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铁和黑子（中）

（二）

    1972年以后，山河农场各地“知青”变得好管理了；大概黑龙江各个农场都是这样吧。这其中最大的原因1971年开始有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而1972年全国各大学都正式恢复招生，至少我所在连队就有好几位各地“知青”在1972年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了农场上了大学。作为“知青”没有不想走这条路的。谁都清楚，通过农村的艰苦奋斗不可能改变自己生活质量，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可能；除非你真的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当个“苦行僧”。中国大陆当时很穷，不过城市生活和农村仍是天壤之别。原本来自城市的“知青”怎么会甘心“扎根边疆一辈子”呢？既然如此，“知青”变成“工农兵学员”，不但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谋得了“正果”，也可以摆脱艰苦的农村。我当时当然会这么想；同时我也越来越渴望上学，从而得到大量的书本知识。从那时起我开始变得“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起来，幻想有一天也成为“工农兵学员”离开农场。

    我所在连队原来是山河农场的一个分场；最初“知青”最多的时候有五百多人。后来农场大搞“分连建点”，又因大庆油田引水工程（“引嫩工程”，引嫩江水到大庆油田）抽调了很多青年，连队的“知青”少了很多。记得1973年时，我所在的四连大约有两百多各地“知青”。其实应该还有三百多“知青”才对，然而此时已有相当多的“知青”想各种办法离开了农场，还有不少滞留城市不回来。

    在连队的“知青”中，“下大田”的恐怕只有一百多人。下大田是农场最累、最艰苦的工作。我与黑子和任铁都下大田，我们同住一个宿舍，铺盖相互挨着，开始了亲密无间的日子。

    我实际上是请求从大车班调到大田队的。自己认为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特别突出地“表现自己”，争取当上“工农兵学员”。这种想法十分可笑。我在连队里拼命干活，对农场干部唯命是从，可从来没有被连队干部“选拔”过，更不用说分场、总场和农场管理局的“审查关”。其实道理很简单，您得有“门路”，而且还得有“来头”。至于“出身”不好，只要有很硬的“后门”，这也不在话下。我干活儿好，连队干部当然喜欢；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道理。多少年后我遇到过一位当时的连队干部，他说“选拔你作为工农兵学员报上去也会被刷下来，因为你‘出身’不好。这等于浪费一个名额。与其选拔你，还不如选拔个出身好能上大学的人”。

    任铁当时对这点看得明白。他绝对不肯卖命干活，铲地、割地都远远落在后面。我拼命干活肯定在前头，自己干完了总是主动接任铁。他见状就让我休息。我想当时任铁心里不会认同我“拼命干活，争取上大学”的幼稚想法的，但他尊重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最好自己去闯。黑子对我也不说什么，何况他总是拼命干活的。回顾当年，黑子也不会认同我的想法；知道干活的好坏与当“工农兵学员”没必然联系。可他为什么也狂干活呢？其实黑子并没有主动要求到大田队来干活，而是被连队干部“精简”下来的。原来黑子是连队的工具仓库保管员。连队干部调换后，他不买新来的头儿的帐。被发配到大田队就是很自然的事儿。

    那他也可以像任铁一样成天磨洋工呀？我想他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黑子那时体格也真强壮。夏秋时节农场的农活非常繁重，每天干活时间往往十几个小时。天黑收工回宿舍，干活的人们都累得勉强擦洗一下就躺下不想动了，可黑子还在油灯下看书。高兴起来会通宵的喝酒，整夜不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又出工。一干活仍然冲锋陷阵在最前边。

    每年到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日子，我会焦虑，当知道又是毫无希望后会沮丧。黑子看出我在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之时，会笑笑，叹口气。他自己根本就没想去争取连队干部“选拔”他，每天就是情绪饱满找寻自己的快乐，该干什么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呢？他在连队里有女朋友，也是“右派”家庭，书香门第。黑子除了看书之外，夜里还可以找时间和女友度过浪漫的时光。工休日我常和黑子去钓鱼。我们整夜地坐在连队二十里外的科洛河的沙滩上钓鲶鱼。湍急的河水上泛着星星点点的月光，水蒸气在河面上冉冉升起。我们点上马灯，披着破棉袄守在篝火旁。火里烤着钓上来的鲇鱼。多么美好的夜晚呀。黑子在这个时候会低声说“如果能这样一辈子的钓鱼，我情愿留在农场”。当时我认为这是玩笑话；但现在我认为他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还会去打猎；用半自动步枪打。当时连队里武器控制较松，有几杆步枪可以悄悄拿出来。可是上哪儿去搞子弹？又是黑子想办法从北京的哥们儿那里弄一些。不过我们打猎的战绩不怎么样，只有黑子打过一只野鸭子。其实扛枪在原野里走就已经心旷神怡了；特别在秋天，浓重的秋色真迷人。打猎时任铁当然同行。他的角色是持枪潜伏；我和黑子则从远远的，觉得会有狍子和野猪的地方往任铁潜伏的地点轰赶。呵呵，这又是黑子想的主意。

    任铁从来不钓鱼。他热爱体育。在地里他磨洋工，可回到宿舍总要兴致勃勃地去打篮球，玩排球。夜晚大家都睡觉了，你还能听到连队宿舍前的简易篮球场上“咚咚”的打球声，任铁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玩儿，他同样有着过人的精力。可他在农场为什么不找女朋友呢？他可是比我大六岁呀。

    1974年春季分场开运动会；排球也列为比赛项目。当年农场“知青”篮球还可以玩几下；排球是非常陌生的。我们这个连队排球又打得尤其差。那次分场运动会上，我们连队临时组织起来的排球队不但“垫底儿”，而且还被其他连队的“知青”哄笑。当时任铁也在场，可以说气愤得很。回到连队后发誓雪耻。黑子也积极响应，连队里爱好体育的“知青”开始苦练排球。任铁和黑子是中坚分子。不过在我看来，黑子缺乏体育天赋；但他是出色的组织者。平日艰苦劳动之余，他们就组织排球训练。他们还真的在简易篮球场的边上建个简易排球场。球网高度和场地都弄得很标准。我们连队的排球训练在1974年一直持之以恒的坚持；到了1975年仍在继续。到了那年春季分场运动会上，我们连队便一举夺魁。之后，分场组织排球队就以我们连队为主，任铁和黑子都参加。稍加训练后，在总场运动会上经过艰苦奋战，终于以三比二夺得冠军。这件事让任铁和黑子高兴了很久。

    1975年夏初，黑龙江省作协有个作家来我们连队“体验生活”。任铁和他搞得很熟，并心血来潮地也写个剧本。那是个独幕话剧，剧情是一农场“知青”在“扎根边疆”的意志上产生动摇，此刻有一刑满就业分子对他进行“思想腐蚀”。后来革命青年干部及时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及时地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最后是革命知识青年开这个“阶级敌人”的批判会。与此同时，在“上山下乡”道路上产生动摇的那位“知青”也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任铁每天都出工干活，夜里就在笔记本上“吭哧、吭哧”使劲写，特别卖力。

    我当时真不理解任铁写这么个“烂玩意儿”干什么？或许想和那个“体验生活”的作家拉拉关系，投机一把？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有病乱投医”的。或许任铁真的想写个在当时来说赶潮流的话剧，就此展现一下自己的才华。

    那个剧本写出来后，因为“主题很好”，连队、分场，乃至总场都很重视，并由连队各地“知青”充当剧中的角色演了起来。任铁任导演。然而戏演完了，“体验生活”的作家也回了省城；任铁在连队什么变化都没有，仍是下大田。我有点奇怪，怎么“上面”后来就不用任铁呢？看来“上面”从来就看不上他。首先，这种剧本是个人就会写；第二，任铁从来不会奴颜婢膝那套，那您写了这个剧本又有什么用？这次任铁没乐起来。黑子对任铁的编写剧本不以为然，但并不说三道四。

    1976年秋，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文革”激进派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倒台。“上山下乡”运动就此衰微。这一年年底，任铁因北京市放宽有关政策，以照顾老母亲为由转回了北京。说实话，我感到突然，看到任铁走了我很失落。还好，黑子还在。我们又一起在农场待了两年，虽然是最后一批返城的，但我感觉活得比以前要开心些。我再也不用“积极要求进步”了。在黑子的带领下，我们尽量地为有趣而活着。

    1977年春天，黑子和刚刚回到北京等待工作的任铁策划了个大胆的计划－－去大兴安岭去徒步旅游，并在那边的河流里冒险放木排。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条壮汉。我猜想可能是当年在那里插队的北京“知青”，肯定是任铁的哥们儿。估计那是一、两个月的行程。徒步旅游结束后，任铁和另外一位回了北京，黑子则返回了农场。那大概是五月底了吧？

    黑子回到农场非常兴奋，总和我讲述冒险放木排的经历和在大兴安岭里徒步旅行。他们还和当地少数民族达斡尔人有过很多接触，在一起狂放地喝酒。黑子在此次旅行中有大量日记留下来。那真是一份宝贵的人生资料。现在…现在他走了，我并没有打听到这本日记的下落。多么希望这本日记还在呀。当年黑子曾想将这本日记改编成剧本，可是没有成功。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我只能估计和他坚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有关。

    197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全国各地在农村的“知青”都开始纷纷返城，我所在的山河农场也如此。连队里的“知青”在迅速地减少，特别是北京的；时常看到路口有办好返城手续的“知青”守着自己捆好的行李和箱子在等车。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以“病退”方式返城的；也就是“身体有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疾病，转回原城市”。多么荒唐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咳，反正各个城市有关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知青”们就这样返城了。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没着急忙慌地搞“病退”，反而有点一心一意地享受农场的日子。这大概和黑子当时的情绪有关。后来他说，在农场七、八年后，他已经不由自主地融入“北大荒”的天地了。是啊，我何尝不是如此？

    农场那时对“知青”的管理松懈了。这回是农场的干部们对“知青”放任自流。我们每天也不怎么干活，或干脆消极怠工；到时候就猫在宿舍里看书和打牌。反正微薄的工资能领到就行。剩下大量的时间都是在黑子的带领下去“折腾”；除了钓鱼和打猎，更多的时间用于写生和画画儿。是的写生和画画儿。黑子的父亲是有名的版画家。可惜他在1972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子基因里就有画画儿的天赋。他说“现在有时间也有感觉了，那就让我们把‘北大荒’反映在画面上吧”。

    他有个小小的画箱和不少油画颜料。画就画在固定在画箱上的硬纸壳上。我也跟着去写生。黑子给了我很多油画棒，我随意地将颜色涂抹在硬纸壳上。望着眼前“北大荒”的各种景色，一心一意地在硬纸壳上涂抹，多么令人心醉的日子。现在想到那些美好的时光心里伤感，因为我再也无法回到当年的岁月之中。

    黑子和我聊天，感叹人生的变化。他说“知青”就像德国作家在《西线无战事》中描绘的那群年轻的德国兵。那是些高中毕业后就上前线的小伙子们。他们的幸存者面对战后的日子茫然无措。因为在他们之前的那代人，战争之前就一直有自己正常的社会生活，只要战争结束，他们理所当然地回到原来的日子中去。而战争之后的一代，对已经结束的战争毫无印象，感情上不会有战争的阴影。可刚一走上生活就进入战争的这代人，对战后的日子就很难适应。他们总感到社会对他们的抛弃。

    其实黑子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一直犹豫是否就永远地留在农场；但他在1978年初忽然决定还是返回北京。我猜测他认为如果单独留在农场，恐怕也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决定返回北京后，就联络我和另外几个最后剩在连队里的北京“知青”一起回到农场办“病退”。原本我们打算在1978年春天就可以回北京，没想到山河农场忽然冻结“病退”工作。这是因为那些农场干部们认为，农场是以“知青”教育工作做得好闻名的，现在如果“知青”都走了，那山河农场作为“知青样板农场”将有名无实。不过他们想错了，“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也该画上句号。

    农场的冻结“病退”等于让黑子和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在农场又多待了一年。还好，1978年这一年过得不错。这个不错是指我可以多少按照自己的情感活着。尽管如此，我们心中还是有着很多愁苦。农场的伙食是很糟糕的，这让我们免不了有时会偷鸡摸鸭，干点儿卑鄙的勾当。有点肉吃的时候我们就会弄些白酒狂饮，算是“精神麻醉”一下吧。黑子的酒喝得越来越多。他酗酒的毛病就是这个时候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