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住中国大使馆里，移民官特意让睿睿妈签署了一份声明，即放弃在那里的行医权，然后才给她颁发移民纸。我们移民加拿大后，睿的妈妈立即从原先的医学院教授沦落成一家电路板厂里的小工。半年后睿睿妈就在美国大学里找到一份做科研的工作，从她离开的那天起，睿就显得一付魂不守舍的样子，而无论我如何千方百计地呵护他。总有人问，移民的家在哪里? 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合也好，分也罢，都像行星围绕着太阳自转，而工作就是移民心中的太阳。就这样，我们刚刚才团圆起来的家又因为工作原因而天各一方了，所不同的是睿这次是和我在一起。三个月后等他妈的工作渐渐地稳定了一些，我也向老板辞工带着睿去了美国。 刚到美国时，我们住在一个没有窗子的地下室里。房东是个建国前就移民美国的华人牧师，令人费解的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毛粉丝，但为人却一点胸襟都没有，而且极其吝啬。地下室的条件极差，而且其左右与一个狗窝和鸟房比邻，可想而知里面的空气有多糟，值得庆幸的是有几件破旧的家具让我们不至于席地而眠。移民初期颇让我困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是从落后贫穷的高度移民到一个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怎么生活的质量不升反降了呢? 我们开始动摇和彷惶起来，难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吗? 然而大人尚可靠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得过且过，那么孩子呢? 他能适应每况愈下的生活吗?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些，睿似乎只要是能离开中国的教育环境到哪里都无所谓。只是在孩子入学的问题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着实让我虚惊了一场。由于出国前对美国学校缺乏了解，所以我们没有带孩子在国内时使用过并纪录他所有曾经打过的预防针的大黄本子。因此无论我说什么，学校就是不让睿上学。而如果我让在国内的父母马上寄来，也至少要折腾上二十几天。眼看着睿有学上不了，正当我一愁莫展时，正巧赶上一个老乡也来给他的儿子办理入学手续，我突然想到一个冒名顶替的法子。无巧不巧的是这位朋友的儿子不仅和睿同岁，而且又来自同一个城市。于是我和他讲了我的难处，他二话没说就借给我了他儿子的医疗本，复印后交上去，睿又补打了两针，入学问题就解决了。由于急急忙忙我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改，校方也疏忽了。事后我却有些害怕，担心儿子多打了几针，等睿的大黄本寄来后我仔细的比对过，发现一针不差时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由于有了加拿大上学的经历，睿似乎没有受到转学和新环境的影响，并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一切。睿的变化非常明显，首先他变得开朗起来，笑容也从新回到了他稚气的脸上，他开始主动和他妈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也逐渐谈论起一些学校里的事情，这些都是在国内时我们用棍棒都打不出来的改变。看到逐渐开心起来的睿睿，也大大减轻了我因生活落差而产生的失落感和诸多的不平衡。 在中国，老师就是正确的化身，总是不拘言笑，一本正经的教训学生。而在美国，老师喜欢和学生们交流，并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从来不大骂学生，因此使得课堂里的气氛宽松和活跃，这也许就是睿喜欢国外学校的主要原因吧！有一次在接他回家的路上，我问他班里有多少同学，他说不到二十。胡扯！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接着说:"正经点。" "十九个。"他并没有在我的威严下妥协。我当时心想他一定没有认真数过，所以才随口敷衍我。随着对美国了解的深入，我才知道在美国，一个班的人数不能超过30人，否则就是违反了教育法。睿说的是真话，倒是我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国内虽然也明文规定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45人，但我从小学到大学班里从来就没有少过45个，只是美国人看重诚信---自我信誉度，故从不越雷池一步。 半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新房，从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搬了出来。由于当时还没有绿卡，未来充满周变数，在投资方面格外小心。当时的家具除了一些是从卖旧家具的人手里买的便宜货，其它的都是我从垃圾箱里检来的。国内的朋友一定不理解，也想不到在国内混得还算不错的我，竟然在他们心中顶级的富国中沦落成为一个拾荒者。睿对这些好像并不在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其实他也很在意，从他从不肯带同学到家里玩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说明生活中的不尽人意还是会深深地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投下阴影的，只是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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