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想起我见到的日本人的“阿信精神”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3月16日15:57:39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日本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周围的美国人、中国人都空前关注。我妻子也从图书馆借回来日本女作家桥本寿贺子所写的四大卷长篇小说《阿信》的中文版（赵玉姣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我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席卷日本、也感染了中国的那股“阿信热” ◆高伐林 　　1984年秋天，三千日本青年应邀来中国联欢（关于这次联欢，许多人责怪胡耀邦头脑一发热就成万上亿地糟蹋中国人民血汗，其中有很多误解，或许将来有机会写些文字来澄清。这里只说一句：联欢的费用，最终是日方出的），其中有一位不能算是青年的日本影视明星宇津井健，分外引人注目。因为中国老百姓刚刚看过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血疑》，他饰演其中的父亲，这位“大岛茂”走到哪里，哪里就人山人海。他在北京呆了四五天，中国人至少为他耗了几十万张135或120胶卷。 　　谁也没怎么注意常常依偎在他身旁腼腆微笑的一位小姑娘，那是12岁的小林绫子。 　　几个月后，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中国播放了，许多人才恍然惊悟：原来那位小姑娘小林绫子，就是童年阿信的扮演者！自己在拍“大岛茂”的照片时，早已把“阿信”也同时拍下来了。 　　很快，阿信这个日本女性的形象，在中国也家喻户晓。这部小说，这部影片，讲述了阿信从7岁到80岁的坎坷经历，1983年，同名电视剧在NHK首播，创下62.9％的收视率记录，首先感动、震动了日本老少几代人；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各国播放，观众累计达20亿人次，又在各个民族民众心目中塑造、刷新了日本的形象。 　　我在1985年到日本走马观花，赶上“阿信热”的尾声，余热炙人，不由得让我思索日本已经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即将要走的道路。 电视连续剧《阿信》描绘了她从童年、到青年、到老年的一生。（网络图片） “阿信龙卷风” 　　一踏上日本国土，马上强烈地感到了阿信冲击波的余波。朋友们讲述，《阿信》在日本的屏幕上出现，日本掀起了“阿信龙卷风”。中曾根在演说中多次自励为“阿信”，一些议员竞选时也以阿信为其扩大影响的招牌，组成“阿信后援会”：阿信木偶、阿信米酒、阿信饭……摆满了橱窗柜台；报纸、电视、广播或登阿信剧照，或唱与阿信经历有关的歌曲，或展开对阿信的讨论—到处都是阿信，阿信！阿信的同龄人——明治末年出生的老奶奶们也一下子从人们的视野里重新“出土”，年轻的人们惊异地打量这些早已被遗忘的人，怀着强烈的兴趣听她们“忆苦思甜”…… 　　我们访问了剧中主人公活动的地方，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作“阿富故乡”的酒田市。就全日本来说，阿信热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这里却长盛不衰。酒田火车站前矗立着市民集资修建的小阿信的塑像，她披着蓑衣，独自站在那儿，孤苦伶仃，又若有所思。走在街上，大幅剧照里的阿信从橱窗里向你灿然微笑：坐在餐馆，招贴画里的阿信在墙壁上向你注目凝视；市民会馆，据市长相马大作先生说，是“阿信曾经劳动过的‘加贺屋’米店旧址”，著名工艺家用绢精心制作了阿信故事的组画…… 　　这里甚至展示了阿信的家谱！说这未免穿凿附会吧，可讲解的人嗓音颤颤的，倾听的人眼圈红红的。至于印有阿信的明信片、纪念币、手绢等等小玩艺儿，到外都是。不用说，我们到了这儿，也想搜求一件关于阿信的纪念品。相马大作市长猜透了我们的心愿，送给我们每个团员一尊童年阿信像——此刻，她就静静地伫立在我案头呢，背着小娃娃，摇着拨浪鼓，那是她虚岁七岁远离家乡到一个小镇的木材店当丫头时的形象吧？稚气未脱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幸酸，又显出几分坚忍。她定定地注视着我，好像正要倾诉小小年纪不得不漂泊、挣扎的苦楚和世态炎凉。 　　一个普通妇女的一生，为什么牵动了这么多人的心？为什么各个阶层都这样高度评价她？《阿信》作者桥田寿贺子女士曾经说：“‘温故知新’，我期望通过描写‘阿信’这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女性的一生，找到我们今天人生的指南。”“在母亲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中，有着我们今天因为富裕而失去了的宝贵的东西。”相马市长对我们致欢迎辞时说：“阿信精神，就是奋斗精神！”还有一位日本青年认真地对我说：“请你更深地了解阿信吧，这就是了解我们多年来的艰难道路呵！” 　　“人生的指南”。“不屈不挠的精神”。“奋斗精神”。“艰难道路”……这些字眼真够沉甸甸的。 来源之一是危机感 　　我们参观了很多企业，三菱重工，日本人工海水养殖珍珠的诞生地真珠岛，雪印乳业株式会社……对日本人的竞争、奋斗意识印象深刻。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要有“阿信精神”。 　　竞争的制度强化奋斗意识，奋斗意识又强化竞争的制度，这二者是互相耦合的，互为目的又互为条件。日本人如痴如狂地掀起“阿信热”，也许也正有两方面的原因：在竞争的制度下时时刻刻挣扎的人们，对坚忍不拔地奋斗取得成功的阿信既亲又敬，激起心弦共鸣；另一方面，政治家、企业主等人看到了阿信精神的鼓舞作用，出于各种动机，大声疾呼，推波助澜。 　　讲到日本人的竞争意识，不能不讲危机感。 　　日本人时时处处表现出危机感，担心在竞争中被淘汰，危机感渗透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民族的看法。赏樱花的狂热，何尝没有危机感隐藏其中？樱花边开边落、一开就落，树上还是一抹绯红云霞，地上已是一片嫩粉霰雪。樱花时节来势汹涌，有股闹春的劲儿；春宵一刻千金，也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赞美春光、珍惜花信的心理深处，不时流露出这种恐惧：春光易逝，花期短促，人生也转眼百年呀！诗人们常常嗟叹：“随处樱花暮，行人返嵯峨”，“无端春时花雨落”，“美色倾城今已老，回首万事夕樱开”……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危机感恶性爆发——至少是政客和军阀利用了人民的危机感。至今日本国民对当年发动战争缺乏深刻反省，与把握不准危机感的范围界限不无关系。 　　日本人总是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杀机四伏，虽然一千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安然无恙，除了元世祖忽必烈两次派水军想去征服日本而被台风所阻，并没有外患大军压境，这在全世界恐怕是罕见的。相比之下，作为近邻的中国，倒是更有理由具有危机感。历史上中原国家多次面临文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入侵的威胁。秦汉时期的匈奴，突厥且不说它，那时烽火台上常年烟云缭绕，胡笳鼙鼓此起彼伏；南北朝时代少数民族还曾数次入主中原；唐以来千余年间，中原汉族政权更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黑云压城城欲摧”，两度惨遭亡国…… 　　对日本人的危机感，赖肖尔《日本人》一书中有段话很精辟：“将近一亿一千五百万日本人挤集在他们几个小岛的狭隘平地上，好象一群沿着一条狭窄而险峻的峭壁小道攀登而上的登山运动员，因而受到国际风暴冲突的威胁要比露营在广阔土地上的其他国家人民大得多。” 　　这种危机感是近代才发展的。当1853年、1854年美国舰一直闯到江户湾浦贺港和神奈川河口，日本人悚然惊悟：海洋不再是防卫自身的天堑，而成了敌人进逼的通途，“躲进岛国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迷梦被打破了，他们正视国运的岌岌可危，正视岛国的有利条件向不利条件的转化，激励鞭策自己。即便没有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了，他们仍然不断强调国情的先天不足，发出关于能源、资源、污染的“警世通言”。 　　对待危机，日本起先采取的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侵略性国策，想用武士刀解决危机。历史证明，这种国策必然导致内乱外困，于是他们改而采取经济上全面开放，使自己楔入到国际社会，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地区建立经济关系，致力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着棋很高明：任何国家如果想征服日本，就同时也会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会冒犯与日本利益悠关的众多国家…… 崇拜强者与帮助弱者的结合 　　扯远了。还是回到阿信。 　　日本刮起“阿信龙卷风”，不能说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危机感，仅仅是因为在物质利益的争夺中对于奋斗者的共鸣，以及在争取较高社会地位的拼抢中对于成功者的膜拜。 　　危机感也体现在文化上，与其他国家一样，日本人煞费苦心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这二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为既达到富裕又达到和谐而大伤脑筋。随着商品经济超级发达，既要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拼搏，又要维系住人与人之间和睦亲密的关系，越来越难。进步不可能不花代价，竞争不可能不冲击和谐。 　　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商店门口的服务员毕恭毕敬地对进来出去的客人鞠躬，客人却视若不见，板着脸急行而过。他们要适应生活的快节奏，顾不得哪怕是表面上的彬彬有礼了。日本有许多人痛感“礼崩乐坏”，不断地呼吁匡正，召唤淳厚、真挚的人情复归，与“物欲”抗衡。 　　桥田寿贺子在小说《阿信》结尾写道：阿信感到“珍贵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诚待人。”“这中间获得的教训，务必要以有血有肉的内容，传给子孙后代。”这也可以看成桥田创作这部作品、塑造这个人物的初衷吧！剧中的阿信才七岁时就通宵达旦地护理一个高烧昏迷的逃兵；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险乎被电线砸死的雇主家的小姐；特地从东京奔波几百公里赶回酒田，参加过去雇主家二小姐的葬礼……她是在沉沦、挣扎、奋起中保持善良、真诚性情的典范。日本人为之倾倒，也是对她那股人情味儿的肯定。 　　我感到，在日本，崇拜强者与同情弱者这一对矛盾，总的看还算处理得较好，尽管不无冲突。同情弱者、帮助弱者、帮助弱者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正发挥着作用。怀着极强烈的利己动机，为个人欲望的实现不则手段的人当然大有人在，但一般人并不敢轻易越出行为规范的底线，至少不敢轻易公开触犯。 　　日本人对残疾人的关心与帮助。考虑得很细。许多城市的路口，除了装有红绿灯，还装有扬声器，变换灯光同时也变换乐曲。这是为盲人考虑的，用乐曲告诉他该过马路还是该等在路边。有好几位日本朋友给我的名片除印着字，还有一些凸起的小点，那是盲文。 　　他们还告诉我，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不少关于残疾人的法律，如“基本法”、“福利法”、“就业法”规定，每个企业职工中必须有1.5％的残疾人。如果达不到这个比例，每缺一人，每月罚款4万日元（相当于600元人民币）：超过这个数字，每多一人，每月政府给补贴1万日元。日本人也接过了西方的口号：“残疾人是皇帝。”大一点儿的商场、饭店、剧院，都有供轮椅驶入的坡道，否则不准开业。在大阪市政府，我注意到电梯的按钮也是凸凸凹凹的，日本人说这也是为了方便盲人顺利找到自已想去的楼层。公共汽车上也有供轮椅上下的通道和残疾人的专座，健全人不准随便坐。日本公路上汽车像汹涌的洪流。为了交通网畅通无阻，不到岔路口不得随便停车，但只要道边的残疾人一招手，汽车就马上煞住，让残疾人通过马路…… 　　这些，我当年听到、看到时，觉得那么新鲜；现在，中国也陆续有了很多类似的举措，还将会有更多。一个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的社会不正该如此么？ 　　当一个社会的封闭状态突然被外来的强力击破，人们猛然具有了深刻的危机感，价值观的钟摆由原来崇尚和谐、崇尚精神上宁静平衡，猛地受到崇尚成功、崇尚物质上富裕丰足这一力量的牵曳，一下振荡起来，不可能不出偏差，不伴随混乱，不出现某种“失控”、“失调”。总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在两极之间的大幅摆动，才能逐步稳定在中间某一最佳点上。而阿信，正是日本人心目中这一最佳点的形象化体现。 　　相关文章： 　　日本人信仰什么神？ 　　那年我在东京，塔楼摇晃了几下 　　我所见到的日本封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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