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二）

　　“（父亲）是心衰，”妹妹看着我，“大夫说…说老人年纪这么大了，（家人）要有个精神准备。我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说老人得心衰最多还有五年……”

　　我一怔，但平缓地说：“爸已经快到九十二岁了，能再活五年就是快百岁的人了。应该是……”我想说“寿终正寝”，但没说出口，顿了一下问：“那他什么时候住院呀？”

　　“先开了些治心衰的药，有高干病房腾出来就进去。”妹妹说，大夫暗示要住院一段时间，好好检查、治疗。”是啊，像老爸这样的离休干部，又是高干级别，应该是医院的“摇钱树”了，多少药费都能报销。

　　“‘松堂医院’给我来电话，让咱们最好两个星期去看一次妈妈。说去得太勤了不利于老人的心情稳定。”妹妹眼圈有点红。“我现在真怀疑咱们把妈妈送到那儿去是不是事与愿违。”

　　我没说话。不送那儿？老妈最后那种精神状态……唉。

　　妈是１９７４年退休的。那是三十多年前啦。那时她刚过五十六岁，身体状况也是挺好的。其实她教书的那个远郊中学并没有让她退休的意思。妈妈那时在这所中学里教三个班的语文课，每周排２２堂，每天三、四堂，工作量也太大了！可是妈妈在工作上从来就不抱怨，给她加多少工作都咬牙承担下来，一直是这样。我有深刻印象，小的时候，深夜了，她还在刻蜡板（１９６０年代初，各个工作单位搞蜡板印刷，印些份数相对少的印刷品很普遍）。书桌上总放着几十本学生的语文作文等她评判。她用衣服罩住台灯，因为我睡眠从小不好，有光亮就醒。可有时我还是醒了，便翻来覆去睡不着。妈妈就把灯关了，坐在我身边轻轻拍我入睡。等我睡着了，再去台灯下工作。记得有一次，我怎么也无法入睡。她焦急地喃喃道“你怎么还不入睡呀，妈妈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哪”。

　　想到这些，内心有温馨之感，可她退休后为什么就渐渐变了呢？到近两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她的思想脉络始终贯穿着焦虑二字。最初为自己的睡眠焦虑，后来怕出门，怕亲朋好友来拜访、吃饭等等，总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人”。但我妻子给她买了衣服她又不穿。她对老爸、我和妹妹越来越不关心，表现就是冷淡二字。周末我和妻子，有时还有我们的儿子去探望，她会“礼节性”地泛泛问一下我们小家的情况，即便是针对性地询问上几句也看得出是出于应付，最后她变的只关心她自己了。这退休的３３年呀，逐渐地成为一种自我折磨，最后发展成对整个家庭的折磨，尤其对她自己。现在我一想起老妈在面前不断地絮叨“我没有归属感”就浑身的不自在，甚至有…有恐怖之感。

　　妈妈的神经质到了六、七年前发展到了有“自杀”倾向。之所以在自杀二字上打引号是因为数次“自杀”都没有成功，而且是不可能成功。妈妈把平日因失眠看大夫开的轻度镇静药――安定（地西泮）或者舒乐安定（艾司唑仑）都攒起来，到时候一股脑都吃下去。这类药吃上一、两百片会造成昏睡，但很难抑制呼吸。到时候爸爸会发现她衣服穿得很像样躺在地上，时间都是在白天。父亲顿时慌乱，把我和妹妹都叫来。其实他可以先直接打急救站的电话号码１２０，可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先给我和妹妹打电话，等我们匆匆赶到了，再打１２０。

　　我总隐隐地感觉妈妈是想惩罚谁，或在无声地抗议自己的被忽视、被遗弃。可真有这种“抗议”，目标是谁？在妈妈走后，我总是想着她老人家长长的３３年的退休生活。这几乎比她当老师的生涯短不了几年。妈妈是从１８岁开始当小学老师的。那是１９３６年。“国共合作”，粟裕将军的部队在妈妈所在的沿海地区集结，于是当地有了中共公开的党组织，妈妈遂加入，并成为当地有名的女共产党员。她还鼓动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我舅舅参加新四军，并在１９３８年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工作。但在武汉将陷落时，她在撤退的混乱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返回家乡，后被捕自首出狱。有关这段历史妈妈讲得很少，这应该是她内心的痛。她回避。我只是觉得，这段历史产生的感情痛苦影响了妈妈日后的人生。“文革”初期，妈妈由于这段历史问题被“揪”，关进“牛棚”。“罪名”是“叛徒”。当时父亲已经被“隔离审查”，母亲却可以每个月从教书的远郊一所中学回家一次。她有一次对着我和妹妹简单地讲述了为什么成为“叛徒”。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有落入万丈深渊之感。记得那是个夏日闷热的夜晚，一个自我感觉非常恐怖和无助的夜晚。

　　现在回忆起来，老妈在十几年前精神上就不太正常了。妹妹那时抱怨，说只要自己刚一下班回家，妈妈就跟着她没完没了地诉苦。说自己的眼睛完全瞎了，更多的牙齿在松动，走路不稳总摔倒，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就“脚踩棉花”。她这种抱怨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反正是车轱辘话来回转，“可以一小时，也可以无限。”妹妹无奈地讲，“我几乎每个晚上什么也干不成，光听妈妈抱怨。”

　　我的意思是让妹妹奈着性子听下去。只要是你在认真听母亲诉说，她会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被人忽视。“我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听妈妈说什么嘛。我都是在静静地听。”我说，“你劝她是没用的，她现在该是‘老小孩儿’的岁数啦。”妹妹要是听我这么讲就很不服气。她说我一个星期就听老妈絮叨一次，而她天天如此。谁能架得住每天“饱和轰炸”？

　　有关老年性精神障碍我们咨询得很多了，自己都记不得去面对多少心理咨询大夫讲述老年人的精神问题。总的印象是，大夫们反复强调，老人是无意识地要让周围的人们注意他们。这种不自觉的意识的表现往往就是夸张。

　　对于母亲说的睡眠不好，眼睛问题和牙齿松动，妹妹没少陪她看病。睡眠不好是老问题，大夫安慰一番就是开些轻度镇静剂，并总是建议母亲能多多接触社会，调剂生活。眼睛是有些白内障，但发展极其缓慢，要到动手术的程度还差得远呢。母亲的牙齿因为牙周炎掉了几个，不过大部分都在。牙科大夫往往是很惊讶母亲这么大年纪，牙齿还如此不错。我们还专门找心理咨询大夫看母亲的焦虑问题。每次大夫都和母亲详谈甚久。而每次我们见到母亲和大夫谈笑风生的样子，不是觉得疗效很好，就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太大惊小怪，老妈真的没什么毛病嘛。

　　但每次上医院看过病没几天，老妈就故态重演。她最轻蔑精神科大夫的心理咨询，称“那都是骗人的”。然后就说大夫给的安定都是没用的。眼睛照样看不见，牙齿全都在摇动，甚至心脏不好等等。弄得我们气馁。这种反反复复持续着，妈妈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她开始“自杀”。

　　１９８０年代初父亲“落实政策”搬进这座号称“高级知识分子公寓”。他老人家开始并没有和母亲睡在一个床上，而是自己睡在书房里。他晚上和中午就睡在书房的大长沙发上。算一算他在书房睡觉二十年左右，也就是生命的最后几年才搬到妈妈睡觉的房间里睡在那个老旧的双人床的。老人家说是“看”着老伴儿。说她总这么“自杀”，万一真出了事，他也能够及时发现。

　　老实说，我和妹妹再以后遇到母亲又“自杀”，我们已经不是害怕、紧张，而是尴尬。老爸则相对平静得多，哪怕是第一次看到老伴儿“自杀”。那次救护车来了把老妈拉到医院洗胃，急救大夫确定是吃了很多安定之后的昏睡后就松口气，不等老妈完全清醒就主动说可以出院回家了。

　　那次老爸没跟着去。我从医院回来报平安后，父亲叹口气，情绪消沉。“你妈妈就是和自己作对。她这辈子……”话没说下去，只是不断叹气。其实那会儿我对老俩口一辈子相互间的情感已了解一些。当时只是有心寒的感觉。

　　母亲老是一次次“自杀”，老爸就提出来和老妈一起睡，好“看”着她。我和妹妹认为没必要，可老爸执意搬过去。其实还是挡不住母亲“自杀”。但父亲也不讲什么。不过有一次，我和妻子周末探望二老后，妻子回到家对我说父亲曾跟她讲“她（指母亲）这样闹下去，全家人都不得安宁。真要是想死，从七楼跳下去就行了”。我听了这些，看着妻子询问的目光，内心简直就是隐隐的绝望。

　　母亲的性情变得古怪。会在很糟糕的天气自己一人去看病，比方说刚刚下了场大雪。看了病就会对刚刚下班的妹妹讲，大夫问她这么大年纪怎么一个人来？“他们都太忙，是吧？”妈妈看着自己的女儿，脸上还似乎挂着冷笑。妹妹当时也是满肚子沮丧。母亲其实是很会表现的。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她就表现得很正常，端茶递水手脚麻利。可她会忽然告诉你，早上一个人出门散步，竟一连续摔了五个跤。最让人尴尬的是，只要她在我们面前，她就跌跌撞撞的样子，好像真要摔倒。可情况并没有糟糕到如此程度。

　　晚年的妈妈饭量很大，比爸爸能多吃一倍。老人消化能力差，吃多了就会拉肚子。妈妈总上厕所，结果家里的厕所就越来越脏。爸爸小便又总尿在马桶外边，厕所里变得又脏又臭。我每个周末回去都要好好刷厕所，并婉转地希望妹妹也能动手刷刷。她显得不耐烦，“你以为我视而不见？怎么刷也挡不住妈妈不断地上厕所呀。”是不是能叫钟点工帮忙？可人家是钟点工，不能成天给你刷厕所。

　　没想到这样的日子也对付不过去。母亲开始拉裤子。拉了裤子后来也不换。妹妹发现她身上很臭，就逼她换衣服、洗澡，并主动帮助她。但妈妈坚拒！她说自己可以换衣服，也可以自己洗澡，可事实上却不没有做。以致一次妈妈“自杀”送到医院。大夫忙了一阵过来和我们说“你们的老人最好洗洗澡，她实在太臭了”。我和妹妹当时无地自容。跟着，妈妈开始尿床。有时妹妹下班回来，发现房子地面上都是稀便！妈妈到了这个时候就谁也不理，一个人臭烘烘地躺在床上。整个房间里都是厕所的味道。哎，她真的自己收拾也困难，毕竟是快九十的人了。

　　父亲呢？他怎么能忍受？然而就是默不作声嘛。老伴儿臭不可闻，又尿床，就躺在边上睡觉。他们彼此也不怎么讲话，多数时间是爸爸冲着妈妈大声喊，制止她干这干那，因为他们俩都耳背。可妈妈就像没听见一样我行我素。真难想象这日子过成这样。

　　就在母亲在房间里拉得哪儿都是稀便后，我和妹妹决定送母亲进“松堂医院”。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爸爸，他开始竟不可理解地拒绝。理由是“怎么能把（你们的）妈妈送到那里”。我坚持要送。老爸也就默认了。我猜到他会同意我们把妈妈送到“松堂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