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幸福”

　　我总想知道喂麻雀的老头在想些什么。

　　首先你得知道我家没人绰号“幸福”，其次在加拿大大不列颠个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在一个热门中餐厅的喧闹包间内，我的老情人在一场麻将的豪赌中把我输给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女人。

　　这事也不算稀奇。像个闹剧。当我情人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赌注时我是同意的。我以为我只当她几个小时的赌注，等她翻本就没事了，谁知道我情人输得一干二净，于是那个来自上海的微笑女人接纳了我，对赢来的赌注很满意。

　　我只能顺从了她，因为要是我不干的话，我情妇的下场将很悲惨--要么送命要么破产，也可能两者兼有。但在一段时间之后，除了一开始有些看似不寻常的要求外，我想和其他的婚姻没什么区别。 当然，我并不真的知道别人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我们之间没多久就不再是单纯拥有赢来的赌注，而是男女关系中的许多日常责任，将我和张健继续绑在了一起。

　　不同寻常的要求?我还是不说了，那是很私密的问题。是些男人们不愿意向其他男人承认的事情。不过当我顺从了头几次后，我发现张健所要的似乎也很普通，如果我离开她了，我会想念能为她做这的些事。

　　可是我肯定不喜欢她在我右臀上纹身以宣告她的所有权。纹身很疼，那个贴胡子的纹身师和张健还一个劲地笑。张健说我很幸运，她在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在我的私处纹上她家族品牌标记。纹身工作间里，熔石在角落里闪着白色的光，烙铁加热后又淬水发出的声音，仿佛是在表达人的尖叫声和烧焦的肉味。

　　虽说纹身是残忍的，还让我感觉在我俩的关系中我永远处于劣势。不过我还是喜欢从张健梳妆台上那个扇形大圆镜子里看那些反着的黑墨中国字，虽然她告诉了我写的是什么意思，我还是认不得上面的字。

　　随后的圣诞节张健把我送给了她的一个上海表妹陈婕。陈婕对我说，张健向她描述了我们亲热时最私密的细节。我脸红了。陈婕说她很好奇，她怀疑男人怎么可能为女人做那样的事情。于是张健说圣诞节时她把我送给陈婕，让陈婕自己去体验。张健边说边笑：“试过之后，陈婕，你可以给找个白人训练他为你做那事。”

　　圣诞节次日我回到了张健的身边，我心神不安，臭着一张脸。张健毫不介意，“别像个孩子似的，”她责备道，“陈婕是一家人，再说了，你是属于我的。”

　　我们跟陈婕经常见面，一起吃晚饭饮午茶。我注意到她和张健的小手指都不成比例的比其它手指短很多。张健说，她小的时候，爸爸送她去学琵琶，那个老音乐教师把她拽回家，把她的小手指举到她爸爸面前，急促而无奈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别浪费你的钱，别浪费我的时间。”

　　文革期间，张健的父亲从上海被下放到新疆挨着蒙古边境，她父亲因为思想错误而被清除，因他是身还绝技的工人就没杀他。他很快东山再起，当上了机械工程师，不久就能从上海地区订购大米，因为偏远沙漠山区里的那些粗粮面条让他永远都吃不惯。

　　张健的两个姐姐当过红卫兵，她们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怀揣红宝书，身着绿军装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不过张健坚持说：“她们没干过坏事，”后来张健又自信地说：“她们没干太多坏事。”

　　我对当时的中国学生都不用上学颇感惊讶，张健和那些逃学的孩子一连几天都不上学。我问她：“你们去哪呢?干什么呢?”

　　“我们就在城里游荡啊，看工人盖房子，在水坑里玩泥巴。”她爸爸发现后就用短而粗重的皮带打她的手腕。那是他唯一一次打她，但她说真的吓坏了她的是父亲的他警告“如果你再这样，你就不是我女儿了。”那天晚上，她妈妈摸了摸金属脸盆里的水，对她说：“健，你必须出国寻求你的未来。”

　　张健是80年代后期来加拿大的，不久放高利贷的人和赌徒当学徒。我不知道整个故事是怎样的。张健不愿意多谈。她表妹陈婕比我知道的多一些。慢慢地东一句西一句我从认识张健的人和合作人口中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完整的故事。

　　来加拿大后不久，张健成了一个赌博俱乐部里的经纪。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高利贷黑帮的老头目，张健成为这个老爷子的贴身伴侣。老爷子建立了一个放贷的王国，放贷给赌徒和社区里缺钱的商人，利息高得吓人，老爷子手下的收债人名声倒不是太坏，他们向逾期30天不还钱的借贷人发去善意的提醒信。

　　有一次，一个黑帮仇家绑架了张健，软禁了几个星期，老爷子付给绑匪巨额赎金把她赎了回来，随后他让每个绑匪都死得很惨。

　　张健忠诚地伺候了老爷子几年，凭她的聪明和意志她掌握了生意门道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忠实赢利人脉网。剩下的故事就看由谁来讲了，有的说，老爷子是自然死亡，给张健留下了他的生意;有的说，张健推了一把一只脚踏进了坟墓的老爷子。就我对张健的了解，后者更有可能。张健不具备耐心。

　　张健在麻将桌上赢得我的时候，她已经当了几年的黑帮头目。她总是跟第一次见到我的人介绍说：“这是山姆·维克多，他是个律师，我打麻将时赢的他，我把他带回家，不知道该拿他干嘛。”每个人都大笑起来，以为只是个笑话。有一次在一个派对上她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了温哥华市长、一个国会议员和一个法官，我们跟他们的合影还刊登在了温哥华太阳报上，他们的手下经常找张健拉赞助。

　　张健身高5英尺，浑身肌肉没多少脂肪，不像个举重运动员到更像猫一样敏捷。她颧骨又高又宽，两只黑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在她的下腹，有7个圆形的伤疤，分布如北斗七星。每个伤疤都有不规则边缘的黑色环，里面呈死灰色。这些星状伤疤分布在张健没有毛发的光滑腹部上，每一个都轻微突起或者花纹，所以在黑暗中也能摸到它们。我猜它们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用点燃的烟头多次烫成的。当然，张健不愿意说出原委，她有时说那是“恐怖星座”，但从她语气里听不出恐惧，她每次说时候都会哈哈大笑。

　　我们住在列治文一座灰色石头建造的豪宅里，位于一个死胡同里。同住的还有两个佣人和一个司机。司机身穿制服并且佩枪。张健的钱包有把小口径自动手枪，警方称之为“女士枪”。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驶过，有人从后座的车窗用一枝自动步枪向房子开火，当时我们不在家，事后一个仆人辞职了。工匠人们登着梯子，用腻子填上灰色石头墙上的弹孔，然后打磨整形，刷上油漆，颜色非常吻合。

　　张健有时候一次会出去几天，所以当那天晚上她去赌场巡视很晚还没回来的时候，并没有马上引起我的注意。有时候商务旅行后她会去香港或上海，尤其是在以前她吸鸦片的时候。我会突然接到她手机打来的电话，说她在亚洲某个城市或机场正在回家路上。

　　这次没她的电话。我猜她运气已尽。警方给我看赌场的保安录像，张健跟几个我看不清脸面的男人上了一辆汽车。就算是看得清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也不认识那辆车。

　　大约两个月后，警方告诉我，他们在花园城市路东面、联邦政府拥有的一片荒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他们几乎可以断定是张健，只等化验结果了。一个星期后，警察说他们已经验明身份，我可以准备后事了。

　　张健的表妹陈婕帮我安排了葬礼，传统的中国式葬礼是件复杂的事。加上张健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她的生活，使葬礼的仪式更加复杂。

　　警方给前来吊唁的人们拍了照片。他们确信凶手是认识张健的人或是客户。我不关心这事。我知道她的生活充满凶险，坦白地讲她暴死街头并不让人意外。

　　张健年迈的父母没有来参加葬礼，不知他们是因为无法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还是想最后表达他们对张健生活方式的完全否定。张健的两个姐姐——我和陈婕叫她们红卫兵——嚎啕大哭，因为她们未能翻遍张健的衣橱试穿她的衣服。陈婕确定两个姐姐没有拿走任何值钱的东西。她烧光了张健的所有衣服。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记得几天几夜的烧香、雇来的和尚没完没了地念经，还有一块黄色的丝布蒙在张健梳妆台的圆形大镜子上。

　　张健留了份遗嘱，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东西都留给了陈婕。在豪街执业的律师对这样既非同寻常又不合法的、把一个人转让给另一个人的做法很是尴尬。律师位办公室于街角，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北温在下雨。我感到寒冷。陈婕把她柔软温暖、小指短小的手放在我的手心，把她的脸贴近我的耳朵，耳语道：“你现在属于我了，山姆，我们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