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敗態度上，日本與德國不同

    在日本二戰戰敗70周年之時，有必要討論日本國民對二戰戰敗的態度。下面是幾篇有關文章的摘編。

    德國自二次大戰戰敗之後，接受來自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戰爭責任的審判和追究，肯定紐倫堡審判的歷史貢獻。自60年代以後，德國朝野上下對於反省侵略歷史和戰爭責任，一直不遺餘力，勃蘭特、魏茨澤克、施羅德、默多克等德國政要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對戰爭時期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進行深切反省。德國國內一旦出現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言行，就會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這種姿態和意識，也贏得了周邊國家與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信任與尊重。相比德國，日本在戰爭責任和歷史認識問題上，始終搖擺不定。究其原因，和日本的文化傳統、戰後知識界的論爭、政治大國化和社會思潮變化有着密切關係。
    首先，在文化和社會心理方面，日本的集團主義心理和家社會傳統讓戰爭責任問題失去了真正的承受主體。文化人類學家們總結出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觀念較為淡薄。“恥感文化”、“集團主義”、“家族倫理”的這種意識，容易使得日本人將原本歸屬於自己的責任，推究到集體、大家長或者帶領集團做出決斷的個人或是組織上。具體到戰爭責任方面，經歷過戰爭的民眾認為帶領整個國家發動戰爭的是軍部和軍國主義分子，民眾是在集團主義和戰前天皇制的慫恿、威逼之下而參與其中的。而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則認為戰爭是父輩們盲從於時局而導致的，與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此外，關於戰爭的傷痛記憶回望，日本過於強調自身是被害者，而淡化加害者意識。
    其次，戰敗初期，日本知識界曾討論過戰爭反省和戰爭責任問題，但最終卻形成了無責任的戰爭認知體系。戰敗後不久，時任首相的東久邇就提出“一億總懺悔是我國建國的第一步”，於是，戰後知識界就“戰爭責任主體”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影響巨大。儘管學者山田耕作提出了“一億總戰犯”的觀點，認為日本全體國民都擺脫不了戰爭的罪責。然而，另一學者山根銀二則認為，戰爭是國家發動的，真正責任應該在日本帝國，戰爭中的國民也是受害者，不應該承擔戰爭責任。類似於山根的觀點在戰後初期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許多人認為戰爭是集體行為，整個集體應具有戰爭責任，而具體到個人，則不具有戰爭責任。可見，在戰敗初期，日本國內就已經形成了“一億總無責”的認知體系，這成為迴避、推卸戰爭責任的思想淵源。
    第三，在歷史認識和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部分日本人認為戰爭責任與日本近代的發展路線密切相關，態度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意味着否定明治以來日本“富國強兵”的崛起史。由於戰後對侵略戰爭歷史的反省始終不徹底，使得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許多人士，將近代日本的崛起與發動的對外戰爭聯繫起來，認為日本對外戰爭是為了適應弱肉強食時局而作出的選擇，並把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看成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在他們看來，承認戰爭責任意味着對日本近代化道路的背叛。
    第四，日本保守政客為實現政治大國構想，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始終表現出搖擺不定的姿態。戰後初期，日本在美軍占領下進行了一系列清除軍國主義的民主化改革，並接受了東京審判。50、60年代國內左翼運動的發展，關於戰爭責任和侵略罪責，確實做過一系列的討論與反省。但是美國自朝鮮戰爭之後，由削弱日本轉向扶持日本，日本實現了包括再軍備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政治體制重建。包括岸信介在內的許多擔任軍國主義政府的官員再次走向政壇，並逐漸影響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隨着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政治大國路線被提上日程，岸信介、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等政要為了實現“戰後政治總決算”，力圖卸下戰爭責任的“包袱”，為日本的軍事化、修憲道路清除障礙。因此，戰爭責任問題，就始終與當前日本的政治大國路線緊密結合。
    此外，近年來由於日本社會思潮日趨保守化，右傾化的政治家和媒體利用島嶼、海域爭端不斷渲染周邊鄰國所帶來的威脅，以此來煽動國民，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反而在日本輿論界得不到太多支持。在戰敗六十年之際，《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中，有45%的民眾沒有感到日本對亞洲國家人民帶來過災難，因而不負有罪責也可以。
………………………………………………………………
    下面這篇討論了日本和德國對二戰的態度為什麼不同。

日本德國對二戰態度不同癥結何在

    在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德國人勇敢地站出來，承認過去的侵略歷史，舉國悼念在這場戰爭中的受難者，時刻反省，表示與過去決裂。德國總理科爾對德國人說，他們不能無視德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凡是德國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碑或者聖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說這與他無關”。《柏林日報》在社論中寫道，“考慮到德國人在本世紀所做的事，歷史對待他們夠慈悲的了。”在慶祝集中營解放的儀式上，戰後的德國人也會感到，接受一段他們沒有參與製造的歷史是多麼困難，但他們知道，“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部分悔恨，事實上這並不苛刻”。
    而日本卻是另一種面孔，且不說以往的教科書問題，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在今年舉世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際，不但日本政府連一個象樣的“不戰決議”也拿不出，而且日本國內右翼勢力通行無阻。今（1995）年2月初，他們在外務省、通產省等官廳集中的霞關一帶浩浩蕩蕩地示威遊行，公然打着“大東亞戰爭是聖戰”、“不許國會通過謝罪決議”的標語。5月30日，日本47個右翼團體聯合行動，出動了108輛宣傳車包圍了河野洋平副總理兼外相的住宅，反對議會通過謝罪決議。31日下午，奧野誠亮在集會上鼓吹大東亞戰爭是解放戰爭。藤尾正行還企圖在東京召開紀念包括陣亡日軍在內的“亞洲共生共榮祭典”，邀請台灣的李登輝參加，以便向他們一向敵視的中國示威……
    兩個負罪的國家，一個認真反省，一個推卸責任，發人深思。如果比較戰後五十年德日兩國的歷史，便不難發現其原因所在：
    一、戰後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使得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未遭到應有的打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不斷強大，戰後世界政治鬥爭的焦點是美蘇對抗，於是“冷戰”開始。在遠東，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反攻，國民黨大勢所去，為了防止“洶湧而來的共產主義浪潮”，美國便把眼光移向日本，考慮日本在美國未來戰略中的地位，決定將日本建成遠東“反共產主義的橋頭堡。”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便扶持日本，起用日本右翼勢力，在懲治戰犯、賠款、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等問題上偏袒包庇，使日本國民失去了深刻反省的機會。
    懲治戰爭罪犯，確定侵略戰爭是國際性犯罪，可維護人類正義和警示後人。戰後歐洲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戰犯經過長時期嚴正審判。戰後德國共抓了20萬名大小頭目，花了半年的時間初審。逐步縮小懲辦範圍，到1945年11月才正式開庭，次年8月結束。審判中允許戰犯充分的自我辯解，任憑被告挑選律師，迫使戰犯在事實面前伏罪，這樣也教育了人民，體現了對歷史的負責。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雖然在1946年10月1日宣判11人死刑後就結束了，但德國政府懲治和審判納粹的活動都一直在進行着，戰後不少隱匿他國的納粹兇手被押解回國，接受審判。幾年前在巴西抓獲了隱姓埋名的納粹巴比，被押回德國接受審判，即是一例。
    二、主宰兩國命運的政治家的不同態度，影響了國民對戰爭責任的認識。誠然，戰後德國國內也經常就歷史問題爭論，民族主義右翼勢力也一心想從希特勒的陰影下擺脫出來，企圖阻止政府的道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德國的歷屆領導人都明確承認，德國應該為發動那場世界大戰和製造那場現代史上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承擔主要責任。從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猶太受害者紀念碑前下跪，“當時感受到的是一種無法抗拒的歷史重責和對納粹德國的深深恥辱”，到赫爾佐克總統在參加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紀念會上對納粹受害者的真誠懺悔，都說明過去幾十年，德國政治家敢於正視歷史。在譴責新納粹分子的排外暴行及抑制極右勢力抬頭的努力中，德國朝野組成了最廣泛的聯盟。
    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日本當局是難辭其咎。政府要員中，有的就是當年戰爭的發動者和參加者，如前首相岸信介之流，要這樣的政府領導國民深刻反省二戰，無異於緣木求魚。
    造成日本當政者對二戰看法短視的原因很多，有的本來就堅持反動的戰爭觀和歷史觀，有的認為，經濟上大國的日本，要成為“堂堂正正的大國”，就得修改限制擴軍的現行和平憲法，而要修改憲法，就要醫治日本人的“恐戰病”，也得為戰前的“聖戰”恢復名譽，有的要員以此將自己打扮成英雄，以便在選舉中也可撈一大把選票，有的為維持統治地位，而不得不去遷就右翼保守勢力，日本要員出訪中避免使用“謝罪”、“不戰”這類字眼，便是例證。事實表明，在二戰責任問題上，日本當政者態度越軟弱、越曖昧，右翼勢力就越猖獗。
    三、歷史教育的不同，也影響到國民對戰爭問題的看法。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但又必須用歷史去教育國民。將本民族的不光彩的污點，載入史冊，可警戒後來，這是一個敢於向歷史負責的民族的表現。德國人以思想深刻而著稱。但他們對二戰的反思也頗費周折。五十年代的教科書在涉及納粹罪行時一律是不關痛癢的輕描淡寫。進入七十年代，西德青少年可以在教科書中讀到更多的關於戰爭罪行的細節描寫。近幾年來，德國教育當局讓教師鼓勵學生就二戰歷史提問，最好能“給學生以歷史責任感”，要講真話。這樣，德國年輕一代就能較客觀公正地看待本民族的這段歷史。
    日本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右翼勢力從未對侵略的歷史作過真正的反省，反而夢想從抹煞歷史作為擴展勢力的基石，他們的言論極有市場。他們竭力掩蓋日軍過去幹過的許多壞事。田中正明否認歷史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和篡改過的《松井石根上將的陣中日記》卻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論到處發表。上映的文獻紀錄片《東京審判》，把東條等戰犯說成是愛國英雄。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政府愚弄民眾，掩蓋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和戰犯。絕對禁映反映日軍細菌戰的電影《荒原城堡731》，將“投降日”、“戰敗日”改為“終戰日”。建立原子彈爆炸遇難紀念館，大肆渲染日本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它卻從不對導致轟炸的原因作出解釋。於是，由於美國扔了原子彈，使得許多日本人產生一種安慰感，覺得從道義上說，大家都是一樣的。
    1982年《讀賣新聞》進行輿論調查，將中國戰爭看作是日軍侵略的日本人還不到十分之一。軍國主義的威信正在青年中樹立。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質的社會基礎正在培育起來。
    日本與德國態度不同，除上述因素外，還有着文化地域政治等因素，試想，如果日本也象德國那樣是一個處於英、法等西方強國之中的內陸國家，如果也遭受多次打擊並受到強大力量制衡，那麼，它還敢這樣肆無忌憚嗎？
…………………………………………………………
    為什麼日本政客對待二戰戰敗如此態度？其實是國民認識上的因素。日本是民主國家，日本政客首先要得到日本民眾的支持。
    
日本為何沒有徹底反省侵略戰爭？

    上世紀90年代堪稱“日本道歉與和解的10年”。1991年，太平洋戰爭50周年，首相海部俊樹訪問新加坡時表示反省，1993年，首相細川護熙訪問韓國時列舉“創氏改姓”“隨軍慰安婦”和“強制徵用”等具體事實就日本殖民統治道歉；1995年日本眾議院通過了一份面向戰後50年的反省決議，稱“本院對世界近代歷史上許許多多殖民統治和侵略行為進行回顧時，認識到我國過去進行過的這種行為及給予他國人民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對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們必須超越關於過去戰爭的不同歷史觀，謙虛地吸取歷史教訓，並建立和平的國際社會。”
    1995年可謂是絕無僅有的一年，眾議院通過決議後，首相村山富士發表戰後50年談話，表示由於“過去的侵略”與“殖民統治”給亞洲各國民眾帶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對此表示“沉重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不過戰後60年以來日本多數民眾仍習慣於從被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場出發理解這場戰爭。 日本最大的非商業性廣播電視網絡NHK分別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作調查顯示，在90年代，日本民眾為“侵略戰爭”或“不得已發生的戰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日本民眾認為戰爭是侵略戰爭的認識，從80年代到90年代幾乎沒有大的變化。90年代52%日本人承認戰爭是侵略，亦有3成人承認戰爭是不得已行為
    NHK的調查中有點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得已發生的戰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既然戰爭是“不得已的行為”，那麼就無需尋求真正意義的“責任”，所謂“不得已的戰爭”這種判斷意味着對歷史的一種思考停止，亦很難產生的進行批判性、內省性的再檢討這樣的思想。
    此外，大部分日本民眾認為自己受害者，侵略戰爭沒有責任。NHK下屬的廣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戰爭》為題進行過一次輿論調查，其中關於日本一般國民有沒有戰爭責任問題，有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時的國民是政府、軍部發動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沒有責任”，勉強認為“從結果上看當時的國民與政府、軍部合作，從這個意義而言是加害者，有責任”者不到30%。
    長期以來，日本國內右翼保守派別認為和平憲法所倡導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破壞了日本優良傳統的一面，難以忍受全盤否定戰前日本發展的氛圍，但又由於修憲無法如願以償，於是採取曲線形式試圖回歸日本戰前傳統。日本政客們一方對外有限度承認戰爭責任避免刺激他國，一邊又巧妙回應右翼的民族主義訴求。於是，這就造就了日本對待戰爭的兩重性。
    日本對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經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為何日本慘遭失敗後，為何沒有徹底地反省，沒有萌生對亞洲國家的罪過感？這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輸給亞洲的意識十分淡薄。
    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那是為什麼呢？ ……日本是向聯合國投降的，而當時的聯合國主要是英美中蘇。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國低頭服輸的感覺強烈些，對蘇聯也是如此。特別是，日本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非常淡薄。若問原因何在，可舉各種複雜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國占領了日本，再有一個條理由或許就是對中國的蔑視吧，總認為日本不可能敗給中國的。從軍事力量來說確實如此，當時的軍事力量對比，日本遠遠超過中國。日本人的理解是，因為美國擁有壓倒日本的軍事力量，日本才戰敗的。
…………………………………………………………………………

    在我看來，與其逼日本“認罪”，不如自強；免得以後再被日本人往死里整。既然日本民眾就是這種心理，那怎麼“日中親善”也沒用。下面還有篇專門闡述日本國民心理的。

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國民意識

 

    在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發展到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直至崩潰的整個過程中，日本的國民意識深受軍國主義影響，並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社會思想、意識基礎。

   

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國民意識的形成

 

    通過軍國主義教育影響國民意識。日本主要通過學校教育、軍隊教育和社會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轉變國民意識。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天皇至高無上”、“忠君愛國”、“忠勇尚武”。明治初期，日本在學校教育中就頒布了《學制令》、《教育令》和《教育敕語》。《教育敕語》以天皇之口對國民提出了服從軍國主義的總要求，是軍國主義的大綱，也是約束國民思想意識的大法。《教育敕語》成為每一個學生和日本人思想意識和言行的規範和準則。明治以後，在日本軍隊教育中又頒布了《軍人訓誡》、《軍人敕語》，使軍人從《教育敕語》中被灌輸的軍國主義思想意識，更加深化和固定化。社會性軍國主義教育更具廣泛性。自大正末期開始，日本政府全面開展“國民教化運動”，向國民灌輸軍國主義思想。此外，日本還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規，在各領域影響和控制國民的思想意識。

    極端民族主義對國民意識的影響。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如明治時期的玄洋社、黑龍會，大正以後的“大日本國粹會”、“神武會”、“國家主義青年同盟”等，極力支持日本實行軍國主義，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極力宣揚國粹主義、大亞洲主義，鼓動軍事擴張，嚴重影響和毒化日本國民意識。

    宗教被作為推行軍國主義和改變國民意識的重要手段。以擁護天皇制為主旨的神道教被作為日本的國教，宣揚“神國”論。1869年創立的“東京招魂社”（後改為靖國神社），是當時日本神道首要神社，招、祭參與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各類死者，宣揚“軍國精神”。佛教則淪為“鎮護國家”的宗教，支持“對中聖戰”。“大日本宗教報國會”等控制了宗教界，成為欺騙國民、將國民意識導向軍國主義的御用宗教。而其他反戰教團則受到鎮壓。

    民族精神被轉化為軍國主義。日本國民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團隊精神，被軍國主義扭曲為絕對服從天皇制及軍隊的集團意識。日本國民崇敬神靈的傳統意識，被軍國主義利用為對天皇的絕對崇拜。日本國民勤勞、勇敢的民族特性和尚武精神被軍國主義者轉變為“效忠天皇”、“為國捐軀”、“英勇善戰”的主導性意識。傳統的武士道精神被轉變為軍國主義的主體精神。

   

日本軍國主義時代國民意識的主要特徵

 

    日本無論在政治、文化傳統上，都具有獨特性。作為一個特定的國家，又在由封建主義向帝國主義轉型時期形成軍國主義，日本國民的思想意識也具有突出的特徵。

    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日本歷史上落後於中國，在現代又落後於西方國家，在明治維新以前存在劣等感，有尋求自尊的民族意識。明治維新後逐漸國富兵強，日本不斷增強自信，自視“神的子孫”，更加促使民族主義情緒不斷膨脹。在軍國主義的煽動下，傳統的民族意識與軍國主義意識相交匯，形成一種新的國家主義意識，表現為過度自信和自傲，形成一種盲目的民族優越感。

    形成“效忠天皇”和“絕對服從”的國民意識。把天皇與絕對服從主義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國民“絕對服從”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

    國民意識中普遍存在盲從意識。在軍國主義時代，整個日本國家和社會都處於盲從狀態。即使日軍在戰爭後期敗退時，軍人仍盲目地去為“聖戰”的“勝利”而戰。

    國民意識中的極端主義傾向。“絕對效忠”天皇和“絕對服從”國家和軍隊，是國民意識中的一種普遍的極端主義傾向。在國民意識中還普遍存在着一種狂熱的情緒。例如，每當日軍在各大戰役“勝利”時，日本全國都沉浸在“狂喜”之中。這些極端主義意識，在當時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極端的軍國主義情緒，表現為極端的殘酷和殘忍性，整個國家對內對外實行法西斯主義。受蒙蔽的日本國民對日本軍國主義殘忍地侵略別國，不僅表現得麻木不仁，而且還把這種行為視為“為國捐軀”，加以頌揚。

    喪失自我與個性的國民意識。日本國民作為“天皇的臣民”，將為天皇而死作為最高道德，完全無視“個人”的存在價值。整個日本國民完全失去了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和意識。

    受到嚴酷控制的國民意識。在軍國主義時代，整個日本國民的思想意識處於“精神禁錮”的狀態，在戰爭時期，日本警察、監獄遍於國中。人們到處受到監視，不允許民眾有不同的想法和聲音。

 

日本軍國主義時代國民意識中的國際意識

   

    在軍國主義時代，日本極力對國民進行對外侵略和擴張政策的灌輸和教育，使民眾的“世界觀”和國際意識也呈扭曲狀態。這種國民意識促使民眾“助紂為虐”，支持日本軍國主義推行對外侵略戰爭。

    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對國民國際意識的影響。具有狹隘的島國性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世界；以優等民族自居，歧視亞洲國家，把日本視為“世界萬國之本”，鼓吹日本“永為東方魁首盟主”。日本軍國主義宣揚“天皇是日本的中心”，“日本是亞洲的中心”，鼓吹大和民族文化的“優秀”。

    對西方國家產生對抗意識和情緒。日本雖然曾與西方列強共同參與瓜分中國和亞洲，但同時又以爭霸者的意識與西方人對抗。隨着軍國主義的日益膨脹，日本社會上和國民意識中的這種對抗意識也日益滋長、蔓延。帝俄是日本推行軍事擴張的首要障礙。日俄戰爭給日本國民的意識中留下深重的敵對意識，蘇聯的崛起則使日本又增加了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恐懼和敵視心理。日本霸占朝鮮、侵略中國後更加狂傲，欲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爭霸，終於挑起“太平洋戰爭”。當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後，日本“舉國歡騰”。

    對亞洲的侵略擴張在國民意識中的影響。日本宣揚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其他亞洲國家的民族是“劣等”民族。這種歧視、蔑視和無視亞洲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意識，嚴重毒害了日本國民的思想意識，在社會上廣為泛濫，使之成為侵略亞洲國家的思想意識基礎。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就鼓吹“大亞洲主義”，到昭和時期又鼓吹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從白人手中解放亞洲”和與東亞國家“共存共榮”。因此，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實行的侵略擴張政策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使日本國民誤認為日本在“拯救”和“解放”亞洲，日本軍隊侵略亞洲國家是“聖戰”，是“解放者”。

    日本國民意識中的中國。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實行侵略擴張的首要目標。福澤諭吉就曾鼓動“長驅直入北京”，“蹂躪支那帝國四百州”。在後來的軍國主義泛濫時期，歧視、仇恨中國的言論、意識更是充斥整個日本。這種歧華、蔑華和仇華意識使日本民眾從感情上、心理上與中國形成了嚴重的對立，並成了軍國主義侵華的附庸。當時在日本民眾和軍人中，普遍存在的認識是“日本是東亞的盟主，支那是從屬國”，“日本人是天孫降臨的優秀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中國是日本侵占的對象，支那人是我們的統治對象”。

    在侵略和占領中國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種歧華、蔑華和仇華意識，則體現在日軍對中國人民的極端殘忍、殘暴統治和殺戮上。

………………………………………………………………

    其實現在日本國民這種意識仍相當濃厚。因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所以他們只能把這種意識埋藏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