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自己的朱光亚（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还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个研究领域的指导工作。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注意密切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地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要求和做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有限资金用于重要、必需的研究工作中去。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在病床上与于敏等同志多次讨论后，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等同志写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具体组织领导实施中央这一新的战略部署中，朱光亚在关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的同时，到核试验现场的次数更多了。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及有关同志的指导下，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天晚上，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他在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71年，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他与二机部领导同志一起提名推荐专家参加核电站的研究、设计，迅速组建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强科研能力的技术专家队伍，着手核电站的探索研究和调查论证。选择堆型是建设核电站需要慎重决策的关键环节。当初，对我国第一座核电站选择哪种堆型，各方面意见分歧很大。在朱光亚的支持下，项目组经过与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论证，逐渐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放弃熔盐堆改用压水堆的意见，并很快完成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压水堆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核电站发展的主流。朱光亚指导了核电站研究、设计任务的分解，以及研究试验和技术攻关项目的开展，特别是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研制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指导，使核燃料组件得以完全立足于国内研制成功。

尽管科研工作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病重和逝世后的几年里，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核电站建设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亲自参与领导了核电站的踏勘选址，亲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4年2月，朱光亚代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防科工委主持了秦山核电站扩大初步设计的审批会议，审查批准了扩大初步设计，并对即将开展的工程建设中将要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和工程进度等作出了决策。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 日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凝聚着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这是朱光亚对自己非常中肯的一句评价。从22岁赴美到81岁退休，朱光亚始终专注于中国的核物理和核武器研究。这要追溯到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震惊世界，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和科学家顾毓秀，分别向蒋介石建议，派学生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采纳意见并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究经费。

俞大维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抡“领队”，三人应邀从昆明的西南联大来到重庆，拟订计划，并在各自领域挑选一到两位青年才俊。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中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朱光亚21岁，已经做了西南联大的助教，李政道只有19岁，在读大二。这两人都是吴大猷眼中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然而1946年9月，华罗庚带着朱光亚、李政道等5名学生到达旧金山，一上岸，“原子梦想”就破灭了，当时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蒋介石也收回了50万美金研究经费的承诺。先行抵达美国的曾昭抡告诉学生们：你们各奔前程吧！

学生们各自选择大学深造，后来都没有进入原子弹领域，李政道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唐敖庆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只有朱光亚于1946年9月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为日后回国进行原子弹研究奠定扎实基础。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附录：朱明远谈父亲朱光亚，揭出鲜为人知的故事（摘编）

专注工作不忘关心家人

朱明远说，父亲的性格相对比较沉静，不太爱说话，但其实他年轻的时候爱好很广泛。在西南联大读书和工作期间，唱歌、跳舞朱光亚都非常活跃。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在清华大学一份校友回忆录中记述，他在昆明天祥中学读书时，当过他班主任的朱光亚曾经桥牌打得很好。对这一点，朱明远一直都不知道，为此，他专门回家向父亲求证。朱光亚很平静地回答：“是啊,年轻的时候是会打。”

工作再忙，朱光亚对家人总竭尽全力给予关爱呵护，尤其是从小体质羸弱的朱明远。朱明远小时候经常生病，发烧，去医院。父亲抱着他去医院看病的记忆却朦胧但深刻地印在朱明远脑海里。

另外，在朱明远儿时的记忆里，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那时他上幼儿园，有一次园里的孩子感染流感，全都在幼儿园里集中居住，有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让回家。一天中午睡完午觉后起来时，老师告诉他说爸爸来看他了，但他并没见着爸爸，原来朱光亚看着儿子睡得沉，没有叫醒他，而是留下了一盒巧克力，还有一双翻毛皮鞋。

热爱劳动重言传更重身教

朱光亚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严格而不严厉，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身体力行。

“他是一个很勤快的人，凡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去做。”朱明远还记得在塔院1号院住的时候，家里面铺的是木地板，每隔两三个月的时间要打一次蜡。蜡很硬，打磨时很费力气。父亲带着他一起做，要花大半天时间才能干完。每次做完后朱明远都累得腰酸背痛。还有洗碗的事情，朱光亚都带着孩子们一起干，在无言中教会孩子很多东西。

朱明远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个良好的动手习惯。就算到70岁，他每天下班时都会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净整齐，倒掉杯子里的残茶，把杯子清洗干净。出差的行李箱，他坚持由自己动手收拾，而不让旁人代劳。他的理由是自己收拾的，知道什么东西带没带，放在什么地方。

朱光亚自己做事认真细致，在对待孩子的学习问题上，同样要求细致而有条理。只要孩子在考试中因为一个符号或是字写错了被扣分，他就会严肃批评这种低级错误。

在做事情时，朱光亚非常注重讲科学。他在接触和使用新东西时，总是先把使用手册翻出来认真研究。朱明远记得以前家里有一个录像机，父亲比家里所有人研究得都要透，在实际应用中总能把它的所有功能都发挥出来。而当晚上看电视节目中和家人发生了冲突，他就就用录像机的录制功能把他想看的电视节目录下来，等家人看过后，他再看录下来的电视节目。

朱明远说，在这方面，他从父亲那里受益匪浅。在单位里，遇到设备出了问题，朱明远也会先研究使用手册，最后找到故障所在的。同事们因此夸他聪明，他说：“哪里是我聪明啊，窍门就是把使用手册多研究。”

子女人生志愿重引导不强求

朱明远在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他小学毕业，因为学校普遍停课，就在家待了一年多。1968年复课，读了一年多的初中。之后，到内蒙古包头西边的乌拉特前旗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兵团战士。在河套平原上，种了一年多的麦子。1970年底回北京后到部队去当了6年兵。

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他在一家国防科技领域的研究所工作。由于在部队时从事过新闻报道，到地方后很快也因为这项特长受到重视，一度还被调到机关的宣传部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

文革结束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朱明远一时有些心动，想要参加高考。对此，朱光亚表示非常支持。在复习考试期间，父亲对朱明远很关心，他对市面上销售的一些复习材料不太满意，就自己动手给他出题目，开列复习提纲。

填报高考志愿时，朱明远有过子承父业，学习物理的想法。朱光亚对此没有马上表态。他先给儿子出了一道物理题目让其做，很快做了出来，答案也正确。看过后，朱光亚到楼上去了一会儿，下来后，又出了一道题目，结果朱明远没有做出来。

“这两道题目其实是考的同一个物理概念，只不过变换了一下形式，这说明你的物理概念没有真正搞清楚。物理不是数学，数学更看重逻辑思维。”朱光亚悉心地对朱明远说。鉴于父亲这种建设性的建议，朱明远最终填报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当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做父亲的在某一个领域有了成就，往往就会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这项事业，也许他们的逻辑是，即使你未必能够有多大的成就，但有长辈在这个领域里的地位，最起码能够给子女提供便利条件。“我父亲从来不这样想，在子女的志向选择上，他只是引导和建议，从不做过多干预。”朱明远说。

在国防科技大学，朱明远向学校申请争取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那年，他报考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因为成绩比较靠前，被教育部选中作为当年的公派留学生到比利时学习。回国后进入国防科委一家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工作。

“父亲一直鼓励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下，使我能够较少地受功利思想的影响，而是尽可能遵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在部队工作了几年后，朱明远决定到地方发展，对此，父亲并没有反对。他只是提醒，要问问自己对所选择的事业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是不是适合自己。

研制核武器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在儿子朱明远印象中，小时候他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的，经常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都是去西北。尽管聚少离多，朱光亚从不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有一次，朱明远拿着一道几何题去问他，他一时没证出来，第二天他去参加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报告会，回来后，明远发现父亲在报告会请柬上画了满满的几何图。他边听报告边给儿子证明几何题。

朱光亚对爱人许慧君的感情也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上，虽然他从不直接表达。多年来，只要老伴没回来，朱光亚绝不提前开饭，有一次许慧君去剪发，回来时午饭时间早就过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全家还没吃饭，她问起时，朱光亚只说了三个字：“等你呀”。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因为他悉心保养又擅长修理，这辆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骑到90年代初。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严谨。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许多机关干部一直保存着他批示的文件，留作纪念。

朱光亚的老秘书张若愚回忆，有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他的衣物和日用品也像文件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他抽屉里放的铅笔、橡皮、小刀，孩子悄悄“顺走”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孩子只好乖乖承认。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朱光亚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葛能全不忍心，他知道朱家并不宽裕，再三劝说朱光亚至少留一部分，但朱坚持己见，捐款后，还反复叮嘱葛能全不要宣传，怕给别人造成压力。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工程院院士们也完全不知道捐款的事。熟人见了朱光亚的子女问，朱老该给你们每个人分分了吧？子女了解父亲的性格，都笑而不答。

朱光亚走后，家人记不起他生前提过什么要求，或有什么愿望。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一向守口如瓶的朱光亚第一次带着家人踏上了新疆马兰的土地。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的摇篮，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他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儿子朱明远说，打算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马兰，让他回到他最想去的地方。

有关朱光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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