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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性的爱情 --关于林黛玉的人生哲学
送交者: 未来有梦 2002年01月15日16:19:31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一
                 
  《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的晴雨表,记录着一段由盛转衰的历史。古老的红楼,奠基在先辈们的躯体和功勋之上,“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焦大爷原本说的不差。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代人来说,红楼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既维系着他们骄奢淫逸的享受,同时也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但在“赫赫扬扬,已历百载”之后,红楼终于岌岌可危了,“忽喇叭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切都乱了,生活在其中的主人们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现实抉择。

  卢卡契认为:“伟大作品的基础,是赫拉克里特所谓‘醒觉者’所共有的世界,是这样的人们的世界,他们在社会上苦斗,他们互相搏击,彼此扶持或彼此对抗,却并不被动的反应。”(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页)这也是作为艺术作品的《红楼梦》所要展示的。曹雪芹以其巨大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在红楼崩溃面前各种人生理想的冲突的图景——一出人间活剧。

  在古中国,我们知道,统一和稳定历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太平盛世和英明君主的标志就是河清海晏九州一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一旦转化为对个体存在的设计,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个体性和主动性,使人的“自己”不见了,个体、人格、自由被各种各样的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几乎没有丝毫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空间。于是,我们的先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社会身份之不同,而没有精神个性之差别,尤其是贵族家庭:公子是读书求仕,荫袭祖爵;小姐则深闺静守,择婚而嫁,子子孙孙,莫不如是。

  当然这是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条件的,并且家庭必须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不幸的是,当林黛玉进贾府时,贾府已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蠹却也尽上来了”。贾府的没落不过是传统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奏和象征,现实的困境迫使每个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传统文化及整个上层建筑制约力的相对松弛,又使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下面拟就林黛玉对爱情的理想冲突来诠释林黛玉的人生哲学。
                 
  二
                 
  爱情之所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正因为她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和实现形态,因此才涵蕴着亘古常新的审美潜能。宝黛爱情就不能从通常的意义上来理解:在贾宝玉,是他走向存在的实现,也是其逃避真实的契机;在林黛玉,则是她短暂生命的救难方舟,同时也是她在崩溃面前成功而痛苦的选择。

  尽管黛玉清高拔俗,远离尘表,对贾府的现状却不乏清楚的认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毫无疑问,这显然不是黛玉注意的中心,她双亲早逝,寄居贾府,真纯独特的个性不能自由的发展,况“生来有不足之症”,“五内都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意”,每每临风洒泪,望月自伤。外部环境和内在天性都注定了她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黛玉的特点是把某些具体的生活遭际泛化为整个生命情调和生活风格,用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术语,黛玉往往不是对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惧”,而是弥漫到全人格的对生存本身的“畏”:……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红楼梦》片段)

  每次与宝玉斗气,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总要引发为普遍的人生悲剧意识。这一心理定势,使整个家族的现实危机在黛玉这里转换为个体存在的悲观感受,从而,她如何承担、度过充满血泪的人生便是她对危机现实的态度。
                 
                 
  三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孤独总伴着黛玉,总与她为伍,从而造就了她孤傲的性格,使她的爱情生活倍受“挫折”。

  当生活把黛玉剥夺的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时,她与宝玉的爱情在亲密无间的童年交往中萌生了,心有灵犀情有独钟,爱情使黛玉实现了“共存”和“同情”,以自身的存在承受着潮湿的气压,那“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恋爱心理,那种种探究、猜忌、关注、担忧的精神折磨,恰恰是黛玉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小说最动人的场面,也是中国文学中爱情描写的最佳诗篇。“你放心”,“你的话我早知道了”,爱把他们凝结为一体,黛玉才得以找到精神的家园,变得鲜活流动,青春焕发起来。

  她从小就没有受过标准严格得闺范教育,进入贾府以后,一方面以其特殊身份受到“老祖宗”的庇护宠爱,一方面因其体弱多病,心性高洁,而被人视为需要特殊照顾的对象,“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人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迁就她,而她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内自由发展,潇湘馆的疏疏竹影、淡淡药香是她人格心态的同构对应。在黛玉,爱不仅与功名功阙、富贵风流无涉,也与正直善良、聪明才智无关,而完全是精神灵性的寓所,没有任何外在于个体情感、生存寄托的东西,这就向“发乎情止于礼仪”的传统提出了根本否定,爱情的全部真谛和精义也才实现出来。

  爱,首先是对生命,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关切,通过爱,人才克服了个体存在的狭隘和孤独,在你中发现我,在我中体验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更强大的东西”。(加谬:《西绪弗斯神话》,《文艺理论论丛》(三)。)爱情便是黛玉心中的太阳,她的精神人格和身心状况完全取决于爱情的发展,“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管风与月”(欧阳修),黛玉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爱情和人类一样永恒不灭,黛玉以自己的生命敞显出爱情的本体性意义,人可以忍受任何痛苦、折磨,却不能失去爱。对于黛玉来说,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她无疑比宝钗幸福的多。
                 
  四
                 
                 
  然而问题也恰恰就在此。爱情作为积极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活动之一,就是说爱本身就有主动创造而丰厚深广的存在内容。“人类的爱,并不象人们常以为的那样,不是一种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抽象,而是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前提,尽管人类之爱总是在某个具体人的爱中获得。”(弗洛姆:《爱的艺术》,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健康的爱情是和对整个人的生的爱分不开的,她是一种存在的意趋,一种丰富情性资源,能推动恋爱者投身生活的世界,和现实人间建立一种肯定性的关系。但这恰恰是黛玉的爱所不具备的,她的爱从本质上看是对痛苦的回避,消极性、防御性使她的爱从一开始就带着秋天的萧瑟和冬日的冷缩,她时刻惦念着“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己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从弗洛姆“爱就是创造爱的能力”来看,黛玉显然缺少创造性和进取性,爱情不是促进、推动她走向社会人生,反而使她失去了争取生活中的位置和生存空间的主体意向,在爱情中获得相当的抗压力而安然于孤独自处。因此,爱情带给黛玉更多的是自我防护而非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黛玉充满灵性的爱又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其必然结果,即使在爱的暖流中,她对自身的存在也依然是一腔孤寂和忧虑:“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归雁蛩病可相思?”生存的一切都是困惑困惑和茫然,连心灵的慰藉和安顿都没有达到,黛玉诗中多疑问句和反问句,正是这种心态的无奈传达。

  更何况,这种奇特的爱情居然是萌生在中国。在高扬社会伦理和讲究实际的传统中国,给纯粹的爱情的位置实在是太小了,社会通过婚姻把个人组织成家庭来加以控制,青年男女的关系以婚姻为唯一鹄的,爱情至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我们的公式是先结婚,再讲爱,能爱固然好,不能爱也是活该。为了防止活该起见,还是爽性把爱这个字取消了安全。”(费孝通:《美国和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8页。)社会学家的话说得再透彻不过了,最不现实的爱情发生在最讲实际的中国社会,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叛和抗议,也最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以失败告终。从而,爱情就不能如黛玉所愿,能解决她的人生出路和理想寄托问题,而社会也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
                 
  五
                 
  “叹今生,谁舍难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悲剧结局的关键不只是传统家庭不能接受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爱情,更在于即使宝黛能使洞房花烛完满,他们孜孜以求的个体存在,感性自由等等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即使在爱中,黛玉也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她只获得了人性存在的一个方面。换一个角度,局限也即贡献,片面恰是深刻,正是她高度、极端地发展了人类精神中纯情的一面,才能在古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怅恨,也许这正是《红楼梦》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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