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通知指定的1号大楼停车，被告知要走到4号大楼去开会，幸好不算远。略感奇怪的是公司员工在门外提供咖啡、面包，检查证件，进去以后被要求交出手机等，还要解皮带通过安全检查。苹果公司害怕什么呢?
更奇怪的是在会场见不到董事会、主持人等，只有两个大屏幕。我迅速浏览会议议程和规则，发现第2号提案被取消了。我从网上知道有基金股东对公司把四个问题(其中涉及股份分红)绑到一个提案不满，诉诸法庭，结果公司退却了。我注意到股东可以在正式会议期间(而不仅是在投票议程以后的提问期间)发言，这正是我来开会的重要目的。
2月8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提到：“苹果发布了供应商责任报告，表示要对学生工开展更为严格的审查;报告还说，学生工的‘周期性特征’，‘导致发现问题很难’。苹果说，‘我们已经开始和行业咨询公司合作，帮助我们的供应商进一步改善其实习生项目的政策、相关程序及对该项目的管理，超过法律的基本要求。’”“一直以来，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劳工权利人士的批评。富士康是一家大型台湾公司，是惠普、苹果和其他公司的合约制造商，为其生产电子设备。”[1]惠普2013年3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6号提案[2]，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结出了初步成果。我要同样帮助苹果公司。我默念准备两分钟内要发言的要点。
会议主持人介绍第1号关于董事会选举的提案后，那个总是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白人老头站起来发言。他反对高尔。除了指责高尔窃取“互联网功臣”的名号外，还说高尔与阿尔及尼亚的恐怖分子袭击有关联。我本来对高尔也有意见，但这种指责过分离谱，很想站起来为高尔打抱不平。不过，我知道自己的千万分之一股份换来的发言权利不能被浪费到个人情绪上。我耐心等待我的老朋友John Harrington的第6号人权提案。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宣读第6号提案，提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其源头就在苹果公司这个供应链的顶端。我在他读完后，举手、站起来要求发言。大家都看见了我的要求，屏幕上的主持人当然也会看到，因为介绍提案之前他看到了我边上的股东举手要求投票纸并让员工来分发投票纸和笔。现在他对我视而不见，宣布没有人要发言，就关闭了股东对提案的发言机会。
我2009年在谷歌的股东大会上经历过类似的场合[3]，不想强硬行事关闭与董事会交流的渠道，就收拾起衣服，静静地退场表示抗议。一个女员工过来，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让我写下意见，还说我可以在以后的非正式问答期间发言。我拒绝了。我声明：“我来股东大会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人权提案投票之时，向股东们分享人权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股票支持这个提案。现在，主持人容许一个股东在第1号提案后发言，不容许另一个股东在第6号提案后发言，是不公平、不民主、侵害股东权利的!这个大会没有意义了!”。
我刚开出停车场，看到十几个年轻人举着SEIU工会的标语，抗议苹果在硅谷当地也违反劳工的权利(www.seiu-usww.org)。我又把车停下，返回来向他们讲解了在股东大会会场里面发生的不民主事态，他们更加气愤，向我表达了对中国工人权利和人权斗争的致敬与国际团结的决心。
我匆匆赶回来，马上写好并发出了给苹果公司董事会的抗议信[4]，先看他们如何反应。由此看来，苹果难啃，推动苹果公司社会责任的工作来日方长，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