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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4)
送交者: 李南央 2003年08月25日17:11:55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

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

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一九九四年的见面。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所以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妈妈用了对我爸的那句话:“说呀!你说呀!”哥哥在一边急得叫:“你看你把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你就说一句话呀!”我这时才体会到爸爸当年吵架时为什么永远不开口。因为她是那么地岂有此理。你实实在在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为什么要挨骂,应该说什么。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满心的屈辱和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实在是受够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

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 “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人毕竟老了,突发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渐衰退。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忙忙快拿好东西,快跑。”我在妈妈的拖扯下,艰难地向大门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门,我突然地松开了双手,向门外跳去。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让隔辈人骂成畜生,看来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女儿在门洞里一把拉住我:“妈妈,咱们靠边出去,她会扔东西下来把我们砸死的。”我真没想到不到十四岁的女儿在这种危急之下,还保持着这么一份清醒的头脑,没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会杀人的坏蛋。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妈妈,外公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儿问我:“妈妈,外婆凭什么让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应该自己管自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大舅生活有困难,咱们帮他吧。”我心里的苦味儿散了,有这么个好女儿,有她的懂事,我不后悔来了这一趟。第二天早上洗脸,毛巾不敢碰脸。去办公事,打开图纸,图纸上作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说什么,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去看妈妈了。这母女情算是再也无法维系了。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

这倒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说,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但凡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

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八三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八九年马列学院五十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

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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