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五味就“德治与法治”讨论得如火如荼，忍不住斗胆也和柠檬掰扯一回。

柠檬说“其实心治则人治，人治则天下治，不论民主、君主，道理都是一样的”。没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治法不同，所得人心不同。这就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几乎是同时代的智者，两人分别对中西方文化及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并都持续了两千多年。那么他们在治理人心上有什么差异呢？恰好有两个类似的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论语》中讲-----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翻译过来就是-----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告发了”。孔子说：“我们家乡的正直人与你们那的有异，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那么儒道提倡“父子相隐”的道理是什么呢？是欲求子孝，父必先慈。并且还认为，父不隐便是伤教破义，子不隐将长不孝之风。那我们现代人当然要问一声这是怎样一个“教”？怎样一个“义”？又是怎样一个“孝”呢？

这里的父慈是为了子孝，有利益所求，非无私之爱，有恩义，失正义，故仗义直言便不可能。而家风由父，这就是言传身教。苟不教，性乃迁，而教之道，尤为重要。在此种“父子相隐，直便不失其道”的圣言影响下，再加上以那样的父为榜样，所教化出来的子弟们的孝道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五四”运动反旧思想旧传统之时，所谓“孝道”是首当其冲的。

再来看下《欧绪弗罗》中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洋人对话一贯比较罗嗦，远没有中国古文言简意骇，我来概括一下大意。

一日苏格拉底与欧绪弗罗在法庭入口处相遇，欧绪弗罗告诉苏格拉底因为他父亲犯了杀人罪，他要状告高堂（实际是过失致死）。苏格拉底听后困惑地问：“他杀的是家人吗？” 欧绪弗罗说：“你在和我开玩笑吗？难道死者是否家人会使杀人行为有区别吗？”他并说，因为他精明大义，所以懂得怎么做才是对神的虔诚。苏格拉底就问：“怎么做才算虔诚呢？”他说“所行使神喜悦就算虔诚，反之就不是。”苏格拉底就说了：“神与神还为对与错、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斗得不可开交莫埃一是呢，你又如何做得到使众神都喜悦呢？”苏格拉底又问：“虔诚之事是因为诸神赞许了而算虔诚呢？还是因为它是虔诚的而被诸神赞许呢？”

那位一心要取悦于神的欧绪弗罗自认为学问大，事事洞明与众不同。然他所讲却是当时大众的普遍观念。而苏格拉底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根本，善之所以为善并非取决诸神的赞许，而是因它是善诸神才赞许它。

以上两个实例充分表明了在大义灭亲上两位先贤的不同看法。而柠檬在承认这种不同的同时却一口咬定“在中国人本文化中，老百姓内心深处尊从的是「情理」而非「法理」。中国人讲‘通情达理’，情在理先，有理无情，中国人内心不接受这个东西。”他这两句话太武断太偏激，我要说几句。

一、“情”是有区别的，是私情还是共情？所谓共情即健全的法理，它是公认的情理；而私情就因人而异了。他人的私情可不是人人都能不顾法理而接受的。例如那些贪官口口声声都说是为了下一代；再例如那些权贵的子女犯法后，家长不择手段甚至嫁祸于人地去庇护。还有阿扁一家的贪渎、互隐、乃至欺骗社会。。。这些你所谓的“情在理先”之事老百姓就真的都能“通情达理”到可以接受了吗？

二、“有理无情，中国人内心不接受这个东西”。这个结论只是你揣测出来的。退一步讲，假设你说得是个事实，那也是因为老百姓被统治阶级洗脑洗了上千年所至（这功孔老夫子当然有份）。

可是你接下来就说“但在中国，轮不到法来做老大，法的逻辑只有在少数长期受西方教育的人内心中，才变为一种真正的自觉，因为理性使然。但你想让中国的草民也和你一样，那根本就是白日做梦画饼充饥纸上谈兵异想天开的莫名其妙”。你怎么能证明草民就没有理性，就难于接受呢。既然少数人可以在短期内理性的接受，那么对大多数人加以时间去教化当然也行。如果得法，德治法治双管齐下，我以为用不了上千年，只需百年即可在观念上有很大转变。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有决心去做，而不只是空喊口号，充面子蒙世。

三、就算老百姓象你说的，拒不接受“法理无情”。那就对了嘛？如果错了，就不能改改嘛？人多势众就一定真理在握吗？就必须顺乎这不合理的民情吗？

四、你将“‘通情达理’，解释为情在理先，我觉得很是不妥。

最后要说的是，我承认孔老夫子是圣贤之人，孔孟之道存普世真理。但是，那也并不能因此而使我盲目地全盘接受。五四时期固然有很多激进的情绪，但那时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扬祖国的传统优良文化本身是好事，但是因此而拒绝接受其他的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就情理不容了。

这几天五味就“德治与法治”讨论得如火如荼，忍不住斗胆也和柠檬掰扯一回。

柠檬说“其实心治则人治，人治则天下治，不论民主、君主，道理都是一样的”。没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治法不同，所得人心不同。这就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几乎是同时代的智者，两人分别对中西方文化及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并都持续了两千多年。那么他们在治理人心上有什么差异呢？恰好有两个类似的实例很能说明问题。

《论语》中讲-----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翻译过来就是-----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告发了”。孔子说：“我们家乡的正直人与你们那的有异，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那么儒道提倡“父子相隐”的道理是什么呢？是欲求子孝，父必先慈。并且还认为，父不隐便是伤教破义，子不隐将长不孝之风。那我们现代人当然要问一声这是怎样一个“教”？怎样一个“义”？又是怎样一个“孝”呢？

这里的父慈是为了子孝，有利益所求，非无私之爱，有恩义，失正义，故仗义直言便不可能。而家风由父，这就是言传身教。苟不教，性乃迁，而教之道，尤为重要。在此种“父子相隐，直便不失其道”的圣言影响下，再加上以那样的父为榜样，所教化出来的子弟们的孝道就可想而知了。当年“五四”运动反旧思想旧传统之时，所谓“孝道”是首当其冲的。

再来看下《欧绪弗罗》中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洋人对话一贯比较罗嗦，远没有中国古文言简意骇，我来概括一下大意。

一日苏格拉底与欧绪弗罗在法庭入口处相遇，欧绪弗罗告诉苏格拉底因为他父亲犯了杀人罪，他要状告高堂（实际是过失致死）。苏格拉底听后困惑地问：“他杀的是家人吗？” 欧绪弗罗说：“你在和我开玩笑吗？难道死者是否家人会使杀人行为有区别吗？”他并说，因为他精明大义，所以懂得怎么做才是对神的虔诚。苏格拉底就问：“怎么做才算虔诚呢？”他说“所行使神喜悦就算虔诚，反之就不是。”苏格拉底就说了：“神与神还为对与错、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斗得不可开交莫埃一是呢，你又如何做得到使众神都喜悦呢？”苏格拉底又问：“虔诚之事是因为诸神赞许了而算虔诚呢？还是因为它是虔诚的而被诸神赞许呢？”

那位一心要取悦于神的欧绪弗罗自认为学问大，事事洞明与众不同。然他所讲却是当时大众的普遍观念。而苏格拉底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根本，善之所以为善并非取决诸神的赞许，而是因它是善诸神才赞许它。

以上两个实例充分表明了在大义灭亲上两位先贤的不同看法。而柠檬在承认这种不同的同时却一口咬定“在中国人本文化中，老百姓内心深处尊从的是「情理」而非「法理」。中国人讲‘通情达理’，情在理先，有理无情，中国人内心不接受这个东西。”他这两句话太武断太偏激，我要说几句。

一、“情”是有区别的，是私情还是共情？所谓共情即健全的法理，它是公认的情理；而私情就因人而异了。他人的私情可不是人人都能不顾法理而接受的。例如那些贪官口口声声都说是为了下一代；再例如那些权贵的子女犯法后，家长不择手段甚至嫁祸于人地去庇护。还有阿扁一家的贪渎、互隐、乃至欺骗社会。。。这些你所谓的“情在理先”之事老百姓就真的都能“通情达理”到可以接受了吗？

二、“有理无情，中国人内心不接受这个东西”。这个结论只是你揣测出来的。退一步讲，假设你说得是个事实，那也是因为老百姓被统治阶级洗脑洗了上千年所至（这功孔老夫子当然有份）。

可是你接下来就说“但在中国，轮不到法来做老大，法的逻辑只有在少数长期受西方教育的人内心中，才变为一种真正的自觉，因为理性使然。但你想让中国的草民也和你一样，那根本就是白日做梦画饼充饥纸上谈兵异想天开的莫名其妙”。你怎么能证明草民就没有理性，就难于接受呢。既然少数人可以在短期内理性的接受，那么对大多数人加以时间去教化当然也行。如果得法，德治法治双管齐下，我以为用不了上千年，只需百年即可在观念上有很大转变。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有决心去做，而不只是空喊口号，充面子蒙世。

三、就算老百姓象你说的，拒不接受“法理无情”。那就对了嘛？如果错了，就不能改改嘛？人多势众就一定真理在握吗？就必须顺乎这不合理的民情吗？

四、你将“‘通情达理’，解释为情在理先，我觉得很是不妥。

最后要说的是，我承认孔老夫子是圣贤之人，孔孟之道存普世真理。但是，那也并不能因此而使我盲目地全盘接受。五四时期固然有很多激进的情绪，但那时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扬祖国的传统优良文化本身是好事，但是因此而拒绝接受其他的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就情理不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