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粮店和粮票

    提前北京市的粮店，1990年代出生的人不会有印象。但我这个1950年代出生的主儿就忘不了。现在住在北京如果想买点米和面粉，或者杂粮，到附近超市溜达一趟就买得到。可在我们小时候得上粮店。那时中国的粮食是战略物资，统购统销；城市居民根据个人情况定量，每月发放粮票。那会儿这粮票比钱金贵得多，丢了是了不得的事情。记得我有一回闹着要吃冰棍儿，我哥哥去买的。结果他在买冰棍儿时把十斤粮票丢了。哎哟，我们家跟天塌下来似的。而且不知为什么把丢粮票的责任都推给了我，说“就是他非要吃冰棍儿”。那个月我们家里六口人只能少吃了。正是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本来就吃不饱，这一下子又少了十斤。我贪吃得很，刚想在多吃点儿，家里人就嚷嚷“你还吃哪，就是因为你丢了粮票”。我知道自己在家里不受待见，可明明是我哥哥丢的粮票呀？嘿，您看看，我这是扯哪儿去了？

    我和妹妹那会儿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子，好像每个月是二十来斤粮食。我哥哥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定量会多些。我的老姑姑是家庭妇女，一个月只有二十四斤。爸爸、妈妈好像也没到三十斤。这点粮食，当时副食又很差，当然是吃不饱的。

    粮票是每月一发。当时北京市的居民是到指定粮店买粮食。那时北京跟个超大的村子似的，到处都是胡同。我们家指定的粮店在一里多地的一条胡同里。粮店的人要把下个月的粮票提前发放到每户居民手中；他们很辛苦，一个大院、一个大院地发放，进了院子就找当地居委会指定的一户人家。那家里多半会有闲在的老人或退休人员，他（她）会挨家挨户地通知领下月粮票；于是家家户户都拿着自家的粮本来了。粮店的人会有个很详实的本粮店买粮的每户居民的定量记录，再和每户粮本各口人的定量核对，准确无误后就把已经分好的下月粮票交给这户人家的人。

    粮票是分面票、米票和粗粮票的。这三类粮食都按每个人的定量按统一的比例分配。在我的印象里，面粉占30%多，米不到30%，剩下是粗粮。您看这得多乱乎呀，发放粮票可是个细心活，一点差池不能出。发多了谁也不言声，发少了谁也不忍。这活儿多是女人干，看她们反复地点粮票，心里真是有些佩服呢。多有耐心呀。对了，同粮票一起发的还有油票。油票是每月每人半斤，不论男女老少。如果赶上节假日前的那个月，粮店的人还要在每户的粮本上注明节假日期间有什么好东西在粮店定量销售；或许每人一斤半“富强粉”，或许三斤天津“小站稻”等等，当然也得要粮票，不过是花粗粮票。您看我这儿啰嗦的。那会儿过日子还挺费神的嘛。

    这每月粮票上都有四个字“当月有效”。您一听可能有点犯愁：忘记买可就糟了。要买粮食了，一看，有的是上个月的，傻了。嘿嘿，别自作聪明了。当时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怎么能忘买了呢？北京的粮店规定，下个月粮票可以在月底二十五日以后用。嚯，每月二十五日一到，粮店那个热闹，排大长队；恨不得排一个多钟头才能买上粮食。这都是人们要断顿啦，再买不上粮食就揭不开锅啦。其实我家粮食还算够吃，从来不去凑这个热闹。因为爹妈没干干重体力活儿的，总会剩下点儿粮食。粮票不能浪费的。可米买来时间长了会生米虫。发现米里有虫了，到了好太阳的日子就在院子里摊晒生虫的米，能看到不少虫子往外爬呢。我结婚在1980年代，那时家里有个电冰箱。发现米长虫后，我灵机一动，把米口袋塞到冰室里。哈，效果特好，米虫全部冻死。死掉的米虫迅速脱水，一洗米时都漂在水面上。这是后话。

    买粮食先去交钱交粮票，然后到伙计那儿去装您要买的粮食。我说，能否作点手脚？跟秤粮食的伙计撒个谎，多说些？这，人家粮店容易防范。买粮食时交了钱和粮票，算账的收银员会给您开个一式三联的发票。一张自己留着，一张给你，连同一个带有号码的竹牌。另外同样号码的竹牌和另一联写好您要买什么样粮食，多少斤等等的发票加在一起，放在靠伙计们干活的窗口排好。到时候，伙计过来按顺序那牌叫号。您一过去，他先问您：秤什么？您一报要买的各种粮食的斤两，他便开始给你秤，一点儿错不了。

         粮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场景？以下有这样的描述：

　　“进得门来，或左或右一般都是个小窗口（柜台），里面坐着收钱、票的服务员，对面是一排半人高、七八十厘米宽的方槽子，里面分别装着米、面、棒子面及各种豆类杂粮，槽子旁放有秤和用来铲米铲面的高帮铁簸箕，每个槽子前面是一个白铁皮做的大漏斗，再往里面就是码放整齐跟小山似的米、面垛。那时的粮店都是卖散粮食，所以您得自己准备米面口袋。当身穿白制服头戴白帽子的售货员称好您要的米面后，总是热情地提醒您把口袋套在大漏斗下，然后 ‘忽’地一下倾倒下来，有较真的老太太还会敲敲大漏斗，不剩一点面渣。”“每当赶上粮店进货，准能招来许多小孩子围观。就见一辆带斗的大卡车上装满整袋整袋的米面，装卸工穿着白制服，头上戴着帽子，帽子下边耷拉着到肩膀的布条，颇像日本兵的样子。那装卸工个个都是棒小伙儿，每人一上肩就是三四袋面，而且是气不喘、腰不塌，脚底生风，将整袋的米面码放得方方正正。”

　　下面我还找了一段粮店深秋买白薯的情景。那时候每年秋天粮店总会卖一、两次白薯，都是郊区拉来的。好像是每户可以买二百斤，按五斤白薯交一斤粮票。白薯是几分钱一斤：

　  “当时白薯对于家家特别是小孩子来说可是个稀罕物，一听说来白薯了，街坊四邻立马儿放下手中的活计拿起口袋前去排队，那队排得里三圈儿外三圈儿的，轮到自己了，人人都不忘说上一句：‘谢谢您，多给挑点儿红瓤的。’”

　　1993年，粮票结束了历史使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粮票和油票，粮油实行敞开供应。此后，伴随城镇居民达四十年之久的各种票证券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我听说这事儿应该在1993年之后。那时我们还在美国到处“漂流”呢。第一个想到的是，哎哟，我还藏着好多“全国粮票”哪，全作废啦。

　　那时“全国粮票”可是“宝贝”。因为“全国粮票”全国通用，同时，没有时间限制，不会有“当月有效”的字样。我在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干活。在那儿我这“菜鸟”总出差，当然就少不了需要“全国粮票”。不知为什么，我一出差，到人事司就无偿地领到“全国粮票”，说是我到了外地得用。当时我觉得占了大便宜，因为白得粮票不说，还可以长期保存；另外就是，您要自己用本地粮票换全国粮票，还得交油票哪。就这样，我这个财迷脑壳攒了好多全国粮票，估计得一百斤以上。忽然听说这都作废啦。呜呼，还不如当时“及时行乐”，都换了鸡蛋吃了哪。

　　粮票和油票一作废，您说粮店还有什么用？当年“权倾一时”的粮店在事过境迁中销声匿迹。

附录：粮店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对于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休了的满志远来说，那是个与粮店一同走过的时代，那是个粮店见证历史变迁的时代。

　　70年代，无处不在的粮店

　　那是1975年的某一天，满志远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下乡之旅”完结，回到城里后，被当时的珠林公社分配到大东区的小东粮油管理所做营业员。这个管理所分管二十三个粮店，他报到后被分到距离小什字街路口不远的小东二粮店。

　　票证券的时代就是从粮证、粮票开始的。在那个时代，大米、白面都是供应粮，即使你是“下馆子”吃大米饭，都要随身带着粮票，否则出再多钱也吃不到香喷喷的大米饭。满志远至今还清楚记得在学校附近的饭店里买一个烤饼、一碗菠菜鸡蛋汤需要一角二分钱以及二两粮票。其实早在50年代就有了粮票，粮票分两种，一种是全省通用的地方粮票，一种是全国通用的全国粮票。一般发放的都是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只发给经常出差的人，还必须具备单位的介绍信，发放时还要扣除应该发给的地方粮票的份额。

　　除了粮票，每家每户还需要有按户或者按人供给的购买证，有了购买证，还得去证件上标明指定的粮店购买粮食，在粮店的营业员手中留有与粮证上相同内容的卡片。买粮时，营业员要查看粮证上的居民委、组、号、所管辖的粮店、住址及居民姓名是否一致。

　　那个年代没有淘宝、没有进口的泰国香米，想买粮食只能去粮店，于是粮店成了街头巷尾的固定场所，就好像开满了香港大街小巷的“7-11”便利店，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马路，哎？它还是在那里！父母忙碌的时候就会打发小孩子去买米，小孩子从柜子里拿出自己家缝制的布袋子，带上粮证和钱，一路蹦蹦跳跳地去家对面的粮店买米。从营业窗口递上粮证，店员在粮证上记录你这一次“消费”了多少细粮、粗粮，给你开张小单子。小孩子带着单子领粮食，店员从大箱子里用铝制的小撮子撮粮食放在秤上称重，再将称好的粮食倒进小孩子提着的布袋子里，这就完成了买米的过程，也是那个年代小孩子们的共同回忆。

    80年代，“换大米”的出现了

　　郭达在某年春晚上的小品内容已经逐渐在脑海中淡忘了，但是那句“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的唱词却久久停留在回忆中，挥之不去。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经常在粮店门口出现的景象，那时，满志远已经在大东区的津桥第二粮店做店主任的工作了。

　　那个年代的粮店仍旧是国营的，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但是在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一些郊区富裕起来的农民，为了能吃到更多的细粮（指大米、白面），就拿了鸡蛋、蔬菜等到城里换细粮，或者用钱买细粮。他们有的是蹬了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到处吆喝，有的就溜达到粮店门口附近，与到粮店买粮的顾客搭讪。于是，很多人都把供应粮证里剩余的细粮高价卖给他们，或者拿大米白面换鸡蛋蔬菜等。他们就是“换大米”的原型，也是最早的流动个体商贩。

　　满志远的回忆里，总是会出现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换大米的”，因为那个人在那个年代常常蹲在满志远管理的粮店门口，拿鸡蛋同顾客换大米白面。无论是粮店职工还是附近居民，都管他叫鸡蛋大叔。鸡蛋大叔有一张泥鳅鱼似的细条脸，黑了吧唧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往上翘起的嘴巴却是挺甜的。见了比他小的人，也是一口一个大爷大哥大姨大姐地叫着，见了满志远更是主任长主任短的，还时常拿一包新上市的过滤嘴香烟往他兜里塞。但那时的满志远很害怕这些“换大米的”会诱使粮店里的人偷偷拿出去一袋两袋大米、白面去换鸡蛋什么的，所以对这些人非常厌烦，对鸡蛋大叔的态度就非常不好。

　　也许鸡蛋大叔也察觉到了满志远的排斥，每次见到满志远，就远远地躲开，好像是怕被撵出这个地方。但是满志远并没有想撵他的意思，因为鸡蛋大叔是邻里公认的好人。满志远仍旧记得，那时附近居民家的孩子发烧，那位居民家里的男人上班，鸡蛋大叔二话不说，从那个妇女手里抱过孩子，一口气跑到附近的区医院。就是谁家有什么活儿，比如搬卸个什么东西，打煤坯、在井院拎桶水什么的，他都会上去帮忙……鸡蛋大叔仿佛是那个时代人物的剪影，粗糙却淳朴、善良。

　　90年代，对粮店说再见

　　从1992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逐渐涌入，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愈发明显，沈阳的粮食商品也逐渐打破了将近半个世纪实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供给制，粮食商品开始全面放开而走向市场。这时期，早市夜市及各农贸市场都有经销粮食的。当时，全市四百多家国营粮店，已经实行承包制，把粮店交给职工个人管理和经营。

　　同时，粮店销售的粮食价格实行“双轨制”。所谓双轨制，就是依然保留一部分粮食商品实行发票供给，每个居民都可以领到粮店发放的大米票，一般都是每个人供给5公斤左右。另一部分就是全面实行市场价格，如白面、玉米面、高粱米等都与整个市场是同步的，供给的大米如果不够吃，就只有买“议价大米”，就是与市场价格等同的大米。

　　在那个“市场经济”还属于新名词的时代，粮票券作用的减弱让人们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在那个过渡时期也出现过一些问题。那些思维超前，具有做生意头脑的商贩开始打起倒卖粮食的主意，即从粮店大批收购低价粮食，再加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带来的利润。刚刚打上个人标签的粮店也拥有了许多管理上的自由，粮食一到店，就可以整车卖出，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呀。于是粮店与商贩一唱一和，就导致粮店粮食紧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却开始飞涨。

　　国家为了平抑物价，又开始发行和粮证作用一样的粮籍证，让市场倒卖的热情降温。到了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粮票油票，粮油实行敞开供应。此后，伴随城镇居民达40年之久的各种票证券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而这时候的满志远搭上了粮店个人承包的末班车，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粮店的固有运作方式，人们买粮有了多种选择，粮店也必须发展起多种经营，自谋生路。于是满志远的粮店开设了早餐摊，自己炸果子、做烤饼来卖，至今满志远仍旧记得这些传统早点的做法。

　　1996年，区级粮食局解体，满志远也告别了陪伴自己近三十年的粮店生活。如今，热闹的菜市场中仍旧可以看到小小粮油店的身影，只是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琳琅满目的选择，吃腻了桓仁大米，我们甚至可以买到泰国香米佐味；我们也不再掰着手指计算这个月还可以买几斤细粮、粗粮，人们开着小车拉着一袋一袋的大米、白面满载而归。但是如果你问问人们，他们仍旧会告诉你，他们有多怀念那个拿着米袋子去粮店买米的童年，那个选择单一却过得单纯满足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