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儿，家住在北京的西北郊。 对那时候儿的北京人来说，“城里”和“城外”是两个非常清楚的概念。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会记得那灰色的城墙和那些高大的城门。现在北京的二环路就是沿着城墙的旧址绕城一周的。 被城墙围起来的地盘当然就是“城里”了，其余的地方都是“城外”。

那会儿城外人有一项挺重要的事，那就是“进城”。当然我这个城外人也不例外。每到星期天，我就磨着我爸爸妈妈，要进城去玩儿。城里有那么多好玩儿的地方，这当然是我想进城的原意之一，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欢坐公共汽车。我小孩子一个，说不清楚“公共汽车”这四个字儿，我就用“大嘟嘟”取而代之。那时候儿我们进城坐的是11路无轨大嘟嘟，若干年后不知道是谁在那个11的前面或是后面又加了一个1，变成111路了。透过车窗，我总是好奇地观察外面街上的人，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沿路的行人在默默地走着；几个老人推着白色小车卖冰棍儿；赶马车的老大爷喊着只有马才能听懂的话；警察叔叔手里拿着两头儿白、中间儿红的棍子；一排人力三轮儿车与马路沿儿成32.237度角、整齐的停在路边等待乘客。。。。。

我喜欢坐在或者站在离大嘟嘟司机比较近的位置，这样儿我每次都能看见那灰色的城墙和西直门城楼儿向我渐渐接近。 城墙和西直门变得越来越大，一块块灰色的城砖我看得清清楚楚。拱形的城门洞儿也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高，穿过它我能看见北京城里的一角儿。 忽然间，大嘟嘟里面变得黑暗了起来，当光明回到车里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已经在“城里”了。

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几年，我爸爸妈妈要同时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去很长时间，而且不能带我去。我只有到城里的舅舅家去住了。我很不高兴离开爸爸妈妈，但是同时又高兴我可以天天“进城”，再也不用每个星期天和爸爸妈妈磨嘴皮了。

舅舅很爱散步，经常带着我从西单沿着大街走到复兴门，再走回来。站在西单路口往南看，远处灰色的宣武门城楼儿映入我的眼帘。向西走，沿路可以依次看见好高好高的三个大楼，舅舅说它们是水产部、民族宫和民族饭店。民族饭店对面有一条小路叫“佟麟阁路”，那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改成“立新路”了，据说是因为那个已故佟麟阁是个反动派。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反动派，只是觉得路口的那面大大的椭圆镜子很好玩儿。再往西走就到了复兴门了。舅舅说复兴门其实不是一个城门，是为了方便交通，在那里的城墙打开的一个豁口儿。

有一天在复兴门，我看见一些人把大块大块的城砖装到卡车里运走，城墙表面的一些砖已经被拆去，露出了里面的黄土。我不解他们都在干什么，就问舅舅这是怎么回事儿。舅舅说城墙把北京包的严严实实的，妨碍了交通，所以已经决定所有的城墙都要拆除。舅舅还说有一个“较瘦”的人，名字叫什么“量死城”，因为反对拆城受到了批评。我好像全都听懂了一样，点了点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我国北面有一个叫苏修的国家，时刻都在想侵略我们，我们要有所准备。一时间，周围的人们都开始挖起了防空洞。有一天我去一个同学家里玩儿，看到那个同学的爸爸正在他们住的四合院儿当间儿挖一个大坑。我注意到靠着院墙的地方摆着一大堆灰色的大砖头，显然是用来搭防空洞的墙壁的。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大砖头是从城墙上拆下来的啊！我走过去，用双手抱起一块砖，好沉。我赶快把它放下，然后坐到了上面。那些城砖还是城墙的一部分的时候儿，显得那么坚韧，我甚至对它们有些敬畏的感觉。而今，它们被流放到这样一个不及眼儿的地方，连我这个小孩都可以随意地欺负它们。

爸爸妈妈回到了家里， 我又变成了城外人。几年以后， 当我乘坐11路无轨电车进城，经过西直门的时候，车里变得黑暗的那几秒钟再也不曾出现，那进城一瞬间的兴奋劲儿也没有了。站在西单路口儿往南看，我再也找不到那高高的宣武门城楼了。北京的城墙已经变成了我心中遥远的记忆。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见过北京的城墙。

我长大了以后， 在异域他乡奔波了多年。2000年九月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我，不认识北京了。北京的马路比我小时候干净多了，也宽了很多。汽车的数量也起码翻了十倍。打的去一些地方，要是司机不提醒我，我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我站在一个别人告诉我是西单的地方，向南看了许久，发现宣武门城楼还是没有回来。不，也许它已经回来了，只是明亮的灯火妨碍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远处那灰色的城楼。我从来搞不清楚我做梦时候脑海里的图像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但是我希望是黑白的，因为那使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那电车里变得黑暗的一刹那，想起了那些卖冰棍儿的老人，想起了赶车的老大爷的吆喝声，想起了北京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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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在一个不太及眼儿的地方儿用[觉昌安塔克世]的笔名“发表”此文，网友的反应还凑合。 故而敢来此献丑儿。 望大伙儿多多包含。丢份、丢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