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3) |
|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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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 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xxxx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 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 “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 我写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到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一九六O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 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 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锋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锋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叄衣*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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