以及新拍摄的影片《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车轮滚滚》等都是此类。这些影片有两个共同点：一、大部分是革命历史题材，歌颂的是老一辈革命者在创建和保卫新中国政权过程中的丰功伟绩，自然为老干部们所认可；二、这些影片凸显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时也加入一些不疼不痒的路线斗争，符合江青反复提出的“文艺作品要表现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尽管不是她所要求的与“走资派”的斗争。《闪闪的红星》和《南海长城》就是这类影片的代表作品。

　　1972年，在历经“疾风暴雨”般的剧烈震荡后，折腾了整整7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深喘了一口气，中国政局暂时处于一种平缓的过渡状态。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后，从1972年年初开始，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悄然实行了一场以纠正左倾思潮为目标的整顿行动，教育、工业、科技等各个行业缓慢而又鲜明地发生着喜人的变化。与此同时，解放干部的步伐亦迅速加快，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一时间，国内政坛暖风频吹，春意盎然。久经多次运动“考验”而嗅觉异常灵敏的平头百姓，也朦朦胧胧地有了些察觉：老传统似乎又受到重视了！

　　1972年10月，文化组在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就是小半年，来自八一、长影、北影、上影、新影等制片厂的10个样板戏影片摄制组主创人员和厂负责人，汇聚前门饭店，白日批林整风、谈经验道体会，晚间看参考片、论大好形势，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创作实践也理论化为一套套“三突出”的口诀，成果可谓辉煌耀眼。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两次接见了与会代表，虽然领导人间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各怀心腹事，在电影多与少、是与非的问题上公开争论，但却显示出中央对于文艺的重视程度的确是空前的。

　　1973年3月初座谈会结束后，从领导到主创人员，抖擞起精气神儿，读小说看话剧，为故事片创作挖掘题材。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京剧）等摄制组组长兼摄影的张冬凉，一日无意中听到中央电台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闪闪的红星》，他感觉不错，忙找了小说细看，觉得很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他即刻向厂革委会主任彭波作了汇报：“这部小说基础很好，能不能上？”

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于“文革”中，政治上可以打保票；又是儿童题材，恰巧江青也有动议，何乐不为？只是在业务上尚需专家考定雕琢。彭波当即透了底：“总政交待，电影的事，以后可以找找陈亚丁。”

　　陈亚丁，50年代末调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在部队里颇有名气。“文革”中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当时，刚刚平反获得解放，暂时闲居家中。张冬凉住在京郊六里桥的八一厂宿舍，陈亚丁住在市中心景山后街的总政住宅，几个来回跑下来，两人的意见取得一致。随即，八一厂向总政和文化组申报了选题。1973年下半年，文化组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创作组，确实由陆柱国、王愿坚、张冬凉、王苹、曹欣、陈亚丁负责小说改编，并从南京军区借调了小说作者李心田来厂共同写作。李心田到组后介绍经验时说：“写小说，有几个字很明确，‘想、盼、找’。”剧本初稿就是按这个路子来构思，由60年代初曾经在赣南生活过一年的陆柱国执笔，他在4月中旬，仅用14天就完成了。随后，剧本经过反复讨论，大改过两次，到7月底定稿。

　　在此期间，摄制组也成立起来，确实由张冬凉任组长，李俊、李昂导演、张冬凉、蔡继渭摄影。摄制组一成立，张冬凉就带领着摄影、导演去江西婺源山区体验生活、选择外景地。

　　婺源离景德镇市数十公里，是革命老区，30年代初方志敏的红十军就曾在这一带活动，建立了以婺源为中心的红色政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为策应中央红军西征，红十军组成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黄山，撤出了根据地，婺源百姓惨遭国民党正规军和还乡团的杀戮，广大红区村村有绝户，家家埋死尸，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体验生活一个多月，摄制组满载而归。导演、摄影寻到了青山翠谷、溪流潺潺、离景德镇20多公里的鹅湖做外景。谁知回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冬凉被江青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全压在了李俊的身上。

　　李俊早在“文革”前就已出道，因编导了《回民支队》、《农奴》等影响巨大的影片而名扬影坛。“文革”中他的影片遭到批判，被关进牛棚一年多，整日挨批斗，一开会就被勒令念读毛泽东1949年为敦促国民党投降而写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然后就是认罪、反省。1970年他去了河北高阳县的“五·七干校”，这里四周布满警卫，个个荷枪实弹，日夜监防，明言要跑就开枪。李俊属于干校劳改队的编制，却没有干校学员的待遇，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他的，晚间挖泥土，蚊子叮咬满腿起一层的红肿泡，歇工后自己用尿素和上水涂抹止痒……1971年10月1日，李俊牛棚解禁离开了干校，被下放到白洋淀，住在农村彻底当了农民，也算平了反，落实了政策。对于这段劫难，李俊很想得开，“文革”初期他在总政排演场挨批斗，眼见总政领导肖华、刘志坚等一批军队高级干部同遭批判，甚至被按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名曰“永世不得翻身”，自己一个大头兵又算得了什么！心头并不怎么记恨。不过，下放农村时，他下决心不再干电影了。他召集家人开会，对妻儿郑重地说：“你们谁愿意和我一起下农村就来，这一辈子我就在农村扎根了。”

　　李俊对农活很有兴趣，平日里拢地除草、栽苗施肥，干得津津有味儿，学着老农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一份儿宁静的心境，求一个悠然的生活。哪知厂里偏要他重执旧业，一纸命令下达田头，军人以服从为本，他又回到了电影这块“伤心地”。张冬凉离组后，彭波把他找去交待任务：“在组里由你任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行政、思想、业务一把抓。摄制组马上出发，到外景地改分镜头本子。”

　　“文革”时期，电影界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叫“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水平低、功夫不到家可以谅解，但立场要站稳、站高，而测试诚伪的标志就看计划能否马上化为实际行动。1973年9月下旬，摄制组点齐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外景地。

　　李俊虽是“三位一体”，却懂得超脱的窍门，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遇到组内不同派别的人打派仗发生纠纷时，更是置身事外，决不参与。他将手中的权力尽量下放，党务交给副手去做，副导演师玮就专职负责挑选、指导小演员的工作。

　　师玮是“文革”前影坛少见的少女型明星，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等多部影片，表演乃行家里手。选演员成年人有的是，几个主要配角，宋大爹选了名角高保成，冬子妈用了新人郑振瑶，胡汉三则由反派明星刘江出任，都是一谈即成，另一个演配角春伢子的小演员也很快找到了。惟独男主人公潘冬子的角色，在剧本阶段就已定了位，要把他塑造成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式的人物，按照“三突出”理论的要求，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小演员是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气质、形象、艺术感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究竟能打多少分。师玮等几位副导演在北京市内一些小学跑断了腿，百余个孩子看下来，一无所获。碰巧，“五·一”节各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在学校的演出，让北京电视台看中，在电视里播放时引起摄制组的注意。小演员浓眉大眼、双颊浑圆，显得格外精神活泼，李俊当即拍板，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两位小演员进组，由师玮负责调教。拍儿童影片，最难的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中，假做真来以真乱假，让孩子们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他才能投入进去。开头的几场戏进展极不顺利，师玮平日给两个孩子读剧本、讲故事、拉戏，言传身教花尽了心血，可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一场重头戏时，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这天到了现场，一片肃穆庄严的气氛，师玮苦口婆心，拉着小新运慢慢启发他：“爹走了，妈死了，你剩下一个人可怎么办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说到伤心处，师玮自己入了戏，哽咽着哭了。这时，小新运却觉得挺好玩，“扑哧”一笑，全场顿时哗然，一下子就把这天的计划全砸了。

散了场，李俊正式找祝新运“谈话”，他皱着眉，黑着脸，口气硬邦邦狠狠地训了小家伙一顿，话到恶处时，干瘦的面颊上竟泛起了青光。小新运害怕了，自那以后，再说戏就不走神儿了。

　　祝新运聪明好学，也很有孝心，在北京时，遇到组里改善伙食，碗里多了几块肉，他舍不得吃留了下来，李俊问他为什么不吃，他捧着碗认真地说：“李伯伯，你不知道，我家里经济不算好，这点肉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吃！”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新运小大人一个，颇得大家的疼爱，在组里很有人缘，常常有人热心地为他支招儿，教他怎样演戏。每遇这样的热心人，小家伙总是一扭头，硬邦邦地说：“你和李伯伯说去。”显得很有主见。戏演得多了，小新运越发自信，影片中有一场戏，冬子母子俩夜半聊天，思念随红军长征而离家的父亲潘行义，冬子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给趴在床上的冬子唱《映山红》。剧情要求冬子在静听妈妈的歌声中，慢慢流出热泪，以表现对远征的亲人的思念。开拍前，考虑到这场戏时间长感情不易保持，化妆师问：“冬子，要不要点眼泪？”小家伙大声说：“不用！”果然，一到点儿，自己就哭了，且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1973年11月，摄制组按计划完成外景拍摄，总共100多个镜头，又拉回北京准备拍内景戏。初冬时分，京城已是万木凋零，寒风迫人。摄制组时运不济，正好赶上了文艺界大批“黑线回潮”运动。这场运动，作为从1974年元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分支，起因于对影片《园丁之歌》的批判，是江青集团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主持的纠正左倾错误思潮的整顿工作的大反击；《闪闪的红星》也因此从文艺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最终发展成为批判总政阎王殿，张春桥取代李德生，入主总政任主任。

　　八一厂是总政直属单位，彭波是由李德生调来出任厂革委会主任的，自然亦难幸免。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说“彭波不是好人”，引发了八一厂批判运动，他被轮流批斗，交待“罪行”。最后被调离八一厂前往南京军区任职。经过一番风雨，八一厂组成了以陈亚丁为首的党委会，负责全厂一切工作。

　　“文革”时期，政治上奉行的是血统论，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闪闪的红星》是彭波任职时上马的，因而也受到株连。首拍的样片经党委审看后认定：水平不高，有些戏不完整，人物表演问题较多，有唯美主义倾向。李俊是“三位一体”，负有责任，厂里召集主创人员七八个人，开了一个礼拜小会，要导演和摄影作出交待。李俊反复检讨，可就是过不了关，组里也有人打起窝里炮，说他“讲得不深刻，要好好挖挖根子”。开完小会，又召开有各科、室代表参加的全厂大会，100多个人，大家万炮齐轰，非要李俊把“黑思想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逼急了，兔子还咬人，李俊倔劲儿上来，愤愤地说：“你们说影片是黑线回潮，我老实告诉你们吧，我这不是黑线回潮，而是在潮里，我还没下来呢！”

　　不过，对于黑线回潮的批判厂里还是很有分寸的。由于在影片的筹拍过程中，有陈亚丁等多人参与业务工作，所谓投鼠忌器，也不能一棍子打杀。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影片重新拍摄，剧本又作了一次大修改，张冬凉向编剧们提出：“你们思想上是否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陈亚丁也说：“不要怕写高了，是怕写不高！”领导指明了方向，编剧们在改编中突出矛盾，激化矛盾，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上再下功夫，摆脱了“想、盼、等、找”，而突出了“斗”。原稿潘冬子出场，是同胡汉三地主崽子斗，陈亚丁说“起点还不高，要一开始就同胡汉三斗”；再有，米店一场，发动民众造反，冬子的行为够得上英雄了，陈亚丁说：“动作够了，内心不够，不要怕把冬子写高了。”大家又设计了小冬子和椿伢子望北斗星的一场戏，又高了一步。陈亚丁为剧本定性：“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性，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根据这一思路，妈妈牺牲时，原来只让冬子叫一声：“妈妈！”现在改为冬子阻拦群众救妈妈，说：“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样处理，冬子的形象是“高大”了，可是，一些表现儿童行为的动作却毁掉了，比如王愿坚设计了冬子在米店写“售”字时，用黑笔向椿伢子脸上抹的情节，表现他的调皮，有人开玩笑说：“你真是给英雄脸上抹黑呀！”吓得他赶紧取消了，从此，“想让冬子出点错”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

　　摄制组进行了调整，仍然让李俊负全责，并将剧本创作组的王苹调进摄制组，以加强领导班子。演员也作了微调，弃用郑振瑶，陈亚丁推荐了一位演员，李俊看了她的戏，感觉不好，没用，自己定了李雪红。陈亚丁本以为满有把握，不料却被导演驳了面子，沉着脸发牢骚道：“我是眼睛瞎了。”李俊听了，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嘀咕道：“瞎了就瞎了”，一扭身扬长而去。

　　启用“文革”前名震电影界的著名女导演王苹，党委冒了一定的风险。50年代，她与江青因一些事情不合，恩怨难断，“文革”中由此遭难，头上的高帽顶顶浓黑，早已被打倒在地。现今刚刚解放，落实了政策。她的影片，一向具有浪漫气息，其中50年代拍摄的《柳堡的故事》清新优雅，一曲“九九艳阳天”更是明快轻盈，正对了《闪闪的红星》的路子。党委确定让她加盟导演组，乃慧眼识珠，实为明智之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面对党委的任命，王苹无法推脱，只提出一条：“我可以搞这个戏，但不挂名”，以免又惹祸端。

　　1974年2月底，剧本定稿。4月初，摄制组大队人马二下江西，到了鹅湖外景地，正是油菜花黄遍地金，青山绿水交相映的大好时节。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净化了刚刚从“阶段斗争”火线上撤离出来的创作人员的心灵，陶冶了人们的情感，大家群策群力，一门心思搞创作，抛去杂念的创作者们，往往能迸发出智慧的光芒。《闪闪的红星》摄制于“文革”中期，“三突出”僵硬死板的理论，不能不对影片的创作产生影响，然而，导演们却能够在自然的山水间寻得一分浪漫、一点抒情。

影片的华彩段落，是宋大爹送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侦察员的一场戏，剧本只有一句话：“一只竹排顺江而下”，只是个过场戏。陈亚丁说：“笔墨不要太多，可否设计一个像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的场面？”于是，摄制组在这里大作文章，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冬子蹲坐船头，宋大爹持长竿稳站在船尾的镜头；清澈的江水，时而疾进时而缓行的竹排，两岸缓缓移动的巍巍青山，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动画面，再配之以抒情男高音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优美旋律，形成了人情、诗情浑然一体的音画意境，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经典段落。关于这首歌的歌词，李俊在导演本中曾写了一段：“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但是，大家看了，觉得冬子年龄小，“满江红”太过了，就改成了今天观众熟悉的词儿了“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初夏时节，摄制组完成了外景拍摄，再次拉回北京拍内景。党委审看了样片，评价不错，确定将其作为向建国25周年的献礼片。相对而言，内景戏难度比外景更大，人、财、物要有绝对保证。陈亚丁拍胸脯打了保票，只要李俊专心拍戏，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要什么给什么。他是厂里一把手，权重位高，拍片有困难一句话就解决了。为了保障影片拍摄质量，他干脆到摄影棚现场办公；攻关阶段，五天五夜陪在棚中，寸步不离。当时，人们累得坐下就打盹，可是，有领导做榜样，上下一心，《闪闪的红星》按计划完成，八一厂终于推出了“文革”中的第一部故事片。九月金秋，天高气爽，正是收获的季节。《闪闪的红星》送审国务院文化组，经组长吴德、副组长于会泳及一年前在江青倡议下成立的五人“创作小组”（包括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李德伦、谢铁骊）审看后，拍案叫好，其中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更觉兴奋，毕竟管电影不到一年便有佳作添彩，出了成绩。意外之喜竟使文化官员们一改谨慎小心的办事作风，未经中央领导审查，即将影片定为向国庆25周年献礼的重点片。这一举动，打破了惯例：按照“文革”时期的审片制度，任何影片均先由文化组审查，通过后送中央负责文艺的有关领导审查，然后才能公映。这条规定在1975年四届人大恢复成立文化部后才作了修改：影片的审查权下放到文化部，不再过中央领导一关。1974年10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立马火暴走红。与当时教化为主的各类文艺节目有所不同，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也是生活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然而主体内容却是以一种舒缓轻快的调子来展现的，大量的风景镜头，带出了满山青竹、遍野映山红，小小竹排游江上，声声鸟鸣乱山林，优美景色、清新之气迎面扑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闪闪的红星》（主题曲）等插曲，曲调通俗，旋律明快，人们更是竞相传唱，还成了中小学音乐教学曲目。更抓人的是祝新运出演的潘冬子，虽说人物设计上受“三突出”理论的影响，言语举止超出了实际年龄，可是演员胖乎乎的稚嫩脸蛋和一双清澈照人的大眼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总是吹胡子瞪眼睛作革命状的各种英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耳目一新。《闪闪的红星》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不是靠舆论吹出来的，影片在八一厂“五·七”干校大农场上放映时，银幕的两侧都坐满了人；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竟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影院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轰动效应带来了极丰厚的经济收入，钱赚得狠了！当时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概70万元，《闪闪的红星》的盈利远超过此数，仅北京一地，拷贝就售出八九个，全国加起来，虽然每张电影票价仅五分钱，却也创了历史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