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争论当年老毛领导下的农村收入和生活。我认为，全国大多数的农村，除了“那三年”外，应该吃饭是可以温饱的。

俺在上大学前是插队知青，76年初开始，在农村劳动过近两年。俺插队的地方属华东，不是苏浙，也不是大城市的郊区。俺插队的公社经济在那个省算中等，每年种两季水稻，早稻种早籼，晚稻种农梗58。两季水稻加在一起平均亩产800左右。那时上面管种啥稻。小红稻米特别好吃，但每亩只有200斤产量，上面不准种。记得那年我们小队偷种了几亩小红稻， 出穗时被大队发现了，好一顿批评，所有小队干部都被办学习班，写检查。

当年所有的经济核算是按小队的。俺的小队前一年的工分值6毛钱一个工（十分工），但我下乡的头一年只有四毛几分钱一个整工。隔壁有个生产队穷些，一个整工是二毛八分，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常听我们队人笑他们干一天只能买一种牌子香烟，二毛八一包的。

生产队的粮食是按人口分的，工分值不够也能领粮食的，算超支户，我们队超支的人家不多，孩子多，劳力少的几户，而有的单独立户的男整劳力则每年有分红，可以分些现金。

我们那儿早上早饭前出工二分工，早饭后四分工，下午四分工。女的做一整天是7分，男的十分。

农忙时计件工资，按田亩计工，男女同工同酬。女的上晒场还是按每天7分工计算。

不记得粮食是怎么作价的，但我当年是超支的，因为我挣的工分少，早上经常起不来，不上工。我超支了，就拿钱给填上。我下乡时，李庆霖告御状的信已被老毛批复，所以我省的知青每人安家费300元，生产队120元，知青自己拿180元，分三年发：第一年80，第二年60，第三年40。那时有政策，表现好的两年以后可以推荐招工上大学。

我插的那个知青组是上海知青老组，以前来的老知青大多已上调了，我去的前一年有两个一起上了大学，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位还在，据说表现不好，68年下来的，初中毕业生，8年了，一直不能上调。

队里从队长到社员对我们知青都挺不错的。不记得农民每人口粮是定的多少。我们两个知青每年每人的定量是800斤稻。所以我们的米是吃不完的，就拿稻去和社员去换菜，鸡蛋，和鸡。我自己不种菜，也不养鸡。记得是满满一脸盆稻能换一只一斤多重的小公鸡。母鸡从没换过，社员不愿换，留着生鸡蛋。社员吃鸡蛋都是自己家里鸡生的，不过他们通常是卖了鸡蛋换钱。

那年的双抢，那个上海知青躲回家了，有几天队长喊我到他们家吃中饭，队长的妻子是队里的妇女队长。他们家也不富裕，中午只有一碗菜，放在米饭锅里蒸熟的，上面盖了两片咸鹅当油，队长妻子给了他们小儿子一块，另一块夹给了我，我至今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鹅。

队里从来没人讨过饭，但在新米没收的前两个月，家家都要吃稀饭搭山芋。我们队有很大一块山坡地，种山芋和花生。还有很多田种萝卜。我自己在那儿过了两个“革命化”的春节，因为我要表现进步。那个上海知青都是回家的。冬天生产队农活不忙，我两年腊月都在大队宣传队排演节目，正月里去各个小队演出，去公社汇报演出，还去周围单位演出。每到一个小队，都被分开安排到社员家吃饭，记得那个吃呀，每次总是有十几个碗的菜，我过年一个月体重增长了20斤。不记得是队里集体的还是私人家杀的，队里其他人家买/分肉，家家有炸肉圆子的习惯，

插队生活让我感到队里社员的善良朴实，他们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也很勤劳，每次出勤都很努力，相比较我出工是干活效率很底，啥都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