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谏与接纳

    有郭灿金这么个人，在网上有名。郭先生1967年生，文学博士，历史解读派代表作家、杂文家。著有很多历史论著。评论说，他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结合现实社会生活，以现代观念洞察历史玄机，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新奇、别致的解读。深刻，犀利，谈古鉴今，痛快淋漓；风趣，幽默，新编妙解，让人捧腹。

    2008年，他在新浪畅销图书排行榜（人文历史类）上连续四周将季羡林、阎崇年二位大师甩在身后。然而，有关他论著的非议也接踵而来。很多人认为他的论著是“流氓歪解之作”简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于是，“流氓”、“恶俗”、“作秀”之类的骂声通过互联网一齐向他涌来，甚至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也批评他“亵渎了先贤”。而郭灿金却一脸的无所谓，说“我不怕人骂，挨骂，我早就习惯了”。“一不小心下了个蛋，现在人人都想来看看这只下蛋的母鸡”是郭氏的幽默。

    郭先生的史学论著我没看过，现在也仅仅在网上看了篇《魏征：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确实值得回味。先看看我要发点感慨的摘编吧。

          魏征：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魏征生于公元580年，卒于公元643年。出身破落贵族。因为家贫，年纪轻轻的魏征很早就出家做了道士。魏征亲身感受到了离乱之苦，所以他说“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对此，魏征有着深切体会。后来里尔克总结道：“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先投举兵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后服侍瓦岗寨首领李密；后随李密降唐效力于李渊；不久因被俘开始效命于另一个义军首领窦建德；窦兵败后，投在太子名下。他曾为太子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眼见李世民一天天坐大，魏曾多次建议李建成先行下手，除掉李世民以消后患。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率先发起斩首行动的居然是李世民。

    辛苦了几十年，连个稳定的靠山都没有找到，每一次押宝都押错了地方，这就是魏征在遇见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历；“出身”就更不用说了。在唐太宗的文臣武将之中，像魏征这样一生几易其主，数跳其槽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无法想象魏征将如何面对世人，面对唐太宗。

　　李世民干掉李建成后便把魏征喊来痛骂：“你个垃圾，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谁知魏征却不卑不亢，慷慨自若，他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李建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在场的所有人都预测，这次魏征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死不悔改的魏征，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实际上却是当时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如果他乞活，唐太宗定将他杀掉。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衬托李世民的伟大，李世民胜利的必然。因此，在关键时候，魏征以自己的才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时更赢得了李世民的青睐。

　　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历史场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魏征作为一个纵横家的本色。”

　　什么是“纵横之说”？纵横家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抱持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忽而儒道合用。构成了所谓的可纵可横，亦纵亦横的局面。因此，纵横家以长于游说权谋著称。纵横家往往“无特操”，随时可能改变观点，所以纵横之术在后世很少为人所称扬，学者耻言“纵横”。

　　挺住！除了“挺住”还是“挺住”，才是魏征能够成功的所有秘诀。魏征将挺住发展成为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信条，坚持了终生，并将之发展成为一种为官艺术。

    魏征先声夺人，他充分利用李世民对他刚建立起来的好感，利用自己的纵横特长，大大方方地和李世民来了个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方面的词义辨析——“忠臣”与“良臣”的本质差别：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又让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这是中国古人最擅长的“正名”。 魏征以其精到的词义辨析，给李世民下了个大套——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启动“纵横”程序——尽情进谏。因此，我的脑袋随时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忠臣”；你如果不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良臣”。让我成“良臣”，咱们双赢；让我成“忠臣”，咱们双输。魏征这一定位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了道德高地之上，从而让唐太宗处于了守势。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如果还想笑着走进历史，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魏征的“进谏”。

    之后，他更上层楼。魏征巧妙地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看，魏征的应对总是如此得体！这就是魏征的纵横术。

    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魏征以其纵横术开始了纵横驰骋。他把整个朝廷变成了自己唱独角戏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想去泰山封禅，他依然犯颜直谏……“直谏”成了魏征生存的武器，成了邀宠的法宝，以至于李世民有一天就曾情不自禁地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魏征终于以其“纵横之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李世民总结说，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玄武门之变后，才开始效忠唐太宗的魏征，终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郭灿金的点评：

　　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理想而经典的君臣关系——臣子竭诚进谏，皇上虚心接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事双方小心翼翼制造出来的假象。其实所谓的君臣一体从来都是幻想。君臣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是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平衡就显得异常重要。这种平衡既有力量方面的平衡，也有智力方面的平衡。

　　君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之时，中国历史上的好戏就该上演了：当君主一方的力量占据主动之时，比干的心肝就被掏出来了；当臣下的力量占据主动之时，汉献帝就被曹操所挟“以令诸侯”了。而当二者暂时处于平衡之时，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产出来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时代。但一部中国历史，不平衡的时候居多，所以，打开史书，后人随时可以见到礼崩乐坏的场景。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万恶的封建专制抹上了一丝“民主”的断霞散彩，为盛唐之盛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

    有关中国的封建制度的起始和结束，现在在学术界有争议。所以我看点评中郭先生最后一句中“万恶的封建专制”这几个字是否去掉“封建”二字；然而 “万恶”二字又有些极端，专制制度既然在中国历史中几乎贯穿，是个客观存在，就不要用形容词了吧。客观评述历史就不要参杂个人主观情感。

    郭灿金对魏征的评价乍一看有点“损”，说他是个“纵横家”；也就是“从来不抱持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定其取舍”；“以长于游说权谋著称”。细想一下，魏征是个臣子，而且是谏议大夫，就是要为主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利益出谋划策的。他怎能还摆出一幅儒者的态度做谦谦君子，满口仁义道德呢？当然，更不能溜须拍马之能事，做和珅（仅仅假设比喻一下，他们是不时同时代的人）；那还叫什么谏议大夫？既然是为了李世民建立的这个王朝的根本利益，很多事情就不能由着唐太宗的好恶和个人感情行事。魏征“把整个朝廷变成了自己唱独角戏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注意，他不是制度上的不同政见者，而是针对具体方针政策。

    看郭先生评说魏征，本人有点感慨；这当然是因为薄熙来事件。我本人对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是不认同的；但不能因为否定专制制度就不客观评价薄熙来。薄熙来在他在台上的时候当然不是什么“谏议大夫”的角色，然而他是个积极肯干工作的人，特别是在重庆主政期间。他本人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中共的专制？没有。他内心深处有没有呢？不知道。我的印象中，他是极力维护这种专制统治的。不过在重庆，他的具体做法有别出心裁之处，那就是“分蛋糕”－－蛋糕分好了再做大。这应该是针对现在社会分配不公而言的；但他的“分蛋糕”并不是通过制度的根本改变来进行；显然其目的还是为了稳定中共的专制统治。

    如果我的分析合乎逻辑，那薄是真正为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全力工作的嘛。结果他却成了法庭上的“刑事犯”。他在党内的反对者联合起来整治他，因为他“想分裂党，想篡党夺权”。就这点来说，这个专制政权的执政者们是在自掘坟墓。这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专制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下的落后性。设想一下，如果唐朝的每个皇帝都如李世民一样的开明，且代代都有魏征式的臣子出现；而且各级官吏都是如此，那盛唐的局面恐怕真要千秋万代了呢。不幸，中国历史上历代专制大王朝都或迟或早的因腐败消亡崩溃了。每个王朝都有和珅出现，大量的出现。他们是腐蚀王朝肌体的蛀虫。而魏征式的人物本来就少，在王朝日益没落之时就更无出头之日。必然的。专制的土壤只能让腐败越来越猖獗。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薄熙来的命运是什么呢？除非他真的有刑事犯罪，他绝对不会“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而被押上法庭。西方政党内同样是自由竞争机制，您有本事就层层上位，大展个人政治抱负。您听说过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冒出个优秀的年轻政客，他的同党就说他“企图篡党”的吗？嘿嘿，制度不同嘛。

    尽管薄熙来在台上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我并不认同的专制制度，我仍要为他鸣冤叫屈。就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和一般的逻辑推理，他要成为“刑事犯”可真难。法庭上公诉人对他起诉的三宗罪都很牵强，缺乏物证，证据都来自在押犯的口供。当然，中共专制制度下公检法是一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对薄熙来的公正审判。现在中共领导集团不要说纳谏，连卖力为这个制度干活的高官都容不下。

    郭先生的这篇史评也让我想到毛泽东。想一想成为“人民大救星”后，他比李世民在纳谏上可是天壤之别。1957年他老人家号召“大鸣大放”了一阵，当天真的知识分子针对性地进谏时，老毛就绷不住劲了。他突然翻脸，说自己搞的是“阳谋”，是“引蛇出洞”。这还谈得上接纳真诚的进谏吗？当时的“反右”铺天盖地，几十万知识分子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原来，老毛说“大鸣大放”是暗示人们“歌功颂德”。老毛这个“开国皇帝”做不到真诚纳谏，以后中共的政治就越发地步入黑暗。到现在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审判”薄熙来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