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家王西麟(2) |
| 送交者: 廖亦武 2004年10月21日17:10:57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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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威:经过这样的折腾,您对组织应该绝望了吧? 王西麟:你别忘了,我12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材呀。所以,当社教的高潮过去,团长第三次召见我时,我还是感激涕零。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态度端正,认识也深刻,这些,在作出对你的处理时,组织会考虑的。现在,希望你向党交心,从思想深处挖一挖自己的阴暗心理,找一找阶级根源!相信组织会把你的家庭问题与你个人区别对待的。” 老威:这不明摆着挖坑让你跳吗? 王西麟:当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于是我写道:“自从第一次开会叫检讨,我就吓得发抖,害怕别人提起我的国民党父亲和右派反革命的姐姐;经过赵政委的上纲上线,我的古怪反动思想更多了——一切影片、戏剧中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派们的儿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觉,连隔壁敲门都怕,以为是公安人员抓我进监狱。我是狗少爷,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会堂,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呆在这人民代表呆的地方,不该来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像看成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极了。我害怕自己成为向党进攻的困兽!” 我把几十次批斗中人们罗织的罪名都写成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通篇写了上百个“害怕”。我含泪坦白:“我害怕看见人,我害怕看见红颜色,我害怕听见《东方红》,我害怕看见领袖像!” 几天后,我照组织安排,将几十页“阴暗心理”当众宣读。大厅里静极了,犹如旷日持久的激战转眼间烟消云散,念完就散会。之后的两个月照样没动静,我似乎被遗忘了。 老威:这么斗来斗去,人们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这期间的64年春节,我居然恢复作曲,为大半年前完成的《云南音诗》之最后乐章《火把节》写了配器。 老威:我刚听过,不愧为一曲热烈欢腾的民族颂歌。 王西麟:20多年后它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评比的一等奖,并且代表国家在全世界30多个城市演奏了几百场。 老威:你居然能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写出极度奔放的交响大赋? 王西麟:如果不能这样,你现在就只能在疯人院里碰见我了,我持续紧张大半年了。1964年4月初的一天,团委书记XX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决议;次日,团长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另行分配工作。而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和浙江新昌等地。 老威:这样的处理也算“保守治疗“吧。 王西麟:虽然从天之骄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还没有绝望。团长也鼓励我“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还象军人那样,学雷锋,抢着替列车员扫地。到了雁北地区文工团,我从打杂干起,搬道具,装车卸车,打扫舞台。《首战平型关》的话剧中,我也演个群众,就是呼口号,摇三角旗的那种。送戏下乡,搭舞台,扫院子、厕所,拉排子车,烧洗脚水,都我做。我要彻底改造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后来,我以比当地高出许多的水平,歌颂战天斗地,好人好事,写出了很轰动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马蜂写过《雁门关外一杆旗》,竖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几个乐章——《铁杆社员赞》《支部领导好》《雁门关外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 这可是本地区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音乐作品,合唱20多人,加上乐队30多人,我亲自指挥,气势弄得非常宏伟。开演时地委领导都到场,印象大好。宣传部长陈XX还公开表扬,要我“别背包袱,改造后大有前途”。 老威:有这么动人?唱两句听听。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弹弹钢琴,这样才能记起来。对,丁铃在这儿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受了启发,一开头就是“滔滔的桑干河”,浑厚的男声,不得了。以后我又主动去工厂、农村、军区进行音乐普及,弄的全是“雁门关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画/玉米水稻全能种/水库养鱼又发电”之类。 当时许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样,摇身一变,组成四清工作团,开赴农村蹲点。我在阳高县罗文皂村8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查农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产队会计回家过年,结果他终于和我当年一样,彻底投降。但稍后一核实,全是谎言。 老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气说变就变,文革开始了,我的问题档案被公布出来,一下子,我又成了批斗目标。下放后洗心革面的“辉煌成绩”也变成罪状,因为曾被走资派的宣传部长表扬过,《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团斗我一人,与在北京一模一样。接着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漏网右派、反党分子、隐瞒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句话,这几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导员孙广礼,一个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问题。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尽早过关,我故伎重演,写了一沓检讨。我充分发挥音乐想象力,套用《和声学》里的“调性轴心图表”,不仅重新交待了“历史问题”,而且精心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转调图》。我是C大调,即中心主调;围绕我的四周,按关系的亲疏,从里到外,分一级关系调,二、三关系调和远关系调。比如副团长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连海,一级关系调,或D大调、E大调;乐队成员XX、XX,崇拜、同情我,二级,F小或G大调;家里,三级;一般演员,点头打招呼,远关系调,也用A小、B小标明. 老威:你能将这图画出来么? 王西麟:好,我画。真他妈算个创举。 老威:这交响乐里的道道,真跟监狱一样,一圈套一圈,铁桶一般,无任何漏网之鱼。 王西麟:我就这样把自己给搞臭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骂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来,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组织是靠不住的,党的政策是不给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烧锅炉,强迫干体力活,一身驴打滚的政治阎王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队进驻文工团,我就和走资派们一块,抓起来斗了,扔进小仓库,打地铺,窗子全钉死。这儿过去是日本营房,现在集中关押全地区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后来又换了好几处关押地。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我终于幡然悔悟,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拒不交待任何问题。不管万人大会,坐喷气式,还是私下帮助,我都硬扛着,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 在“从肉体触及灵魂”的清队学习班里,打人是家常便饭。有两个难友不堪折磨,就自杀了。所谓“喷气式飞机”,就是弯腰90度以下,双臂向后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还挂大黑牌。团里有个曹玉柱,本来根正苗红,可私下议论林副主席“经常打喷嚏,身体不好”,被他的徒弟揭发,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灯光师,经常因陋就简,把废茶壶、铝锅或其它破铜烂铁装上灯泡,安在舞台周围射布景。挨斗时,他浑身就叮叮当当地挂满此类小发明。 在城里大会小会斗厌了,牛鬼蛇神们就被麻绳连成一串,随团去附近几个县,十几个生产队巡回“送戏下乡”。舞台一搭好,我们就和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块挨斗,先念毛主席语录,“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后呼口号,喊“低头认罪”,于是黑压压一片坏蛋全在台下“喷气式”。台上的革命节目一演完,我们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赶路和下地,田间地头,想斗就随时吼“押上来”。有时晚上没找好场地,就寻间大屋,满炕坐着人,让我弯在炕下,交代“三个怕”。我已经坦白了几百次,早遗臭万年了,可大伙等不及开口,就拳脚齐下。还有浓痰和耳光,整得我抱头搂腰,遍地滚。男女老幼都极其亢奋,就像参加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随着斗﹑批、改进入高潮,人们的打人技术也趋成熟,公开上台挨斗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一个接一个往屋里叫。人们严阵以待,五个手指宽的小板凳摆在中央,你一进来就站上去,搞“喷气式”。有人早就候在旁边,闪电般出拳,打你亮出来的两肋。哐当倒栽盅,半晌喘不过气,脑门发出金属的声响,哇哇淌汗。还有跳起来砍后颈窝,双锋贯耳,捣后腰,踢后膝盖窝,这些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招数;还有跪钉板,打屁股,揪耳朵,抠鼻子……中国人真有发明创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齿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几乎叫扇聋了。 有天夜里,11点钟,我刚睡下就被叫起来。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周围很静,一出门,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绳倒捆双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绑架的人质,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觉穿过院子,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个大坑,大约有两米多深,满脚的虚土。我以为要活埋,就又窜又撞,却最终发出绝望的哀鸣。过了一会儿上面有撒尿声,我被扯上来,口舌干燥,好象心里都填满了泥。 又转了一圈,感觉被弄回来,进了后院的小仓库。这儿已腾空作临时刑讯室。我被贴墙抵直了,毛巾从嘴里抠出,有人左手扶墙,右手罩住我的后脑,把脸按扁在墙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开了。一个声音(我听出是本团的赵宝钦)问:“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里一松,因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没偷”,裤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钻心疼。腰以下血透了!凭声响,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刘慎贤,原是中南海警备师吹小号的。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在文革中鞭打过不少人。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放回去,才知道睡旁边的倪云翔和郝瑞峰都被打过。早起劳动,裤子粘牢两瓣,换不下来,我就冲到工宣队办公室,喊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以示抗议。 老威:没想过逃跑吗? 王西麟:想了好几年。雁北地区,昼热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众坐马拉车,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还扛着乐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个小时,苦极了。刚抬一下脑袋,就有人吆喝:“想逃么?当心狗腿!”稍后有谣传,要把所有坏蛋送正式的专政机关。于是,我偷偷买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和另外两人密谋脱逃。可没料到,骨节眼上我妈来了。这小脚老太太已70多岁,我姐送劳改后,《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街道居委会就借此上门动员,要把她从兰州市里撵往农村。孤老太太没办法,就坐火车转汽车寻儿子避祸来了。 我妈带了20斤面,一个粗瓷碗,还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队拦住她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正关押审查。”老太太还不明白:“我儿子13岁就参军,怎么就反了?” 我被批准出街给我妈找了旅店。可怜的老人,行李还没完全解开,第2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让她走的,现在一提都心酸……恢复自由后,我每年都回家探亲。老太太替我姐带两个孩子,前夫一个,后夫一个。我每月给她寄15元钱。 我姐劳改释放,按规定只能在兰州郊区的农村落户,接受群众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上门,揪她时还把我妈拉去陪斗,喊“打倒王庆凤!”满街撵着用砖头扔。有一次我刚进屋,正和妈坐在炕上吃饭,哗啦一声砖头就进来了。我从遍炕碎玻璃中捡起砖头,找派出所所长:“我是革命干部,打死了我妈谁负责?” 探亲假一个月,但每次十来天就呆不下去了。我多次找兰州军区的老战友,都说我家复杂,他们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过,一提“管制分子王庆凤的弟弟”,人家的笑脸就沉下去了。连一个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认识!” 我妈是1978年1月13日去世的。肺心病,气管炎,耳背。当时没钱住院,我就请了兰州军区的老首长,还有一个朋友叫谌薇薇,后来也是右派,我第一次听肖邦就是她演奏的,他们到医院发话,才让我妈住院了。谌薇薇1955年曾送了我40元,当时真是一笔大数。 我家象一过道,纵深10米,宽两三米,妈在这贫民窟里住久了,生性节俭。走廊住了三天,搬进病房,一直到抢救,一直到死,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回家吧,我们住不起医院。” 老威: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辆大卡车,把妈放在一块门板上,就送火化了。带孩子,做饭,缝头巾挣钱,我妈太辛劳了!82岁,双手都做变形了,枯树皮似的,我让人把这手拍了一大胶卷。现在,我姐的手比我妈还老,一个疯婆子,嘴巴唠唠叨叨,她爱用手抹桌子,一两个小时动作不变。我想和她聊聊,可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几天还来电话,说挨打了;又说甘肃省的组织部长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会派民警来保护她,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说你都70多了,人家会要吗?她回答当然啦,他还知道你是作曲家呢……可能是遗传,连我的外侄女都不喜欢说话,三、四十岁还怕见生人……有什么办法,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威: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乐资源吧。 王西麟:在劫难中,我一直渴望温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喷气式,口干舌燥。回到住处时,有个贫农老太娘递过来一碗水,进嘴还有碱味,但我永远难忘,作曲时老想着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温暖太少了。 老威:其实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却很强壮,大个子,大嗓门。我一次次向时代求爱,不,求饶,却一次次扑空!他们不需要!交响乐,苦难,他们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什么党是母亲,我看连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亲不得,嫌你嘴大! 老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了14年,关押、拷打!践踏、蹂躏、遗弃、猪狗不如!生活被废掉,就因为那两小时忠心耿耿的发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学府,反右,大跃进,下乡挑粪,对西方20世纪音乐一无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颓废没落;理查·斯特劳斯,反动;肖斯塔科维奇,洪水猛兽!我们落后了50年,直到80年代,国门开了,大量的东西涌进来,才感到听不够学不够。 老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铁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难就开始了。爱情、事业、朋友,他没有一次满足,他被逼疯了,满耳幻听,他把这种声音画了出来。您和他的区别是您开头很满足:12岁参军,叫人羡慕;读上音,分配在中央级音乐单位,年少时才华横溢,创作《四重奏》及紧扣主旋律的《云南音诗》,更叫人嫉妒啊。可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具备做御用音乐家的条件和技术!我注意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您都能轻而易举地弄出时代最强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环境那么糟,您边烧锅炉边创作“胸怀最红最红的太阳/走在文革的康庄大道上”,还有“太行山高有高哎/两岸红旗迎风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哎……”还揉进了“上党梆子”,民间上千年的曲艺元素。王老师,您本来能做官方的宠儿,象吕骥、贺敬之,音乐的门都没摸着,却官至部级;还有王酩,据说谱过不少文革歌曲;胡松华,一首《赞歌》,就成著名艺术家,享用了几十年。甚至对你有恩的贺绿汀﹑李德伦,也具有延安传统。说句难听的话,在新中国,音乐家等同于戏子,极少有拒绝拥抱新时代的。王老师,您的技术比所有的当红戏子都高呀,为啥在毛、邓、江几朝天子的手里都受排挤和迫害?临近晚年,还因交响乐不赚钱被北京歌舞团解聘?您去讲课,每小时10元,不及明星出场费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写了几十部作品!我写了《第三》《第四》,正在写《第五》!象肖斯塔科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声音见证,我的创作也是……末日审判用得着……它们是永恒的! 老威:我读过海外的相关报道,您的交响乐在西方20多个国家演奏过,您被称为大师级作曲家。但对于商业社会里的中国人,这既高雅又遥远,除非您跟张艺谋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威:您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大骂狗屎,和您几十年前在社教运动中攻击领导一样不识时务。时代变了,您这种不开窍的性格还不变,所以党和人民不认可。 王西麟:人们听不见我的苦难,交响乐的演出要场地,要资金。 老威:您为什么不圆滑一点呢? 王西麟:我想圆滑,我想拍马屁,但是我的喉咙太粗,一哭,别人感到很恐怖。六四大屠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大屠杀,吼叫、惨叫和哀叫,满面泪水的无声的叫,多棒的旋律啊,我要全写出来!我要把它们献给统治者,我要追着拍马屁,问他们要不要?我一巴掌下去,不把他个马屁给拍肿了! 潘德列斯基写了《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我要写这个民族的系列挽歌,屈原、嵇康、王实味,一切冤死者的挽歌。我要打倒封建,为毛主义死难者立声音纪念碑……但是,老威,没人理解,我半夜醒来都哭啊,没人理解…… 老威:从灵魂上,您和梵高一样,挨揍的次数太多了,终于被栽培成专制的敌人。蒋彦永,一个已退休安度晚年的军医,去年因为揭穿谎言,公布萨斯真相而成为民族英雄。如果在民众可以监督所谓“公仆”的一个正常制度下,他也许永远默默无闻;还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儿子被枪杀,她也许会象众多知识分子那样,继续享受体制的好处,做教书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难者证词,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成为党的危险敌人了。 王老师,我从这么多年的采访中意识到,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堪称优秀的公民,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甚至民间艺人,不管他人生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想远离政治和阴谋,可只要其品行端正,天良未泯,厌恶谎言,最终都受尽了磨难,自绝于党和人民。 然而这正如希腊诗人埃里蒂斯的诗句:“过去和现在/付出的永远是值得的” 应被访谈者要求,在此说明: 这只是其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或者一个艺术的发端,大大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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