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是一颗星（上）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2007年2月28日）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在他尚未去世之前的2006年9月，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决定，宣布将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编号为48798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彭桓武星”。

彭桓武祖籍湖北麻城，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35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辗转赴云南大学理化系执教。1938年，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资格，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在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指导下工作。分别于1940年和194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和科学博士学位。

1941年，彭桓武在玻恩的推荐下赴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工作，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期间，彭桓武和海特勒（en:Walter Heitler）、J.Hamilton合作研究宇宙线，发展了HHP理论。1945年，彭桓武与玻恩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8年，彭桓武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1947年，彭桓武辗转回到中国，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还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并在1978年到1983年期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为纪念他对中国核物理做出的贡献，第48798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Penghuanwu”。

彭桓武四十年代起研究固体物理，后转向量子场论的研究。开展了应用量子力学到金属、场、核、分子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六十年代初期参与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是当时理论研究的主要主持人之一，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彭桓武的名字最好地诠释着这个群体在学术圈内的声名卓著和学术圈外的默默无闻。从20世纪40年代末回国之后，他的名字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所人之一；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反应堆理论与反应堆计算人才；他是核潜艇动力方案的领导者；他领导和参加了原子弹设计方案的制定；他领导和参加了氢弹的原理设计和试验；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理论领导工作；他培养了周光召、黄祖洽等一大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但一直以来，彭桓武把自己隐藏在普通人群之中，被很多人看作一个“怪老头”，以致与他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说：彭桓武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家。

1915年10月6日夜，彭桓武呱呱落地。由于是早产儿，疾病陪伴了彭桓武整个童年，但这个倔强的小生命酷爱数学和计算。时任长春县县长的父亲，在他咿呀学语时就教他简单的加减。4岁时，他已学会四则运算。1930年，彭桓武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

1931年9月，彭桓武主要通过自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园，著名学者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等的指导和鼓励，令他难以忘怀。在清华物理系，他如鱼得水，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等一起被誉为“清华四杰（彭王林杨）”。周培源更是非常喜欢这个虽然体弱但功课优异的少年大学生，亲自指导他的毕业论文《地球上单摆的摆动周期是多少？》。1935年夏，彭桓武考上了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南下云南大学任教。

隐身在集体协作帷幕后面的彭桓武，在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之前，就已经是师出名门、广受赞誉的年轻物理学家了。1938年，23岁的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彭桓武是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玻恩(Max Born)是在量子力学发展时期相当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与海森堡、约当共同创立“矩阵力学”（当时玻恩已是教授，海森堡是他的博士后，在发展出了他的不可对易乘积计算后，早年曾跟希尔伯特学数学的玻恩首先认出那就是数学上的矩阵乘法），还有量子力学几率的“玻恩解释”、散射中的“玻恩近似”等著名工作。希特勒上台后，玻恩流亡英国，几经辗转，最后到爱丁堡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也培养了几位中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彭恒武和黄昆，后者（严格地说是合作者而非学生）与他合著了那本著名的《晶格动力学》。

在玻恩的指导下，彭桓武于1940年和1945年分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玻恩和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交谊。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数次提到这位他得意的中国学生。玻恩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陆浩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2）中提到了彭桓武（玻恩于1961年去世，此书做于去世前不久）。这本书中有关于彭桓武的描述颇有意思；但我国一般关于彭先生的介绍中，虽然也引用此书，却往往删除了最有意思的内容。全文摘录如下：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弃科学研究，而代之已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10个欧洲人的工作。又问他对共产党人的态度，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看来已是非常可能的了，他说他憎恶政治，并将退隐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僻静的村庄里，安静而不受打扰地工作。情况却并不是那样。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锷高级研究院的教授，作为亥特勒的继任，后者到苏黎世去了。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他天热时离开伦敦，没带外衣；但在苏格兰西海岸雨下得很大，我们不得不给他干衣服和雨衣。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天，并使他领略了一些苏格兰景色。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信来。但我从其他中国朋友的来信中听说过他。他没有去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而成了北京的一个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几年以前，在皇家学会的50周年庆祝时，我收到他从伦敦寄来的信。原来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可能还是团长（我不知道）。他成了他这个共产党国家的大人物。我立即回信问他这些年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收到了第二封信，信上说他不愿意我因收到共产党中国的来信而遭致麻烦。显然，中国人被告知欧洲人或美国人会因为有中国的通信而遭遇危险。奇怪的是像彭这样一个聪明人竟会相信这件事；他只消问问我的其他中国学生就可以了（注：书中除了彭和黄外，还简短地提到程和杨两位中国学生，不知全名），他们大多数人都和我通信。

1940年，彭桓武完成了自己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论文，论文得到了导师玻恩教授的赞赏，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彭桓武对自己的论文并不满意，他说，我的论文只做了一半。玻恩说，如果都做了，就不能只给你哲学博士，还要给你科学博士了。直到现在，彭桓武还在为那剩下的一半论文劳作。第二年8月，经马克斯·玻恩推荐，彭桓武到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中工作。在彭桓武与玻恩告别时，玻恩说，薛定谔没有学生。到都柏林后，彭桓武才逐渐明白玻恩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原来，薛定谔思虑深沉严密，对一个问题在没想清楚前是不会跟别人说的，一旦想清楚后再说，便十分严谨和正确，因而无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而玻恩则让学生尽量独立思考，多创造性地做研究工作。这后来也成为了彭桓武的为师之道，就是要多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能。

不久，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据《薛定谔传》，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综合了介子场的若干成果，对宇宙线理解进行较系统的解释，称为HHP理论。HHP理论，是以三位作者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命名，其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这一理论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颁布和空间分布。在这个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戴森（Dyson）方程的方程。随着HHP理论名扬国际物理学界，彭桓武的名字也广为同行所知。当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曾说，连我这个不搞理论的人都知道HHP理论，可见彭桓武他们这个工作在当时的名气。

1945年，彭桓武与玻恩因为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共同获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1948年，在薛定谔和海特勒的推荐下，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时年33岁。当时，彭桓武已经回国，正执教于云南大学。直到中美建交后的70年代，彭桓武收到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刊时，才知道自己30年前就已经是它的会员了。

1947年彭桓武代表云南大学前往比利时参加“大学教授会议”，之后，绕道法国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钱三强是彭桓武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日后同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的元勋。钱三强当时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是法兰西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两人在1939年相识，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那时候，美国已经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彭桓武与钱三强心照不宣地相约：回祖国大干一场！当时的都柏林，找一个到中国的轮船座位十分困难。无奈之下，彭桓武写信请在英国海军部工作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布莱克特帮忙，在一条英国的运兵船上找了个舱位。

1949年，彭桓武回到北京，暂住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叶企荪家，与先期到达这里的钱三强重逢。此后，两人共同筹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发展原子能事业，培养科研人才。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风雨如晦，波诡云谲。数十年后，有记者问彭桓武为什么当时选择回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提，应该问的是一些人为什么不回国。”言下之意，回国并不需要理由，不回来才真该有特别原因。此中真意，正如中国科协主席、彭桓武的学生周光召所说：“彭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率性而为，所做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都有一些特别，但在他自己来说是非常真诚的。”

1961年，他奉命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彭桓武的名字就与新中国在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上的辉煌成就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原子弹，彭桓武担任原子弹研制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坐镇理论部。年轻的留美博士邓稼先拿出原子弹理论设计A方案的计算结果，但是这结果与从另一种渠道获取的数据大相径庭，人们不由得对A方案产生了怀疑。彭桓武听了汇报后，非常肯地地说：“要相信我们的计算结果，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靠不住。”果然，他的研究生弟子周光召重新对A方案进行了理论论证，结果验证了我们原子弹最初设计方案的路子是正确的，避免了走弯路。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难捺满腔激动，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就七绝诗《塔爆有感》：“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回忆道：“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先生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怎么样？”正是在彭桓武的指导培养下，在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的组织攻关下，我国氢弹试验同样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大功告成的时候，彭桓武又一次选择了抽身而退。1972年，他认为自己顶替苏联专家的任务已经完成，默默无闻地调回了原子能研究所，以至于1999年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8年，“文革”噩梦方消、华夏大地百废待兴之际，彭桓武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上任之时，他就和所里的研究人员约定，废除所长“终身制”，他只当两年就“下台”。两年期满，彭桓武提出辞呈，非但不再连任，还明确表示：“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

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同事以彭桓武为首的科学家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德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奖章由第一作者保存。当人们把奖章给彭桓武送去时，他却断然谢绝，坚称全部功劳都是集体的。经过大家的再三劝说，他终于答应“奖章我收下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接着说：“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他随即找来一张纸，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1994年底，理论物理所换届重新组织学术委员会，所里邀请彭桓武继续担任学术委员，并劝说道：“你是理论物理所的创建人，历来在学术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见都得到大家的尊重，如果这次你不当学术委员，人家外头还不会说我们这届领导连老所长都忘记了？”可能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年届八十的彭桓武终于在邀请信回执的同意栏下画了勾，但同时注明“只做半届”。之后两年，他认真履行学术委员的职责，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其“理论物理研究要和新技术结合”等观念给了研究工作者们深刻影响。可1997年初所里再通知他开会，他却说：“当初为支持你们新领导班子，我才同意做半届学术委员，现在我完成了任务，你们也干得不错，我就不当了。”

与他订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殚精竭虑地为国家谋福祉，而当新事业后继有人时，他总是悄然引退。在彭桓武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

事实上，彭桓武一天也没停止过工作。2004年，他在《理论物理通讯》上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提出有关宇宙学的最新设想。2005年，他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周光召称：“虽然老师已九十高龄，但他今天的发言依然是最前沿的。”但他自己却觉得“成果微不足计，能保持脑力劳动者的本色便如愿矣”。

在他的书桌上，总是一摞物理学术著作，一本摊开的英文词典，和数页写了一半的草稿纸。他家的每间屋子都有床，以便随时工作累了就稍微躺会儿。而家中浩如瀚海的书籍他也常常查阅，需要任何一本资料，他熟悉得可以马上把它挑出来。

“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工作，”彭桓武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坚持有什么了不起，仿佛一切都天经地义。“汉斯贝塔94岁还在发表论文，我要向他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