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manuel Pastreich
注：作者曾任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现任韩国庆熙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
家庭教育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异类：成功启示录》（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他指出，在我们眼中的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比尔·盖茨，他们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得益于来自于父母、学校、文化以及社会的条件和机会。比如马尔科姆认为，比尔·盖茨无与伦比的成功正是由于在电脑尚未普及的时候，他却得以随心所欲地接触到计算机。他确实是一位才能卓越的人，但是若没有一系列的机会和条件结合在了一起，他就无法取得今日的成就。
我很认同马尔科姆的观点。我认为成功的教育并非源于天赋或者标新立异的学习方法，而是来自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动机、不断刺激一个人的内部成长并激发他的学习欲望，最终达到带有策略地学习的目的。这里一个关键词是“有策略地学习”。年轻人往往什么都想学，最后却全忘掉了。他们缺乏这样一种战略性思维：当前的努力对应于一个短期目标时，要把学习内容和自定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别人要求的目标）联结到一起。
所以当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过我的人，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我们都认同，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孩子创造出一种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其中让他们能接触到极具思想和智慧的人。而我不仅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还成长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代教育的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教育事业。譬如我的几位老师，就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常鼓励我积极思考这世界。
还是得从我自己的家人说起。我的祖父曾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药剂师。他当时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都热情地投入运动体操中，以经营一间不大的药店养家糊口。祖父和他的犹太族人一起，从中欧的匈牙利、波兰一带移民过来。他们凭着勤劳和努力白手起家。
我想我的祖父不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但他确实启发了我对知识的兴趣。我那时并不能经常见到他，但我们之间交流频繁。他自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时常写信来。记得那时我刚开始收集邮票，他十分关心我的兴趣，还寄来了世界各地的邮票，甚至自己出去搜集邮票寄给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能回信给他，于是我们成了亲密的笔友。同祖父交流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让年幼的我感受到有一位长辈热切支持我的所作所想。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人生中能毫不胆怯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深信人们会理解其中的价值。
当时还有一位街道老邻居赫姆霍尔兹先生同样热爱集邮。我时常去拜访他，之后他会回赠给我一些他收藏的邮票。就像我的祖父那样，他还给我讲述眼前那些邮票的历史。比如，赫姆霍尔兹先生的收藏中有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邮票，面值上千亿马克。他就把当年的情形讲给我听，告诉我年轻时经历的那场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那些邮票上描绘的故事在我面前连结成为历史长河的一段，于是我感到那些小纸片亲切万分——他们像是一个更广大的存在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日后，由祖父和赫姆霍尔兹先生所激发的兴趣一直鼓舞着我追寻知识。童年时期与长者的亲密关系，对我的智力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是如今的年轻人普遍缺失的一种体验。
我的祖母，霍顿斯·戴维斯，从纽约市立大学[1]获得学士学位，同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她深思熟虑，做事刚毅果断，全心帮助家庭成员追求成就。同样，在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相当关心我的所作所为。记得八岁时她送给我一套书，其中多有非孩童能解的作品，包括《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2]。她其实期望我成为全能全才的人。这对我影响很大。
祖母期望的远大前程对我启迪之大甚至超过了父母的影响。她让我认识到做一个只知玩耍的普通孩子是不够的。祖母的期望赋予了我使命感：应该去做些的事、有意义的事。她叫我去聊天，通过真切、复杂的对话迫使我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祖母任职教师多年，公共服务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后来她作为社会服务人员在纽约市工作，不遗余力地帮助城中的贫困人士。于是我父亲的家庭热衷于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叔叔比利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帮助穷苦人们和外来移民。
至于我母亲的家庭里，我从没见过外祖父刘易斯·拉夫。在一张照片里有他抱着六个月大襁褓中的我。那是母亲带我去欧洲回门探亲，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时候。所以遗憾的是我无法以亲身经历来描述外祖父。母亲来自卢森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且有相当久远的族谱可循（相反，父亲的家族就无法追溯）。外祖父最初志在成为耶稣会会士，为此勤学不倦。最终他成为公务人员，并在卢森堡税务厅位居高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卢森堡沦陷为德国辖区。他因拒绝加入纳粹党而遭官方重罚，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法工作，为了抚养五个孩子可谓忍辱负重。战后外祖父得以复职，并在税务部高级职位退休。年幼的我或许也因为未曾谋面他就溘然长逝，对外祖父知之甚少，并不感兴趣。然而，后来在我了解他的这些经历后，他坚定的信仰以及甘愿为之牺牲的精神，使他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同外祖父一样，我也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凯瑟琳·冯·罗莎娜。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她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致力为孩子们创造出独特的家庭环境。外祖母喜欢园艺，还把家里装饰的绚丽多彩。尽管在外祖母一代略显没落，冯·罗莎娜的姓氏曾是名门贵族。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就如祖母对他的期望一样，他对我的期望也非常高。他从不让我去刻苦学习或者工作，但我非常明确地知道那是他对我的期望。他以高于普通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在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同我坐在一起，给我读一些相当有深度的、通常是成年人才看的书，比如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和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当时我对此很着迷，非常渴望能够自己读完这些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尽管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内容含义，但我已尝试自己阅读小说了。
我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学业和事业上表现的非常优秀。他曾在纽约市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并在16岁时就同时被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录取。在那个年代（1955年），对于来自于非传统预科学校的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我的父亲主修医学，同时还熟晓法语。在大学第三年的时候，他选择休学一年去巴黎学习，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我的母亲。之后他开始对音乐和文学更加感兴趣，最终离开医学院而将音乐管理作为他的事业。
我的父亲曾任圣刘易斯交响乐团（1966-1978）以及旧金山交响乐团的经理（1978-1999），现在仍在旧金山工作，任巴洛克爱乐管弦交响乐团执行官。由于我的父亲在工作方面非常杰出，以至于我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他的高度。他始终都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在我早期的教育中，父亲常引导我涉猎一些高于我知识水平的书。他时常带我去音乐会和博物馆，带领我挖掘周围所有可能存在的学习机会。同时他还认真的给我讲解他工作方面的事情。他将我视作“小大人”，给我讲述一个复杂组织运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财政、市场、管理、行政等各方面细节，以及同政府、产业、研发机构、联盟以及财富捐赠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给我讲述的这些，让我全面体会人际交往之复杂性，也让我觉得我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扮演某个角色。他会询问我的建议，并暗示他会参考我的建议。现在回想当初，我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根据年仅十岁的我所提出的建议做出决策，但是我确实从这一经历中获得了不少信心。
父亲从未表达过他希望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的意思。他的教育是以我们之间的经常性对话进行的。我从这些对话的性质和高度，能觉察到一些他对我所赋予的期望。我认为这便是他的策略。在我们的对话和后来的通信中，他不断的要求我，使我对世界及其历史传统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令我自发的认识到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某种期望。我想这是教育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对儿童。这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一个人自发对自我要求更高。
我的母亲是位非常独立的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创造性，勤奋，诚实坦率并且富有想象力。父亲是一位管理者，而母亲更具有自由精神，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以完成工作。在我小时候，她扮演着传统母亲的角色，从未向我表现过她的学识和才华。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其实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这让我对我的母亲肃然起敬。
她为我们创造了非常独特的环境。她给我们讲故事，带我们去旅行。而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描述这个世界独特、美好而不可忽视的意义。她自己也经常阅读或画画。因此她也教导我们仅仅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不够的，一个人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做事并且成长。
小时候她还经常为我们做印度菜。她在十分年轻时曾嫁给一个英国人，并且在印度生活了五年。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卢森堡，踏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我的母亲遇到我父亲的时候她正在巴黎做翻译。她拥有巴黎大学翻译（英-法-德三语互向）学位，还拥有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在某个夏天我也曾在那里学习日语和德语。
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家，日日夜夜都在她的工作室中画画。事实上，虽然她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她很快便证明了她是有能力的。她已成功举办过多次画展，并有了不少名气。其实在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她便是一位艺术家了，她是将我们的家艺术化。
毋庸置疑，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明显，我的家庭和父母给我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与我的中国情结似乎也毫无联系，而且他们对中国以及亚洲并不感兴趣。我所从事的工作同他们的也完全不同。不过，他们确实引导了我的成长，并为我之后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我的母亲曾给我讲述过许多她年轻时在印度生活的故事，也为我烹调过印度菜。这让我感受到在海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让我深深领悟到一个人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受益匪浅。此外，她的一位老师是一位贤达之士。在印度时，她曾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很多，这使得我开始有一种感觉：在亚洲，有些东西等着我去探索、去发现。而我母亲本人，在卢森堡长大，后又移居美国。她适应了美国生活，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离开自己的国家，融入了另一种文化。我的母亲让我意识到这种生活的可行性：即使人到中年仍可以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洪流中。她更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在等待我去挖掘、去领悟、去学习，而每一种不同于自身的文化都值得尊重。
我的父亲也曾在法国学习。他不仅能讲流利地法语和德语，还能够阅读这两种语言的书籍。这在无形中也给我设立了很高的标杆。所以其实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并非是他们告诉我做什么或者教给我做什么，而是他们自身的所做所为在无形中给我树立了的榜样。
不过我对中国和亚洲的兴趣，跟我的父母没什么关联。尽管他们会带我去中国餐馆，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太关注亚洲文化。他们更喜欢西方音乐、艺术、美食和文学，比如我父亲就认为法国食物和文学是世界最顶级的。对于他来说，中国文化虽然很有意思，但始终是遥远而陌生的。
最初令我真正对亚洲产生兴趣的人应该是我的母亲，毕竟她曾经在印度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此外还有一些人，并非我的家人，他们触发了我对中国、对亚洲的浓厚兴趣。
在我八岁的时候，有一位名叫西尔维娅的学生寄住在我家。她是学中文的。我通过她了解到许多亚洲的文化，我想这也许是我对亚洲了解的萌芽。后来在我十二岁时，一位名叫蒂姆的学生帮助我们修缮房屋。蒂姆主修哲学，他时常会给我讲一些中国哲学的知识，这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高中教育
早在高中时期，我周围的同学大多是亚洲人，因此后来当我身处于亚洲人的群体中，并不会觉得陌生，反而十分亲切、自然。这种经历也许同很多研究亚洲的专家非常不同。
在我就读的高中——洛威尔高中，其中有75%的学生是亚裔。其中最多的是华裔，因此我也得以结交很多华裔朋友。当然还有是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的朋友。从那时起，我也开始习惯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是白种人。在那之前，我完全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亚洲对于我来说仍然很遥远（尽管已经萌发了兴趣），所以对于我来说，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剧变。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正是我亚洲研究之路的开端。
在高中阶段，我有幸遇到了几位特别的老师，他们也为我之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比如李·安妮·托拉克森女士，她曾是我的英文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一直非常重视学习，而从最近同她的一次通话中，我发现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丝毫减退。当时她给我的写作做了大量的修改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且对我不太理解的阅读也做了大量的解释，引导我进一步理解。她经常给我们阅读任务，比如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要求我们对所读的作品写出详细的评论。之后托拉克森女士会评阅这些评论，并讲解读物中我们不理解的地方。她会从内容（我们的见解）和行文（我们的写作水平）两个方面对我们的评论评分。我们也随着她的这种教学方式，自觉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即使行文再精美，但内容空洞：或是内容再详实，但行文平淡，都会被认为是糟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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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梁（Christine Liang)—特立独行的亚裔女孩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与亚洲人相处时感觉很自在，就像与高加索人相处时一样，甚至更为自在。这种心态可以追溯到我高中时期（1979-1983）的经历。洛威尔高中是旧金山最好的公立高中。虽然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热切的期待，现在我却觉得，能够在洛威尔高中学习是一个让我受益终生的机会。洛威尔高中的学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美籍亚裔人，而且主要是华裔。通常我都是整个教室里唯一的高加索人。
我在洛威尔高中遇到的一些中国学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与他们的交谈，像马尔文·陈和丹尼斯·吴这样的学生都表现出惊人的学术专注。但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女孩，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梁。高中以后，我失去了她的联系（虽然我曾一度询问她的下落）。她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只是在高二的时候，有三个月的时间经常在一起交谈。
克里斯汀和她的菲律宾朋友帕蒂·卡切贝罗在洛威尔高中组成了一个二人组合。在一个渴望受到同伴关注的年龄，所有的学生都精心挑选服饰，注意修剪发型，以便适应周围同学的口味。克里斯汀却毫不在意周围人们的眼光，而是建立了一个完全自我的小世界。她穿着从旧衣服店买来的六十年代的怪衣服。她主要兴趣是寻找奇怪的事物。这种兴趣与她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有关。
克里斯汀总是听我从没有听过的五六十年代的音乐。整个学校都没有人会关心这种老掉牙的音乐。她对迈克尔·杰克逊一点兴趣都没有。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极其勇敢，对自己建立起的文化与想法极其自信的女孩。她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克里斯汀跟学校里那些家境优越、能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周围每个学生都奉行炫耀身份的游戏规则，克里斯汀对之却视而不见。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孩子都追着去买圣罗兰牌的裤子时，克里斯汀却只买海特街上旧货店里有趣的服饰。那里的衣服很便宜，但她却很有创意地把衣服搭配起来。她头发很短，戴一副玳瑁边框的圆眼镜。她从不化妆，常常穿开衫毛衣或是旧的工作衬衫。我并不认为克里斯汀比其他学生读书更多，但她却比任何我遇到的学生更能独立地批判和思考。
也许还有跟克里斯汀一样的学生，但我从来没遇到过。在我高中生活的记忆里，她是独一无二的。没人像她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一套价值体系，而不在意去迎合周围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我还记得曾经跟她一起坐下来听老唱片——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詹姆斯·泰勒，吉莱斯皮等人的唱片。
和克里斯汀相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过了大概六个月，她就不再喜欢和我交谈了。她认为我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学生，满脑子都计划着如何去好大学。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自我判断与定位自身的能力。这件事对一个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许更为容易，但是克里斯汀的家庭背景却完全不同。她完全靠自己来决断，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克里斯汀有一种勇敢创新的精神。此后，她间接地影响了我对亚洲的理解：亚洲不再代表一种在集体主义影响下，大量移民到美国寻求成功的文化。美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亚洲文化中缺乏创新或独创性。对我来说，我从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亚洲形象。其我遇到了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是他们将我最终带到东亚。
我在高中时期有很多亚洲朋友，包括后来进了好莱坞的苏茜·金，执掌旧金山一家IT公司的丹尼斯·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成员艾米丽·木瑞斯，以及曾创办高中文学杂志、现为西班牙文学教授的玛利亚·包。这些人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克里斯汀·梁对我的影响最深远，虽然我与她只有过很短暂的接触，之后便失去联络。这让我介怀多年。
同样在高中，我也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在我的经历中也很重要。迈克尔·马里万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当时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对学业非常上心，同时也非常积极的去了解世界。在旁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做些化学实验，有时会出些状况，甚至炸飞过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假装在为小朋友们制作科学栏目，一起制作视频来展示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在化学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科学俱乐部，并吸纳了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身边的世界。总之，我和迈克尔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另一位朋友约翰·麦克唐纳当时成立了一个天文社，以不断增进天文知识。他用他的望远镜观测行星和群星，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举办一些天文方面的小讲座。约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天文学家，目前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偶尔会收到他的来信。至今我仍然记得高中时，同约翰一起在沙滩漫步，谈论我们身边的世界，憧憬着将来我们能够一起奋斗的事业。
不过高中期间，我们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哲学俱乐部。哲学俱乐部的成立也得益于另外几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埃米莉·村濑和史蒂夫·罗史布拉特；前者是一位日裔美国人，目前在旧金山的教育和政治界非常活跃，后者目前是一位人权拥护者。哲学俱乐部组织了很多活动，学生们在课后聚集，辩论和探讨一些深刻的问题。同时我们还组织俱乐部成员进行各种发表，也阅读大量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从某种程度上，哲学俱乐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体，不过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们加入哲学俱乐部是因为我们对此深感兴趣，而我们积极探索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执着于此。
还记得刚上高中的第一年，我曾经选了机械制图这门课。由于从小家庭生活，我经常自己动手修缮并装饰房屋，因此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我希望这门课能帮助我迈出成为建筑师的第一步。在之前的几年里，我画了很多画，而且以为这门课会是非常有趣的。但后来在我完全失败之前，我退课了。事实上，机械制图这门课所看重的，是你能否精细无缺的复制字母以及迅速的画出指定的表格，而没有任何污迹和曲线，而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的协调感并不怎么好，而写作，即便是在今天，对于我来说也仍比阅读困难。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在这之后我也不怎么画画了，我的兴趣逐渐从建筑转移到文学。也许当时选择机械制图课的失败经历，也确实让我怀疑我是否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我的父亲还曾经专门将我引荐给几位成功的建筑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选择。事实上，直到2010年，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韩国大田市成为一座更加宜居、更具文化享受感的城市时，才又开始对文书和拯救古建筑感兴趣。而高中时，由建筑向文学的兴趣转变对我的知识架构和智力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引导我对语言更深一层的思考，也是促使我迈出学习外国语言非常重要的一步。
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洛威尔高中的文学杂志《万千》。杂志社的成员是十名学生。我们定期见面，共同评审我们收到的诗歌和短故事稿件。现在回想，当年在洛威尔高中有那么多学生热衷于写作，实在是非同寻常的。我很喜欢当时的各种文学辩论。但事实上，我只发表过寥寥几首诗。我想其他成员就是不喜欢我的写作风格。虽然后来三年级时我的一首诗获得了国家级奖项，《万千》的成员们还是并不太关注我的作品。我也意识到，文学的世界没有民主可言。我总是与其他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过，作为团队的一员，我还是努力融入其他人之中。
1982年高中二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法国学习法语。我已经错过了幼年时期学习法语的绝佳机会，因此当时我认为我不能再错过这机会了。我在巴黎的一所语言学习机构学习了六个星期。这一次我非常认真的学习语法。我住在一户法国人家里，每天练习口语，同时挖掘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学习法语。我的父亲还给了我一张名单，上面是他在巴黎的朋友。我去拜访了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父亲1958年在巴黎寄宿家庭的女主人。在国外的生活给我带来很多感触，同时我的法语水平也显着提高。同时我觉得法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的父母亲都曾在法国生活，他们也都精通法语。
然而我认为即便我再努力，也达不到他们的程度，因此我决定要尝试些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考虑到我的家庭因素，包括我父母的期望，我似乎更应该学习法语和德语去研究欧洲，但是这未免太墨守成规了。而且我当时有种模糊的意识：中国在将来一定非常重要，而我想要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自己成为探索中国的先锋，成为少数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中的一员，能够流利地用中文听说读写。而在将来，这些会使我成为这个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令我着迷的地方。欧洲的文化似乎更着眼于自身，尤其是在戏剧方面，情感的表达非常夸张。而我喜欢中国的文人文化，尤其是杜甫，平实、敏锐、深刻。只有反复品味，才能感受其中深刻的含义。这同许多西方传统几乎是相对的。此外我还有很多美籍华裔朋友。通过他们，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吸引了我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我的家庭教育一直都是十分开放的，而我的父母无形中为我树立的榜样和引导都使得我很早就有独立的思考，并时时事事都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童年时期和高中生涯的经历，都帮助我逐步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