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否我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小学时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文静儒雅,坐如钟,行如风。学习第一,打兵
乓球也第一。庄则栋在观看了我的表演赛后,曾把我调到北京少年宫培训,谁知一
查我的家底,又把我给清了回来(不是庄则栋清我,是少年宫的领导) 那是后话。知
道我是怎么练打球的吗?那时家境不好,没有一块像样的大镜子,我经常在街面药
店的大玻璃窗前,空手抽球五百下。在街人好奇的目光下,我再若无其事的走开。
那场“轰轰烈烈”使本就窘困的家轰然坍塌。父母被红卫兵小将揪着头发,扭
着胳膊“绑架”到不知何处去了。当然,他们绑架不会和我们要赎金,而我们找到
父母的单位想要点“赎金”作生活费时,造反派们拍得桌子啪啪响:工资是给工农
兵大众的,不是给你们这些反革命小崽子的。(那些拍桌子的人现在也有五六十了吧,
但愿他们的手没留下什么后遗症)。那时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一个闹钟,十七块钱从
商场买回来的带一个小鸡啄米的那种。偏偏底座衬了一块报纸,一些文字隐隐绰绰
地露着。红卫兵以为那是父母留下的变天帐或和特务联系用的密电码,不由分说地
砸个希滥。从此我们家阔的就剩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了。
我从班长,大队长,一夜之间蜕变成反革命,黑五类的狗崽子。走在街上,冷
不叮地会窜出一人来,给我一个嘴巴或给我一口吐沫,以示他(她)们的爱憎分明的
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和一些和我
有相同遭遇的“同志”(彼“同志”非此“同志”也)组成了一个被革委会称作“流
氓团伙”的东东。我们拜了一个武术师傅。此人年轻英俊,一身好功夫,为人正直,
仗义,嫉恶如仇。虽然他出身领导阶级,却对我们这些狗崽子深表同情。他不但教
我们功夫,有时练完还赏我们窝头吃。在那个年代有额外的窝头吃,无异于现在的
海鲜大餐。我用学兵乓球的精神练武,四年以后,我成了我们地区的一“霸”,提
起二豹,没人不知道的。别说有人敢扇我嘴巴,我不扇他们,他们就烧香吧。
我上中学后,我所在班是全校最乱的班 ( 那时叫排)。一次考试,全班百分之
九十得了一百分。军宣队和工宣队怎肯信这种结果。便全体来到我们班,一个盯一
个的重新考。新的结果是:我还是得了 100,除了排长 62 分属及格外,全部不及
格。公布结果时,军宣队的领导痛心疾首地说:我们让一个反革命的子女占了上风,
亲者痛仇者快呀。
说至此,不得不介绍一下我的排长:高卫东。卫毛泽东还是卫东方,反正那时这
种名字多了去了,和现在的大卫,约翰等一样,流行。人如其姓,高我半头,校足
球队的。根正苗红。他最不愤的就是我的学习成绩和武功,时不常的想灭了我,苦
于没有机会。
一天,我到同学家玩,回家时路过排长的院门口。他等此机会已多时,抄着一
把铁铣就向我后背抡来。我听到背后的风声,急纵身向前躲过这致命的一击。反身
下蹲伸腿,用铲球的方式先喂他一个狗吃屎,再猿身向前,一个直拳打折了他的鼻
粱骨,又一个右钩拳打聋了他的左耳。扔下血流满面哇哇大叫的他扬长而去。
事情那里能如此简单地善罢甘休。高的家长将他送进医院后就找到学校。学校
的革命教职员工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反了,反了,阶级敌人向我们猖狂反攻了,这
不是严重的阶级报复又是什么!足球教练集合了整个足球队,跑步来到我家院子里,
稍息,立-----正!十五个小伙子直直的站在我家门前,大有不交出凶手绝不撤兵之
势。院子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刚从农场回来不久的母亲看到这个阵势气的浑身颤
抖,指着教练的鼻子问:你不就是八年前偷看女生如厕的刘永明吗?一个球员纠正
说:我们教练不叫刘永明,他叫刘永革。我父亲接口道: 你总算没改掉你的姓。你
调查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吗。就这么兴师动众。是你的队员先动的手,你知道吗?
人群中有人附和道,是呀,那家伙先用铁铣偷袭的。要不是二豹闪的快,现在躺在
医院的就是二豹了。那教练不愧是教体育的,一点文字功夫也没有。两句话就说的
他没了词,带着队员灰溜溜的走了。母亲叹道:都是天下沦落人,何苦如此相逼呢?
父亲哼道:不过是多得了块骨头的狗,也就敢咬咱这落魄的人罢。
我这一生与父母多有摩擦。但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他们敢于挺身护犊,实实
在在让我感念至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