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主任

    什麼主任？“革委會”主任。“革委會”是個什麼東西？就是革命委員會。“文革”之初，“革命造反派”奪權，成立的管理機構叫革命委員會。毛澤東聞之讚許“還是革命委員會好”。從那兒以後，中國政府各個方面，層層機構都叫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我說的這個張主任是我在農場當“知青”時所在分場的“革委會”主任。

    張主任早先是農場附近一個屯子的生產隊長。“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了恢復社會秩序，讓“軍宣隊”、“工宣隊”和“農宣隊”進駐鬧派性的各個單位進行“政治整頓”。張是那會兒作為“農宣隊”派駐到農場來的。過後不知為什麼就留在農場當了一名基層幹部。就張個人來講，他可是一下子成為了領工資的國家幹部。看來這人腦子精明，能從一個生產隊長變成國家幹部，那可不是“不知為什麼”。

    我記得張是在1971年從別的分場調到我所在分場的，調來時任“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他便轉成正主任。此人個兒不高，40出頭的樣子，身體勻稱，五官端正，面色較黑，總愛穿一身中山裝，戴個布帽子。一般農場幹部都是復轉軍人或原來是勞改農場時的獄警。像張這樣出身農民的幹部少之又少。張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很會幹農活，總在“知青”面前示範如何用鋤頭鏟地和用鐮刀割莊稼；而且他總在夏鋤組織“大會戰”，並親自上陣督促“知青”幹活。這傢伙特狠，夏鋤時天長，早上三點半“知青”依里外斜地走出場區，扛着鋤頭下地時，他已經叉腰在路口站着了，手裡也拿着把鋤頭。晚上八點半了，他才讓“大會戰”的“知青”們收工回宿舍。一天在地里吃兩頓飯。平時他也總在各個連隊跑。他還善於辭令，講話一套一套的。此君還特善於搞“政治宣傳”，因為他，我所在分場成為農場“做好‘知青’政治思想工作的典型”。不過他沒有像我們“知青”預料的那樣很快升遷。在我1979年離開農場返城時，他仍然在分場任“革委會”主任。一般猜測，他“上面沒人”；不過在分場裡他可是真正的“土皇上”。

    張主任似乎特看不上上海“知青”。上海“知青”一般比北京的大五、六歲，比東北“知青”大兩、三歲。後來的哈爾濱“知青”則比上海“知青”小10歲左右。上海人是有自己特點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出工不出力”。我現在想，這說明他們很現實。作為一個“知青”，幹活再好有什麼用？提干和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都是極少數人的事，且有“後門”才成。既然干多干少每天一樣拿1塊兩毛五分五（“知青”的日工資），那當然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就是“磨洋工”。

    記得那是1977年夏鋤的一天。張主任在我所在連隊督陣鏟地。忽然他讓大家都停下來，去“參觀”某個上海“知青”鏟過的地。那當然是跟沒鏟一樣，雜草只是把葉子鋤掉，根仍在土中。完了，他當眾挖苦這位上海男“知青”，“你還像個人嘛？蔫頭耷腦有沒有精神氣？誰教你這樣幹活的？在農場已經快10年了，是真不會嗎？”他頓了頓，上下打量這位低頭站着的，衣着不整的上海男青年。“哼，還像個男子漢嗎？在過去，你都該當爺爺了。現在一挨訓就像個三孫子的樣子。”說這位上海“知青”過去“該當爺爺”？噢，過去農村結婚早，又往往媳婦歲數大。很多男孩子不到15歲已經娶媳婦了。如果兩代都是這樣，可不30歲當爺爺嘛。

    其實張主任是“見人下菜碟”。我們幾個北京“知青”同樣鏟地鏟得一塌糊塗，可他假裝沒看見。1976年以後，北京“知青”最先搞“病退”（在醫院搞自己有病的證明，以身體有病不適合農業生產勞動，退回原城市），那時已走了一半以上，剩下的也幹活吊兒郎當。我和哥兒幾個在連隊裡尤其搗亂，幹部們看見就頭疼。他為什麼不狠狠地整治我們一傢伙？看來是“柿子撿軟的捏”唄。再說，北京的臭小子們屬於那種“土匪型”的，在連隊裡總是偷雞摸鴨勒狗，幹部一管，真敢上來就揍。動不動還揚言“燒你們家柴火垛”。

    到了1978年，我所在連隊就剩下幾個北京男“知青”了。那時我們已經辦好了“病退”證明，準備在年初“退回北京”。沒成想農場黨委“凍結病退”，直到年底才又開始辦理。我們這個生氣，結果就更大鬧特鬧，連隊裡是雞犬不寧。那時連隊的幹部們真是敢怒不敢言。我們也不幹活了，但把考勤表畫成全勤。我們還得吃飯呀。

    有一天，張主任來到連隊，中午的時候特地讓我們這幾個北京的臭小子和他一起“吃飯”。這葫蘆里賣的什麼藥？管他呢，分場主任讓我們坐陪肯定會有頓好吃的。果然，桌面上有酒有肉，還有幾位連隊幹部坐陪。張主任開門見山。他說農場黨委“凍結病退”他也很遺憾。他也希望我們能早日回北京和家人團聚。他說只要“凍結”解除，他立即把我們的“病退材料”遞上去。不過現在呢，他覺得我們也太鬧了點。張主任拍着胸脯說：“你們只要老老實實在連隊裡不給我鬧事。每天不幹活都算出勤。再也沒人叫你們去幹活。”

    本以為會有“鴻門宴”，結果竟是這樣的“條約”。我們自然答應。後來在連隊裡也真沒怎麼惹是生非。後來聽說，分場裡幹部們對如何整治我們幾個北京臭小子有兩種意見。一種是狠狠地整治，不給他們辦“病退”；一種是趕緊讓他們走，讓他們到北京禍害去。張主任說：你整治他們恐怕更糟，這幾個禿小子沒家沒業，光棍一條，把他們惹急了，上來殺你怎麼辦？他們惹了大禍自有公安局收拾。你要是被他們報復了，家破人亡啊。嘖嘖，慚愧，慚愧。可我們在農村也真是精神上絕望啊。

    席間張主任和我們有說有笑。他還講了1960年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往事。那時張主任是生產隊長。我算算他當時是30歲出頭。因為糧食超購，屯子裡的人們餓癟了肚子。他決定“自己想辦法”。他所在屯子距離公路不遠，部隊農場和勞改農場總有拉糧的卡車通過。夜裡，張帶着屯子裡的小伙子們藏在上坡路邊的草叢中。把一條特別結實的井繩一頭拴在公路邊的電線杆子上，一頭拴個大錨鈎。看見一串拉糧車過來就都藏好了。等最後一輛車剛過去，藏在草叢中的一個小伙子跳起來，拿桌拴着錨鈎的井繩快步沖在後面，使勁一拋錨鈎。錨鈎帶着井繩飛上了車，往往掛住一麻袋糧食，並把糧食麻袋拽下車來。他們總是成功。這些糧食讓屯子裡的百姓們免於挨餓。我聽了，肅然起敬。這才是好幹部。

    記得1978年，我和我的摯友黑子成天就是在原野上漫遊高歌，畫畫寫生，用自製炸彈炸魚。日子也真過得愜意。連隊裡還有上海“知青”和哈爾濱“知青”呢，他們都怎麼生活的？我好像印象不深。因為那時，連隊的幹部把我們幾個北京“知青”同其他“知青”隔離開，讓我們單獨住一間小屋。有時我們也會去原來的宿舍看看，好像死氣沉沉。上海“知青”收了工就一個個靠在行李卷上，用衣服蓋着頭一聲不吭。還有的人就是坐着一根根地吸煙。他們也都辦好了“病退”證明，等着“解凍”的那天。

    據我所知，一些上海“知青”沒少給張主任送禮，甚至送錢（這也沒什麼，無可奈何的辦法嘛）。有個曾是分場小幹部的上海“知青”辦好“病退”後，臨走前的晚上拿着個賬單去張主任家“登門拜訪”。他亮出帳單說幾年來給張主任買的東西還沒受到錢。賬單上的錢數差不多有500人民幣。張先是一愣，然後對他兒子說：“四兒，把柜子裡的錢匣子拿出來。”那小錢匣子裡都是錢。張數了500元遞個那位上海“知青”。“湊個整，500，我們兩清了。”

    說到那“四兒”，他可是個惡少。不過我還和他挺熟。1978年的一天，我看見他到連隊來，揪住一個上海男“知青”就是幾個大耳光。大家都吃了一驚。那上海青年面色難看，但不敢還手。我當時腦袋“嗡”的一傢伙。他畢竟打的是“知青”。沒想到他又直接走到我面前，輕輕拍拍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到一邊。他說那上海“知青”侮辱他老爹。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他見我不說話，又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農場的往事啊，又一幕幕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