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重骑兵
漠北之战，卫霍两路的战斗是颇为不同的。
卫青和单于主力正面交锋，共歼敌19000，这一路是正兵，靠步兵保障应该是可靠的。霍去病和左贤王部交战，基本上是靠机动作战，追亡逐北，累计战果达70000之多，剧烈的战斗倒没有记载。实际上，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这70000里面的老弱病残肯定不少。关于给养问题，我认为这路汉军是靠因粮于敌以战养战（与通常想法不同，匈奴的粮草辎重积累还是不少的）。看地图就知道，霍去病一路出击距离比卫青远得多，运动速度快，靠步兵就不怎么可靠。至于发现敌军，我记得此路汉军并未集中作战，而是分兵数路，独立作战。好在此时匈奴已以避战为上，故此没什么危险，反而能大大增强了搜索敌军的能力。
说到唐军骑兵，我又想了一下，发现唐代战马也有披甲的战例，不过情况比较特殊。那是李靖西征吐谷浑，伏允天柱王烧草原而走。李靖统军穷追，由李道宗率数千精骑为先锋，在赤水源终于追及吐谷浑军主力。吐谷浑军孤注一掷，对唐军先锋大举反扑。唐军将铁甲披在战马身上，排列在阵行四周作为掩护，以弓箭和长枪大量杀伤逼近的吐谷浑军。终于坚持到主力到来，将敌军主力歼灭。我认为这和卫青用武刚车组成野战防御工事的做法接近，和欧洲那种给马匹戴重甲的做法形式类似，作战思想却大异其趣。

我是穆罕默德，好久没上论坛了，一上来就谈谈这个感兴趣的论题，中国的重骑兵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叫“甲骑具装”，源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由于长期内乱，加上北方游牧骑兵的大举南下导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崛起，中国的农业社会出现了向庄园化转变的趋势，无独有偶的是，欧洲同时也受到蛮族毁灭性的的入侵，可以说由于天灾，象是受到血液中狂燥基因的召唤，当时的游牧民族向农耕社会展开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蒙古后来又重复了一次）。

这种征服在欧洲促进了农庄制度的发展进化，而且由于欧洲自古小国林立，往往在不大的范围内只能指望凭一己之力抗击外侮，长距离的远征机会不多，所以这种经历促进了欧洲军队重视防御和机械力（补充不足的人力）的军事思想，养成了欧洲人思维缜密、精打细算、按部就班的正规战略思想，因为小国经不起人力物力的消耗，不敢冒险。欧洲的军事筑城面积不大，高耸的城堡相对孤立，强调以点控面，盔甲厚重、工艺精湛，兵器也以长、重为主，以力取胜。国王领主均倚重骑士阶层，骑士阶层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只能是非富即贵，所以欧洲风俗尚武。虎背熊腰、血胆之人往往得到尊重。但欧洲军队中骑士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仍是“麇集之半裸露乡民”。

中国与欧洲不同，虽然长期经受游牧骑兵的侵袭，但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导，中央集权制度一再加强，外来文化不是被吸收而是被同化。这和中国崇文轻武的文化传统有关，文人为主的统治阶层宜于管理广大疆域和众多人民，但在军事思想上往往重视战略上的权谋机变，出奇制胜，将领人选上推崇儒将（纯粹的职业性猛将往往难于相互沟通和控制），兵器上的改良往往是拿来应急，用后就斥为“机巧之物”（士大夫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且心存畏惧）。当然，这也是长期与北方游牧骑兵作战烙下的痕迹，相当实用，但凡事过头就有问题，就我个人认为两汉的骑兵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汉族骑兵，当时孔孟之道尚未根深蒂固，古风尤在，加上长期战乱，匈奴的威胁说是亡国灭种一点也不过分，汉族骑兵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整体效能的体现，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训练有素，虽然个人军事素养上还比不上游牧骑兵，但由于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机动（骑术）、杀伤（箭术）、协同（阵法）、战略战术的融合，即使蒙古高原广大的空间也未能让匈奴找到破绽，只能在穷追之下远走欧洲（今匈牙利）。正是由于这种依靠谋略、机动和协同来战胜游牧骑兵的经验最终促使中国在兵法、兵器上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时间不长，无法与欧洲千年的重盔甲历史相比，这是事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值得说说的倒是“明光铠”，这种护胸镜锃亮的板式铠甲是最接近欧洲重盔甲的中国骑兵防护装备，曾威风一时。

两汉之后，汉族的骑兵在整体上逐渐失去了对游牧骑兵的优势，唐朝虽然是个例外，但更多的是“以夷制夷”，不但士兵是这样，连统军大将也是如此，阿史那家族、高仙芝、安录山、哥舒翰等藩镇名将都是外族人，他们熟悉游牧民族的习性，作战大胆，惯于长途奔袭、擒贼擒王，一战定乾坤，游牧民族闻风丧胆。虽然安西、北庭都护和朔方、瀚海等地不多的“边地良家子”依然强悍，但看来李唐王朝确实发现，盛世之下的中原农民是无法再与刻苦耐劳的游牧民族一较高下了。东都之战时，安军铁骑冲突，唐军阵脚大乱，西域名将李嗣业情急之下“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才稳住，要不是勤王的西域叶护王子率回鹘骑兵迂回成功，唐军大势去矣（代价沉重，事后叶护依“破城后城池归李家、子女玉帛归叶护”之约要大掠，经郭子仪率文武百官跪求叶护才幸免，后似乎是长安收复后还是被勤王回鹘骑兵抢掠一空，城中一片火海、异常凄惨）。后唐李克用独率漠北三万沙陀骑兵一路摧锋陷阵，在众多各地勤王节度使的观望下竟杀得黄巢“伏尸三十里”，克复长安（另一次了）。再往后，宋朝时继被唐朝打跑到小亚细亚的突厥（今土耳其），游牧民族再次崛起，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南侵，马匹产地尽失，已无力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只能依赖筑城和水军消极防御。而宋朝在强大外侮下竟以文官主政，下场可想而知，这些满口“之呼者也”的翩翩君子治国尚可，安邦无能，奸臣如秦烩、贾似道等让岳飞、孟珙、余介等名将或冤死或郁郁不得志，忠臣如文天祥等虽痛哭流涕、奔走呼号却无法拯救赵宋王朝，特别是元灭南宋时，大批重臣文人无法接受被蛮夷统治的事实，争相举家自尽，仰药的有、投水的有、上吊的有，数量之多创了中国历史上文人自杀之最，可就是没有一个持刀杀贼、血撒沙场的，不少人竟然因手足无力，让家仆代刺的。让人哭笑不得，真真气杀我也！！！！教训呀！大家多读书是对的，可千万别读昏了头！！！要珍惜自己的血性！学会出手呀！！！

明朝虽然赶走了蒙元，但那是游牧民族的整体式大撤退，欧洲和西亚也是如此，这是文化的力量，并非象汉唐时军事上的强力驱逐歼灭，欧洲此时却抓住了机遇，用改良的火器最终使游牧骑兵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继明成祖的数次远征蒙古高原却落了个劳师远征毫无成果后，而且竟又出现了明英宗大军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的事情，似乎汉族军队特别是骑兵的战斗力越来越不济事了，后金崛起（至此女真族在不长的时间里已两次崛起，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的韧性是惊人的）后，明军的素质之弱、战绩之低令人惊异，这和明末内乱频繁、府库空虚有关，除了关宁铁骑、宣大劲旅外，竟然要依靠湘西的苗军和福建的藤牌兵，庞大的常备军不堪一击。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集中移居关外屯垦的汉族农牧民组成，剽悍耐劳，组织严密，训练严格，长期与后金军作战，是明军中唯一敢于与游牧骑兵硬碰硬的部队，吴三桂凭此官至山海关总兵，松山大战突围时他不与边镇诸将（共八总兵十三万人马）一起走小路，硬是从大道杀开一条血路冲回山海关，居然损失最小。玉田总兵曹变蛟则趁清军四出截击内部空虚，放弃突围，亲率中军标营直扑皇太极的御营，身被两创仍拼死向前，直斫入大帐中，刀及皇太极的马腹，逼得皇太极都要拔刀抵抗，清军侍卫舍命护卫，加上曹变蛟流血过多，才功亏一篑（这可以和川中岛之战比比吧）。此战之后明朝灭亡大局已定。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也出现过重骑兵，如金军的“铁浮屠”、西夏的“铁鹞子”等，蒙古也有，重骑兵用于冲击步兵方阵还是有作用的，但始终无法形成主流。作为游牧骑兵，关键还是机动能力，只要机动力占优，就永远不会挨打，这一点大家说的很多，就不重复了，

一位欧洲传教士（其实是说客兼间谍）在觐见蒙哥汗时谈过对蒙古骑兵的印象，概略是“他们大头、小眼睛，肩膀出奇地宽，吃在马上、睡在马上、开会也在马上，他们大概有几个月没下马，皮革制的衣服已经腐烂并和皮肤粘连在一起，为了不滋生寄生虫，他们把脸划破结疤，这样就不长胡子了。”在这种生活就是战斗的社会，人人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对付起欧洲那些由少数笨重骑士及大群半裸露乡民组成的军队，简直就是砍瓜切菜。至于战术，中国有详尽的描述，面对敌军步伍严整的方阵，蒙古骑兵组成数支冲锋队，先是轮番向方阵中射箭，削弱敌方实力，如敌军不动摇就让这几支冲锋队从不同的方向轮番向方阵冲击，一边冲击一边绕行，只要发现哪边动摇立刻集中全军向这里突击，如果还是不行就稍有间隔地从几个方向同时展开向心突击让你无法应付，总攻击开始时全部换上新马，千军万马势如山崩，锐不可挡。一旦突破，结果那些惊慌失措的半职业化军队就和掐死一只小鸡一样轻松，整个过程就象围猎一样。还是谈谈铠甲吧，清军主要使用皮甲，后来还有布甲、帛甲甚至纸甲（好笑吧）没有金属铠甲。清军骑兵入关后也逐步弱化，虽然察哈尔、打虎儿（达翰儿）马队、索仑劲骑在两平准葛尔、一定回部、两受廓尔喀之降时作用显著，但碰上葛尔丹的正宗游牧骑兵时已是一筹莫展，英法联军之役通州之战，僧格林沁的三千蒙古劲骑在密集炮火下决死冲锋仅7人生还，成了游牧骑兵辉煌历史的一曲绝唱。

谈骑兵不能不谈谈马，中国马在重量级上比不上欧洲马，这确实是甲骑具装不能推广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均规定重骑兵在行军时要下马步行，作战是才准上马。这和马匹的原始祖先有关，欧洲马的祖先就是重型马，常年的精饲和品种改良使其质量较好，但虽然力大却比较笨拙娇气。蒙古马由于地处高寒又是全年露天粗饲，个体一直较小，但也培养出了非凡的耐久力和适应性，这赋予了游牧民族广阔的活动空间。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次一级的有北非的帕布马），这也和中西亚马种的原始祖先有关，还有气候，但最重要的还是延续了上千年的有计划选育，才培育出这种奔跑中形同“悬浮”，激动时气质高贵、具有惊人耐力的良马。欧洲引进了这种选育技术，结合欧洲马高大的体型和阿拉伯马良好品质，培育出速度最快的英纯血，加上北非帕布马（其衍生的西班牙马是美洲马种的祖先源流）、阿拉伯马形成了影响世界马种最为深远的三个马种。

中国的马种体形小、耐粗饲、基数庞大，这适合中国人口多的现状，但选育始终是弱项，与欧洲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热衷品种培育的风气不同，中国（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种的培育相当随意，缺乏科学性和计划性，从未订立谱系，导致不少良马的基因流失，特别是由于中国以农业立国，对马匹的类型的需求以挽为主，由此骑兵用马大多是挽乘、乘挽型，真正的骑乘种少之又少。驾着拉车的马怎么能和游牧骑兵作战呢？由于地理位置封闭，中国马种长期封闭，外血流入很少，汉武帝千里远征带来的“汗血宝马”就是现在的中亚阿克哈—塔克马，直到现在也算形貌神俊，耐力速力出众的优秀马种，汉武帝希望以此改良骑兵用马，可惜因长期封闭蒙古马系的遗传过于稳定，这种良马对中国马种未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马种非常低劣，只是在近代引进并繁育了大量盎格鲁—阿拉伯等马种后才使我们看见了日本鬼子的“东洋大马”，《影武者》中那些头部俊郎，腿脚欣长的马群实在是艺术加工。总的说来，自工业化后，世界马种呈退化趋势，不少如腓特烈马（保持着一种叫“狂风扫落叶”的高级驾车动作）等优秀马种现已绝迹。不过话说回来，必须是有耐力的骑乘马种才是正宗的骑兵用马，英纯血等欧洲马固然漂亮，但只能用于赛跑和配种。阿拉伯马才算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特别是伟大的匈牙利种马场用优质阿拉伯马为匈牙利轻骑兵培育的沙加——阿拉伯种马，真是让人看见就流口水。与之相近的北非帕布马是埃及突厥族马木留克骑兵的坐骑，旭烈兀的蒙古骑兵风暴横扫中西亚，一路上摧城破国，却在叙利亚惨败，失去了进军非洲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输在了坐骑上。

近代著名的骑兵用马主要是盎格鲁——阿拉伯马、威尔勒马、摩根马、顿河马等，其中顿河马是剽悍的哥萨克骑兵坐骑（他们是学习蒙古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选育中继承了蒙古马的吃苦耐劳、阿克哈—塔克马的惊人耐力、英纯血的强健筋骨、卡巴金马（高加索优秀山地马）的灵活机敏，外形高大神俊，虽然以西欧的标准认为它在形格上略有缺陷，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吃苦耐劳和长距离奔跑能力十分优秀，难与匹敌。这往往是最实用的骑兵用马标准。中国现今较好的马种（本国骑乘种）有三河马（产于呼仑贝尔草原）和伊犁马（产于新疆伊犁），均混有大量顿河马血液。我骑过蒙古马、哈萨克马、焉耆马（新疆一种著名的走马）、和威尔勒马，后两种是正宗的骑乘种，高大健壮、长颈高扬、步辐伸展流畅，对缰绳反映灵敏，感觉好极了，与那些半挽半乘、呆头呆脑的兼用马比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