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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我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小学时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文静儒雅,坐如钟,行如风。学习
第一,打兵乓球也第一。庄则栋在观看了我的表演赛后,曾把我调到
北京少年宫培训,谁知一查我的家底,又把我给清了回来(不是庄则
栋清我,是少年宫的领导) 那是后话。知道我是怎么练打球的吗?那
时家境不好,没有一块像样的大镜子,我经常在街面药店的大玻璃窗
前,空手抽球五百下。在街人好奇的目光下,我再若无其事的走开。
那场“轰轰烈烈”使本就窘困的家轰然坍塌。父母被红卫兵小将揪着
头发,扭着胳膊“绑架”到不知何处去了。当然,他们绑架不会和我
们要赎金,而我们找到父母的单位想要点“赎金”作生活费时,造反
派们拍得桌子啪啪响:工资是给工农兵大众的,不是给你们这些反革
命小崽子的。(那些拍桌子的人现在也有五六十了吧,但愿他们的手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那时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一个闹钟,十七块钱
从商场买回来的带一个小鸡啄米的那种。偏偏底座衬了一块报纸,一
些文字隐隐绰绰地露着。红卫兵以为那是父母留下的变天帐或和特务
联系用的密电码,不由分说地砸个希滥。从此我们家阔的就剩一个家
用电器----手电筒了。
我从班长,大队长,一夜之间蜕变成反革命,黑五类的狗崽子。走在
街上,冷不叮地会窜出一人来,给我一个嘴巴或给我一口吐沫,以示
他(她)们的爱憎分明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
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和一些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同志”(彼“同
志”非此“同志”也)组成了一个被革委会称作“流氓团伙”的东东
。我们拜了一个武术师傅。此人年轻英俊,一身好功夫,为人正直,
仗义,嫉恶如仇。虽然他出身领导阶级,却对我们这些狗崽子深表同
情。他不但教我们功夫,有时练完还赏我们窝头吃。在那个年代有额
外的窝头吃,无异于现在的海鲜大餐。我用学兵乓球的精神练武,四
年以后,我成了我们地区的一“霸”,提起二豹,没人不知道的。别
说有人敢扇我嘴巴,我不扇他们,他们就烧香吧。
我上中学后,我所在班是全校最乱的班 ( 那时叫排)。一次考试,全
班百分之九十得了一百分。军宣队和工宣队怎肯信这种结果。便全体
来到我们班,一个盯一个的重新考。新的结果是:我还是得了 100,
除了排长 62 分属及格外,全部不及格。公布结果时,军宣队的领导
痛心疾首地说:我们让一个反革命的子女占了上风,亲者痛仇者快呀
。
说至此,不得不介绍一下我的排长:高卫东。卫毛泽东还是卫东方,
反正那时这种名字多了去了,和现在的大卫,约翰等一样,流行。人
如其姓,高我半头,校足球队的。根正苗红。他最不愤的就是我的学
习成绩和武功,时不常的想灭了我,苦于没有机会。
一天,我到同学家玩,回家时路过排长的院门口。他等此机会已多时
,抄着一把铁铣就向我后背抡来。我听到背后的风声,急纵身向前躲
过这致命的一击。反身下蹲伸腿,用铲球的方式先喂他一个狗吃屎,
再猿身向前,一个直拳打折了他的鼻粱骨,又一个右钩拳打聋了他的
左耳。扔下血流满面哇哇大叫的他扬长而去。事情那里能如此简单地善罢甘休。高的家长将他送进医院后就找到学
校。学校的革命教职员工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反了,反了,阶级敌人
向我们猖狂反攻了,这不是严重的阶级报复又是什么!足球教练集合
了整个足球队,跑步来到我家院子里,稍息,立-----正!十五个小
伙子直直的站在我家门前,大有不交出凶手绝不撤兵之势。院子里站
满了看热闹的人。刚从农场回来不久的母亲看到这个阵势气的浑身颤
抖,指着教练的鼻子问:你不就是八年前偷看女生如厕的刘永明吗?
一个球员纠正说:我们教练不叫刘永明,他叫刘永革。我父亲接口道
:你总算没改掉你的姓。你调查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吗。就这么兴
师动众。是你的队员先动的手,你知道吗?人群中有人附和道,是呀
,那家伙先用铁铣偷袭的。要不是二豹闪的快,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
二豹了。那教练不愧是教体育的,一点文字功夫也没有。两句话就说
的他没了词,带着队员灰溜溜的走了。母亲叹道:都是天下沦落人,
何苦如此相逼呢?父亲哼道:不过是多得了块骨头的狗,也就敢咬咱
这落魄的人罢。
我这一生与父母多有摩擦。但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他们敢于挺身护
犊,实实在在让我感念至今.
因为打架,进过几次局子。
我的一个哥们的父亲平反,官复原职。因此他也得以在初中毕业后进
了一个中专。这在我们这个团伙里算是值得庆祝的事。在我们送他到
学校报到等公共汽车时,我遇到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便和他多说了几
句话。汽车来了,哥儿几个上了前斗。那时公交车的前后斗是分离的
。我匆忙扒上后斗。一上车,就见四个横眉立目的家伙盯着我。我用
眼睛扫了一下,是和我有过过节儿的东西。无非是那帮曾欺负过我又
让我给找补回来的松蛋。我向车里挪,一个家伙嘴里说着“照什么照
”(那时的黑话,看的意思)胳膊肘就向我的前胸顶来,我一个擒拿手
,攥住他的手腕,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就已经把他撩倒在地。其
他三个人边嘴里骂着:你丫狂什么狂,边一起扑上来。我一边和他们
格斗,一边对售票员说:你开开门,我们下去打。售票员打开车门,
我先推一人下去,就势也跟着跳下去。我毫发无损,因为有那个孙子
垫着,而那个孙子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乘另两个家伙正找北的当
儿,给最后跳下来的家伙迎面一拳。这就解决了俩。剩下的就没问题
了。前斗的哥们看到发生了情况,猛拍车门让司机停车,然后向我这
跑来。他们赶到时,那四个家伙就只剩一个还站着了。当然,这个家
伙死的最惨( 不是真死,是被打的最惨)。
警察向这里跑来,我对其他几人说,快跑,这儿我顶着。我被带到派
出所,警察问我的同伙,我说没同伙。警察笑了,你小子够牛啊,四
个人里三个人进了医院,你就一点淤伤,你这么能耐,咱俩过两招怎
么样。我说:哪敢,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一碰不粉身碎骨
才怪。另一个警察说,关他两天,杀杀他的锐气再说。我被转到分局
。每天窝头,无油熬菜到也能饱。一天提审,问我:你还顽抗到底说
就你一个人吗?我说是。他们似乎懒得理我,不再问就送我回号子。
又过两天,还是那个提审,说,你好象挺爱待在这儿的。我说:除了
你们,谁爱在这?提审说,那你为什么不交代你的同夥?我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德行,坚持说:没有。提审哼道:别这流氓假仗义了。
你说没有,他们就不存在了吗?你真以为我们在等你交代才抓的着他
们吗。那被你打的人是死人吗?关你几天是让你明白,你还年轻,别
让哥们义气毁了前程。我心说道:没有这些哥们义气,别说前程,能
活到今天否都是问题。提审问我:你是想再待两天呢,还是今天就走
?这回是我笑了:您决定。临走,提审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觉得你小
子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好自为之,别让我在这再看到
你。
外人称我们叫团伙,其实我们不过是遭遇相同,心境相同,不甘被辱
罢了。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调戏妇女。我们只打那些该打之人
。所以公安局,派出所也不纠缠我们。但学校总要有一些反面教员,
于是我们的存在就有了价值。我们几个经常被拉去批斗,发言的都是
小女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打女人的。我隔壁院子的一个小女
孩,名叫小玉,人如其名,玉润珠圆的,翘翘的小鼻子,不过还没到
用鼻孔望人的地步。小我一年级,也知道我在学校的坏名声。可她无
论在哪遇到我,都会甜甜地叫一声:二哥哥。我挺讨厌她这么叫的,
我又不是什么贾宝玉,二哥哥,二哥哥的,你以为你是史湘云呀。之
所以提她,是因为我金盆洗手的最后一架是为她打的。
初中毕业,由于我的斑斑劣迹,即使我的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也不
允我上高中。我被发到农村去种地。我插队的小队长挺欣赏我的,经
常约我喝酒。我这一舍命陪君子,喝到胃吐血,不得不病休在家。赶
上恢复高考,成了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一个军工单位
,开始了我的通勤生涯。
常跑通勤,难免遇见故人。小玉就是其一。这一天,我俩下车,我在
前,她在后,(有点非绅士了,应女在前,男在后才对,如果那样,
也就不会有以后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左脚刚沾地,右脚还在脚踏板
上,汽车就开动了。她一个踉跄,摔出五六尺远,爬在那里不能动了
。我借了一个过路人的自行车,将她驼到医院。x 光检查右脚面骨粉
碎性骨折,右臂骨裂并摘钩。第二天我拿着医院的证明截住昨天肇事
的汽车,让司机负担医药费和病假工资。司机蔑胁着我说:是人都拿
个证明让我负担,我负的起吗?是谁摔伤了,我怎么不知道。一边去
,我这儿执行公务哪。我一看他耍无赖,骨子里的野性腾的膨胀起来
。我一把把他从车座上拽下来,三拳两脚,他就只剩坐地上哼哼的份
了。虽然他高我半个头。交通因此阻塞了三个小时。当天夜里 12 点
,西城分局的警车就把我给拷走了。我的单位和小玉的单位第二天一
早知道了这件事,分别派人到分局去交涉,先把我保了出来,然后和
公交公司打官司。公交公司威胁说,如果你们再纠缠不清,我们公交
车在你们地区就过站不停。经过三个多月的折腾,各自妥协,各单位
负责自己员工的医药费和病假工资,拘我那一晚上,算是那三个小时
的阻塞交通的惩罚。
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打过架。彻底地金盆洗手了。
细想我这一生,都是在尴尬里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手无
缚鸡之力。遇事只能忍让。我小时也是在这种“和为贵忍为上”的教
育下成长的。我就是宣传画上那个穿着白衬衣,胸前飘着红领巾,行
着队礼的革命接班人。文革的刺激,使我“误入歧途”,学了一些拳
脚。我的童年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有屈辱和抗争的记忆。后
来又成为大学生,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骨子里却又野性不改。在
知识界,我是个糙人,在体力群体里我又是个有知识的。在各阶层里
我找不到我的定位。我怀念我们哥儿几个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岁月
,但我又知道那是人类最低级的组合方式,---为了生存。没有理想
,没有抱负,只有私人恩怨。但现在的大学生就是人类的希望了吗?
我无力为这个社会作什么,我也不能扭转人们的丑恶。这个世界不是
靠拳头打下来的,是要靠法制。但真正法制起来又谈何容易?
我攻 G 考托,来到美国,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就象是一个驼
背睡觉,两头不着靠。我现在在让上帝发笑,因为我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