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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中-2)
送交者: 章诒和 2003年08月22日18:52:31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象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

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象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象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

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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