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了学，第二个“我”就派生出来了。虽说老师一再教我们做诚实的孩子，可他们从来不给学生讲真话的机会。学校在德育方面的教育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讲爱党爱国的空话，而不是脱离阶级的博爱，导致好人也得被逼出双重人格。在课堂上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老师的答案。后来工作了，那个答案是领导的答案；“八九学生运动”是天安门清场后党中央给出的答案；…。几十年如一日进行如此的思维训练，决定了我必须是两个“我”。一个“我”留给自己在人性自由的浩海里享用，另一个“我”派出去作为我生存的卫士。 一个我手捧“红宝书”带领全班同学学毛选，另一个我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尽管那时只能收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一个我埋头做贤妻良母，另一个我随时准备在丈夫离心离德时冲出家庭；一个我“谦恭”地对众人的请求说Yes, 另一个我更多的时候在心里在说No；一个我勤俭持家，从不铺张浪费，另一个我慷慨大度，一掷千金；一个我教书育人，另一个我很少读书甚至羞于做学问；一个我有着健康的生活起居，不贪吃不贪睡，另一个从不设想长寿，甚至为之恐惧 …

        我很小的时候，最喜欢一个人疯玩儿，似乎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总不能尽兴。记得十几岁家长上夜班的时候，别的女孩会找个同伴陪睡，而那些夜晚简直就是我的节日，我激动地计划着怎么度过家长不在身边那些难得的时刻，最后决定通宵不睡觉，才对得起这么“独立”的时光。下乡的时候，其他知青都眼巴巴等着队里开饭的时辰，而收工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就在地里等着你们回来”。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留在教室，独自占用班级唯一的大录音机；晚上熄灯后，同学们回宿舍睡觉，而我借助路灯照射进教室的亮光翩翩起舞，走到校园树下摘一把丁香花插在小瓶里 .... 后半夜我蹑手蹑脚地回到宿舍睡觉，可等同学们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早就回到教室了。他们吃早饭，我不吃。他们吃了早饭上课犯困，而我不会。同别人结伴逛商店、出游，都是我的无奈。我能用最短的时间在众多的花色和品牌中挑出性价比合理的东西，而身旁的伴侣往往不能。他们挑来挑去还是不满意，让一旁等待的我替他们痛苦。我也有津津乐道品味转悠的时候，但是身边不能有任何人跟着。

        对于孤独与否，旁观者的眼里和我内心的感受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最高兴的时候往往是跟自己在一起，这也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最终走出婚姻，为什么一看到新人走入婚姻就觉得麻烦即来。固然自己生活也非一帆风顺，但是我的经历总是告诉我: 一个人更容易、更简单、更自由，因此更快乐。

        被派出去当卫兵的我，保护着另一个真实的我。当派出去的“我”在人面前应酬时，另一个我处于休眠状态。而只有和真“我”在一起时，我才可能放松和快乐。这样，一个外表上的“大众情人”掩盖了一个真实的喜欢独处、眷恋孤单的我。

       我深知来自个人和他人的“保护”是多么的贫乏无力！多年后我承认神的存在，愿意把人的负担交给神。那样，在上帝面前，只需要一个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