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京广线上的一个小城市的火车中转站。播音大喇叭里先是响起了开追悼会时的哀乐，接着就是沉痛宣布噩讯。大厅里几百号人，突然沉寂下来，整个大厅变得鸦雀无声。

 

我当时感到非常突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以前只是从接待外宾时所拍的照片上，看到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但从什么时候起，他老人家身体已病入膏肓，垂于生命危险，这消息却一点也不知道。今天的噩讯，宛如晴天辟厉，始料不及。

 

我与大家一样地，低垂着头，站在原地，做沉痛悼念之状。但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地，却开始感到轻松起来，像是吐出了一口闷气。当时我头脑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家里就要发生变化了。

 

是的，我家里就要发生变化了，虽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批的“海归”。他当时是“迫不急待”“归心似箭”地回国的。他曾经对我说过：“再不早点回去，就回不去了。”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与新中国对立，阻挠这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回国。我来美后遇到一位美籍华人教授。他告诉我说，当时的移民局甚至把绿卡送到这些留学生手上，让他们不要返回新中国。

 

做出留在新中国决定的是我的母亲。她当时是在北平清华园里学习的学生。当时她的哥哥建议她一同去台湾，在那里等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她却反劝她哥哥，留在中国，不要追随国民党去台湾。兄妹俩人，各执其是，志不同阿道不合也。后来台湾的亲戚告诉我们 ，他 们认为，我母亲是受到当时北平地下党的影响。也许是吧。。。。。

 

回国后的几十年中，父母一直是虔诚地努力地忘我地工作着，曾属于学校里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老师。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头上始终被戴着“金箍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当时列宁的革命理论就是，对他们：“团结，利用，改造”。

 

文革中，这种精神上的歧视和压力到达了顶点。就连我在大学里，也被冠上了“资产阶级臭小姐”的称号。毛主席有一次，又发布他的新思想：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隔几年再搞一次。。。。。。我的父母对这一“最新指示”可用“痛心疾首”来形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到死，都无宁日阿且他们的身份还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们今后的方方面面。。。。。

 

现在他老 人家终于“寿终就寝”了。在这低着头的时刻，我心中意识到，压在我家人头上的政治乌云，很快就会消散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