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不大愿意就这么唧唧喳喳、噼里啪啦地草草了事。总想写些东西，以为加强些心境体验。写什么呢？山川大河对我来说差不多都被别人写完了，自视少了份资质，那就说说祖国各地的同胞吧！

我对地域之争基本不参与，因为这要是弄不好很容易滑向无谓的仇视，爱国首先要爱我们国人自己嘛。但话又说回来，一些地区差异也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一概不理，或自命清高，倒成了助长地域歧视的一种暗因。其实，往宽里去想，这地区之间的人文差异是由我们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以及民俗文化方面的长期积累所导致的。总体上来看，中国历史中的都城一般设立在北方，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甚至辽宁等都曾经有过不少王朝中心，而封建历史的价值观就是皇权至上，一切社会思潮都逃不脱权力观念，这在中国文化的记载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政治色彩的浓郁。论道、论政、论权，都充斥着我们的《古文观止》，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也基本都在官僚政治的氛围中进展着，中国历史的“正统”，基本上建立在皇权文化的框架之中，却也不乏永恒的经典。

北京人比较典型，因为长期的都城所在地，导致了丰富的京官文化。由于朝中有人，故说话大多正面相对，喜欢使用较大的字眼儿，爱谈政治，为人浩气凛然，然后慢慢形成习惯。这也使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之无愧。上海的历史比较短，以前那个滩涂也不成什么政治气候。自鸦片战争开阜后，由于传入了海洋文化，使上海的地理价值大大地升格。过去的中国以中原为中心，从来都以为，靠近海边就是到了天边，因此有“天涯海角”一说。但从亚洲海域的范围来看，上海自然是举足轻重的，今天一开放，立马显现颜色。这是隐藏在海派文化中的根基，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们意识的底部。由于上海远离权力中心，商贸意义又如此重要，使得上海人对于政治需求必然采取其符合实效的对策。上海人处世的传统就是“利用别人的嘴说话”，善于调动积极因素。与其说，上海人表面恭谦，不如说是内心宏志。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人微言轻嘛。广东就更远了，远到没法来关心日常政治的程度。我说“日常”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历史上广东人确实不在权力政策的左右，而这又不可能让人的权利愿望消失，所以广东人是，要么不政治，要么就大政治。象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等伟大壮举，都是广东人谋求政治权利的见证。由于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基础原因，中国南方的广大疆域非常适合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经济模式，物产丰富；又由于皇权的集中以及诸侯和封建领地的割据，产生了朝贡矛盾。“南方泽国、富兵粮仓”，朝廷看南方是这么个角度，而地方看朝廷却是另一个角度，龚自珍在《明良论二》中说：“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益工。”正因为集权势力和藩属在利益上的基本冲突，在官本位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史中，一定会给民风民俗留下深深的烙印。

“京片子”也好，“上海小男人”也好，“广东帮仔”也好，虽然都是一些带有贬义的词汇，但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背景原因上看，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各色人等，都是按照特定的来历被塑造的。我在北京上过四年大学，我喜欢北京人的正气；我出生在上海，又带着上海人的内质；我同广东人做过生意，却佩服他们的民本思想，他们让你无法拒绝的理由通常是：“既然我们做了，总得让我有点赚头吧？”。其实都无所谓对错的，各有特长，历史使然。我们都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但这里应该包含地理唯物主义，因为历史是时间的纵向，而地理是空间横向。一切文化首先必须承认，他们的来由都同人类的生存逻辑有关，都构成某种能在当地普遍通融的定数，个人是无法随便改变的。笼而统之，北京人代表着北方人的文化特征，广东人为南方的另一级。以长江分割南北为界，居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可谓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上海人的特点，尽管同江浙一带还可没必要地进一步细分，但还是代表了中部沿海地区的风格的。北、中、南这三大部分的特点，又何尝不能成为地理差异具体的“三个代表”呢？凡事放远了去看，往往能让我们心情平和。这就象我们练字：两横一竖，须弄清楚下面到底要不要画钩，而“人”字撇捺的主次也要分明，不能写得象“入”。做人做不好，就入了邪门。该较真的地方要叫真，但这总是在对待少数原则性的问题上的。不管怎么去抠蛛丝墨角，我们终归还是要退后几步，望远处和宽里去看，才能看出写出来的字，是否成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