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的卑劣和崇高
朱蓬蓬
情意有天长地久和此恨绵绵的讲究，爱欲则有崇高和卑劣的区别。
现代人可能难以置信，在历史的文字纪录中，那个是非颠倒的年头，有这样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1966年，我在西昌盐源彝族自治县劳改队服刑期满，在当了一阵子“就业职工”以后，公安部门决定给我实施优惠政策，对我“清放”。也就是说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了。
回到家中，地方派出所通知我说，你是属于政治犯，按照政策规定，虽然服刑期满，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地接收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不得乱说乱动，每星期要到派出所学习一次，在地段上，无论义务劳动还是打扫卫生，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安排。
我是听说听教的。而且这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推进到热火朝天的近乎疯狂的阶段，黑五类被斗死之事并不希奇。我向户籍表示，下决心做到：人民群众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地段上，所谓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无非是听从大妈大嫂姑娘媳妇的差遣，帮忙挑担煤球倒个垃圾写个书信之类，这些，我都尽心去做，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是一个都不能得罪的，她们只要反映一句对我不利的话，我就会在派出所被斗争半天。
应该承认，由于我认识到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而且所有的傲气早就消磨殆尽，所以表现出色，很多人对我赞赏有加。不过，问题也由此而来，比如，有一位女性对我表示好感，说他男人是书记，在派出所说得起话，只要我听话，就让男人叫派出所给我“揭帽”。
我实在是受宠若惊了。揭帽，是极为诱人的一件事，比现今可以贪污几百上千万还要诱人。但怎么听话呢？原来是她男人个子矮小，只生女儿，而我那一年32岁，正当身强体壮，是个优良品种，可以为她优生和传种。于是，在威胁利诱面前，一碗红烧肉，半瓶老白干，色的张扬，酒的刺激，为了平安，我能不听话吗？遗憾的是，说不上是喜是悲，一次辛勤劳动，并未结出硕果。
我的心在滴血，古今中外的小说，我是看得够多的了，但却从未见识过如此变态的情欲，它被堕落扭曲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卑劣程度。当我再次被命令要完成任务时，我坚决拒绝了，结果，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一个又一个的斗争会等待着我。
1979年，我决心上北京找党中央，吃尽苦头到了西安，好不容易混上从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直快，但在快要到郑州的时候，查票的巡警把我从硬座的椅子底下揪了出来，已经饿了24个小时的我，昏昏浊浊，像是半死的叫花子样子。当我被拖到治安室时，一位女列车长来了，她问我情况，我只说了“上访”两个字，我以为她会在到站时把我赶下车去。但是不，这位好心的女性，让人到餐车去拿饭来给我吃了，竟然让我奇迹般地平安到达北京。到了北京车站，我没有票，出不了站，又是一位女性的值班主任，问我情况后，竟给了我两毛钱，送我出站，指点我坐一路公共汽车到国务院。
我落实政策以后，回忆这两位我不知姓名的女性，心中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如果没有那位列车长给我饭吃，也许我已经饿死了；如果没有那位值班主任给我两毛钱送我出站，我又怎能到国务院呢？这两位女性也许是出于怜悯，同情，人道，但是，如果没有对人的崇高的爱作基础，能有这样的怜悯同情和人道吗？
落实政策以后，命运让我拿起了教鞭，传道、授业、解惑，天哪！这为人师表的神圣和原来定性黑五类的“反”和“坏”，原来并无太大的鸿沟．．．．．．我尽量做得神圣一点，就年年赢得了“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称号。不过，在神圣的面具光辉之中，我仍然在狂放的情欲面前败下阵来。去年早些时候，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小小说——《体验》。
只一千多字的《体验》，最早大概是在台湾“元创空间”的“散文阁”发表的。后来被国内外许多网站ZT，由于这篇东西是用第一人称写一个少女第一次奉献出她处女之身的情景，而且留下了地址电话，结果引得许多人以为作者是女性，留言、打电话说，妹妹，我爱死你了，要和我约会等等。但当我一再申明我是一个快要进火葬场的糟老头子后，这些寻觅“一夜情”的老少爷们，呲牙咧嘴地连喊晦气，上了老不死的当，恨不得立即把我五马分尸置于死地。
其实，我写的所有“类小说”文字，都是现实生活的忠实记载，决不是灵感造就的小说创作。《体验》中的故事，在我《谜一样的人生》中有详细的描述，而《白色的玫瑰》和《丁克族的故事》，则是我在八十年代下基层检查工作时听取的汇报材料，都是真人真事。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体验》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欲，都是崇高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有赠与，没有索取。
最后，我想附带说明一下，在《谜一样的人生》中，我很少提及我的老伴，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目中，她是中国真正伟大的女性，是圣母玛丽亚的化身。我在她面前只显得是渺小畏琐。我们结婚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道路，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鲜花酒宴，她都等着我，陪伴着我。所有的卑劣和崇高的爱欲，也都在她眼皮底下发生着，消逝着。
她永远沉静地等待，她似乎知道，无论我这个浪荡子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到她身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