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8月1日北京時間早晨6時，爸爸走了，終年90歲。

四兄弟中，我是唯一一個不是他親生的，但我與爸爸生活的時間最長，從1961年底到1978年初，一共十七年的時間，也最了解他。

大概是1961年底，媽媽帶我從安江來到芷江，見到爸爸。她讓我叫他爸爸，我不記得叫沒有叫，但記憶中的爸爸不是他，心裡有疑問，但也不敢問。

那時他是芷江師範校長，比較嚴肅，在家裡有時脾氣大。要求我很嚴格，比如不讓我參加人家的婚禮，凡事有請吃的機會的聚會我都不能去。我兒童時代，只參加過一次人家的婚禮。因為從來沒有吃到那麼多的糖果，我便問：“問什麼今天有這麼多糖果吃？”有人答曰：“因為今天有人結婚”。我便深深地記住了結婚才有糖吃。那年頭，生活很貧困，糖果是很奢侈的。家裡很久沒有糖果吃，我便問：“我們家怎麼總沒有人結婚啊？”

爸爸有時生氣會打我。我都記不得為什麼挨打，反正沒有少挨打。5，6歲的時候曾經很恨他，曾經偷偷地用小石頭扔他。但他有時帶我騎自行車，看電影，只是我沒有覺得他很愛我。

1965年10月，城裡的芷江師範與七里橋木油坡的芷江二中互換校址，我們搬到木油坡。

那年我8歲，搬家那天，他拉了一板車東西往木油坡走。我跟着他，我們走到飛機坪邊上，他停下來休息。黃昏里，秋風有點涼，他在我面前蹲下來，認真地問：“告訴我，爸爸，媽媽，你更喜歡誰？”。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不知如何回答，只喃喃地說：“都喜歡”。

打那時起，我覺得他還是在乎我的。

木油坡是原來飛虎隊的駐地，到城裡要穿過廢棄的飛機坪，還有飛機坪邊原來用來存放飛機凹，就是一個長八九十米，寬三四十米的四方形，三面是幾米高的梯形坡，一面沒有。坡上種有樹木，這樣飛機就不容易被敵機看見。當年曾經雲集飛虎隊戰機，讓日軍聞風喪膽的機場，已經一片荒蕪了，到處是荒草。白天散落着一些牛羊在飛機坪吃草。晚上則一片黑咕隆咚，零星躺着一些當年修機場遺留下來口徑一米多的大石碾，遠遠看去是一團團黑影，你不知道那是人還是石碾。走到飛機凹時，更加黑暗，陰深深的。下雨颳風的晚上更加可怕。我總是緊張地握住爸爸的手，他則拿一個加長手電筒，但從不打亮，我們總是摸黑走路。他說，如果打亮了，我們就在明處，壞人則在暗處。我們看不見他，他可以看見我們，這很危險。但如果我們不打亮手電，他也看不見我們。等走近了，再對準他的眼睛突然打亮手電，他就看不見了，我們就占據主動了。這應該是他曾經在部隊呆過學到的。

轉眼到了1966年，文革開始了，社會急劇動盪。請保姆變成了剝削，家裡只好把保姆王姨辭退了。常德鄉下的表哥把70多的外婆接走了，然後讓60多的奶奶來接三毛，四毛到桃源鄉下老家。媽媽留在城裡縣婦聯，我與爸爸住在木油坡。

很快，大串聯的紅衛兵來了，舉着紅旗從學校經過。木油坡鋪天蓋地到處都是“打倒走資派商太生！”的大標語和批判他的大字報。我9歲了，認識很多字。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爸爸沒有告訴我，也沒有別人告訴我，我也不敢問。一天傍晚，一個經常來我家吃飯，與我們很熟的師範學校學生，說帶我去大禮堂看很好看的節目。我懵懵懂懂地跟他去了，坐下一看，是批鬥爸爸的大會。只見他低着頭站在台前，很多人上台批判他，不時有人喊“打倒商太生！”的口號。我呆若木雞，不知道怎麼辦，想走又不敢。我坐在最後面，他不知道我來，我也從來沒有告訴過他。

因為他做師範學校校長的時間不長，來了不久就被抽去搞工作隊，大部分時間不在學校，所以沒有得罪任何人。加上家庭出生中農，49年以前就是地下黨，紅衛兵找不到什麼可以上綱上線的，短暫的批判以後，就讓他靠邊站了。

二，

我們最先住在木油坡下一排大平房的西端。到我上大學才知道，那原來是飛虎隊隊員的宿舍。木油坡東邊大約三里左右，就是芷江受降紀念坊，日本1945年8月21日在此向國民政府投降。但當時我不知道，因為美帝當時是中國的敵人，到處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國民黨也是壞的，所以沒有人談飛虎隊，日本投降，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文革開始不久，紀念坊也被紅衛兵砸毀了。

木油坡四周都是農村，屬於七里橋大隊。爸爸本來就是農村來的，靠邊站以後他在房子邊上沒人管的地里種大白菜。秋天栽下菜苗，叫上我一起把書拆開（當年除了毛選，所有的書都是封資修的，都不能留），立成三角形，蓋住菜苗，遮住太陽的暴曬。傍晚，再把紙拿走，澆上水。菜很快長起來了，入冬以後用稻草將其紮起來，慢慢變成了卷心大白菜。快過年的時候，我們把大白菜砍下來，全部送到學校廚房。

除了種菜，他偶然練習寫毛筆字，也讓我和三毛寫。他並不教，只是讓我們跟帖寫。一天一頁，不完成就挨打。三毛很快跟奶奶走了，就只有我需要天天寫了。他自己沒有再寫，但我卻一直練了兩年。雖然沒有人教，但也打下了一些基礎。這幾年我能很快恢復寫毛筆字，並稍有收穫，沒有當年的基礎是不可能的。

爸爸是獨子，從小就讀書在外，不會做飯。當年，學校廚房星期天不開，得自己做飯吃。但他不會，他的廚藝觀念就是，只要是肉，不管怎麼做都好吃。文革期間沒有什麼肉吃，偶然買到一點肉，他就切成幾大塊，放在鍋里煮熟，放點鹽就吃。反正星期天就這麼胡亂打發了。我比較好奇，想學做飯。我留心看廚房大師傅怎麼做，向鄰居女孩丁燕請教，自己開始做飯。曾經因為學廚房大師傅的快速切菜，把手指上的一塊肉差點切下來。沒有自來水，自己去三里以外的地方膽子擔水，自己煮飯，自己炒菜，慢慢進步，後來也能炒幾個菜，比爸爸的水煮肉要好吃。他倒是讓我自己折騰，不管我炒得怎麼樣，他從不抱怨。後來我成了全家最會炒菜的人。

他的一些要求有些匪夷所思。比如他要求我把碗拿到一里多路遠的河裡去洗，理由是河水是流動的，更乾淨。即使是冬天，他都這麼要求。我發現河水根本洗不淨有油的碗，需要熱水洗。但他不聽，如果不去，就要挨打。他還會站在屋後看着，防止我在半路上的小溪里洗。知道一年多後，另外一位老師告訴他，碗需要用熱水洗（當年沒有洗碗劑）才能洗乾淨，他才沒有要我去河裡洗了。

文革以後，學校除了學毛主席語錄，不再教知識。所有的小說，文學雜誌，包括科學讀物都是毒草，被燒掉了。他只留了一本《新華字典》，一本《成語小辭典》，還有一本《中國地圖冊》，一張世界地圖，一張中國地圖。他教我怎麼查字典。文革中我主要是看字典，看地圖，還有看他訂的《參考消息》。看多了就把中國地圖裝進了腦袋，世界地圖也裝了一半。上大學時，晚上一進宿舍，問先到的室友：“從哪裡來？”，“西寧”，“哦，青海人”。他大發感嘆，說從西安到北京的火車上，一說“西寧人”，別人要麼說不知道在哪裡，要麼就說：“哦，廣西人啊”。他對於一個堂堂的省會城市既然這麼多人不知道，感到很生氣。那年頭，誰學過地理啊。

爸爸對於字典的愛好貫穿他的一生。我下農村時，他專門給為的包里塞進了《新華字典》，和《成語小辭典》，說有空的時候翻翻都好。2000年他和媽媽來美國給我們帶兒子天源，他什麼都沒有帶，就背了三本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又大又沉，說是專門送給我的。他在家，有空就喜歡查這些工具書。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法。

三

1967年8月20日傍晚，我吃了晚飯，跟着學校廚房甘師傅和他的兩個孩子去河邊散步，走到公路邊，只見三輛卡車，上面架着機槍，滿載全副武裝的紅衛兵從東開來，呼嘯而過，往芷江城開去。甘師傅說：“不好，要出事！”。20分鐘後，等我們回來時，隱約聽到芷江城方向有槍聲。

很快，從城裡傳來消息說，安江來的造反派在車站向來阻擋他們的人開槍，打死了一個人。不少人正逃離縣城，造反派可能會來木油坡。一時間人心惶惶，很多人，包括甘師傅連夜跑了。爸爸沒有跑，夜幕降臨，爸爸把燈都關了，讓我上床睡覺。他自己不睡，穿着黑衣服，拿着長手電，仍然不打亮，在屋子周圍走動，不時進來看看我。他反覆叮囑我：如果有人來了，問你爸爸媽媽哪裡去了，你就說不知道。

我有點害怕，開始睡不着，但後來還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城裡不斷有人跑來，消息仍然不好。更多的人跑了。只有住在城邊南門口燒水的王光權師傅，早晨來上班，見做飯的甘師傅跑了，另外一個炒菜的大師傅也跑了，覺得不可思議：“這有什麼可怕的！”。然後下廚房為大家做飯。

雖然王師傅臨危不懼，但大部分人沒有這個定力，還是提心弔膽。跑走的人沒有回，更多的人還在跑。很快，木油坡就冷冷清清，沒有幾個人了。

就這樣過了四五天，爸爸覺得造反派也該走了。便問我是不是可以去城裡看一看情況，說你是小孩，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我滿口答應。於是爸爸給了我幾塊錢，我就進城了。那時我剛十歲，沒有覺得有什麼可怕的。到了城裡，聽很多人議論，造反派在北街盡頭的縣政府門口。我就往那裡走。快到政府門口，見很多人圍着。擠過去一看，還是那三輛卡車，周圍是一些全副武裝，身穿綠軍裝的紅衛兵。女紅衛兵腰間繫着皮帶，挎着槍，非常神氣。地上畫有警戒線，圍觀的群眾都在警戒線之外看着他們。我聽人說，造反派要走了。果然，一小時以後，他們登上卡車，架着機槍開走了。

我去菜市場買了一斤肉，再去飯館買了一碗麵吃了。提着肉回到木油坡，告訴爸爸：造反派走了。然後爸爸轉告大家：羅維進城親眼看見造反派走了，沒有事了。大家這才把心放下來了。很多年以後，爸爸曾經多次提起過這件事，語氣中帶着讚許。我想這件事給他印象特別深。

1968年底，芷江師範，芷江一中，芷江二中合併為芷江中學，靠邊站的爸爸被任命為校長。我們搬回了芷江城。搬家的時候，還是我和他拉板車進城。在路比較平坦的時候，他讓我拉裝載有兩百多斤重的板車，我拉得不錯。進城後，他很自豪地對人說：羅維這次拉着二百多斤重的板車走了很遠。當時我11歲。

四

1971年春，我進了爸爸做校長的芷江中學。正趕上鄧小平第一次復出，開始恢復正常教學，學校開始重新招生。但文革摧毀性的破壞，老師們有些自殺，有些被遣送回原籍，有些戴着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而不能用。積壓了很多年的學生一下湧進了學校，加上由秋季招生改為春季，推遲半年畢業的六年級與提前半年畢業的五年級一起進入初中。我們初一年級從18 到26班，一共九個班，每個班50多人，大概有500人。比過去至少增加了一倍。作為校長，爸爸面臨老師奇缺的局面。

為了解決教師荒，他開了教師培訓班，請有經驗的老教師給年輕的教師講課。他不但給自己培訓，還有給鄉下中學培訓年輕老師的任務。即使如此，有經驗的老教師也不夠。比如像英語這樣科目，原來因為以俄語為重，本來就稀缺，現在要以英語為重，連培訓班的老師都找不到。無奈的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吳雲老師請出來教英語培訓班。吳雲老師是原來在芷江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英語非常好。抗戰時期做過駐芷江的美國飛虎隊的翻譯。因為反帝反修，做過飛虎隊的翻譯的吳雲便被打成了美將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一直不被重用。在文革期間木油坡的時候，他被分配每天給魚塘割魚草。他一介書生，加上年級大了，每天割不了幾斤魚草。爸爸偶然幫他一把，20分鐘割的比他一天割的還多。

吳雲老師當時仍然帶着歷史反革命，美將特務的帽子，爸爸讓他來教培訓班是冒了巨大的風險的。他深知這個問題的敏感性，所以把培訓班選在很僻靜的圖書館樓上。對外也不聲張，只是靜悄悄地做。學生都是各校抽來的年輕老師，渴望學好英語，能夠儘快勝任英語教師的工作，非常珍惜有跟吳雲老師學英語的機會，也就保密不說。於是，吳雲老師的英語培訓班當年為芷江各學校培養了急需的英語老師。

除了啟用了吳雲老先生，爸爸還把原來湖南大學歷史系講師，57年被劃右派，發配到芷江的黃濟洋老師也請出來教書。當時沒有歷史課，就讓他教語文。他最先教的就是我所在的初十九班。

第一課是毛主席詩詞浪淘沙－北戴河。還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黃老先生上來就說，他這個人政治覺悟不高，過去犯過錯誤，是不適合來講毛主席的詩詞的。但領導一再要他來，他也只好勉為其難，希望講得不對，大家原諒。然後還說，過去自己是教大學生的，那個學生都是成人，很自覺。中學生從來沒有教過，也不知道怎麼教。總之，他很緊張。但爸爸仍然讓他教，我們學生也沒有人為難他，他也就慢慢放鬆了。

尹世積老師也是一個戴帽出來工作的，他出來得更早。只是他做圖書館工作，而當年圖書館不向學生開放，所以風險不大。我剛考進北大的時候，他有一次來北京，專程到學校來看我，還給了我二十元錢。當年二十元差不多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將近半個月的工資。他這麼做更多地是為了感謝爸爸對他的信任，雖然他很喜歡我，我是唯一一個他允許進圖書館看書的小孩。這也讓我很早就接觸到了很多當時外面看不到的書和雜誌。

柳樹武老師是部隊文工團專業來的，說話有些嬌氣，行為舉止也有表演的痕跡。怕曬黑，支農下水田插秧時，穿上高筒靴子，很多人看不慣他們，就向爸爸告狀，說她不像一個老師，倒像一個資產階級小姐。但她業務好，很努力，工作做得很好。爸爸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仍然支持她。她的教學，文宣隊的排練，和文藝匯演都做得很漂亮。

老師不夠，他自己也親自來教。他做過我高中時期的歷史老師。他雖然不是大學生，但對歷史很感興趣。家裡常年掛着中國歷史紀年表，他總喜歡去看。常常向黃濟洋老師請教。有時候也對我講些歷史故事，還說”摟一把（618），好吃糖“，意思是說公元618年是唐朝元年。”一把揪死你“，意思是1894年是甲午中日海戰。說多了，我也記住了。所以他毛遂自薦做歷史老師，教學效果不錯，學生反應很好。

其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有所謂政治問題的老師，也被爸爸啟用了。作為一個師範肄業生，他領導的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生，按常理是不合格的。但他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按照教育規律辦事，為老師們擔擔子，儘量為搞好教學創造條件，調動了老師們的積極性，贏得了老師們的擁戴。

因為他的大膽用人，使得芷江中學率先讓有真才實學的老師走上講台，教學得以迅速恢復。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芷江考生是懷化地區考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1971-73年在芷江中學讀過書的學生。大家都清楚沒有爸爸的慧眼和勇氣，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的。

五

爸爸一輩子不抽煙，不喝酒。也不許我們抽煙喝酒。哥哥當年就是因為這個毛病被爸爸多次嚴厲批評。他唯一的愛好是吃點水果，外人也不知道。不論什麼原因，他堅決拒收禮物，別人也不知道該送什麼。退休之前他也從來不接受請吃飯，包括親戚朋友的邀請。不許我們參加別人的婚禮，他也只參加自己下屬的婚禮，因為是領導，不去不合適。我從小到大隻參加過一次婚禮，還是4，5歲的時候。他認為喝酒會誤大事，吃請將來會不好堅持原則，我不吃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爸爸的堅持有時候近於不近人情。大概是76，還是77年夏天，教育局在芷江一中舉辦全縣中學教師暑假培訓班，時間大概兩個月。上千教師雲集芷江一中。學校為培訓班提供食宿，教室和其他後勤工作。培訓結束後，教育局領導為了感謝芷江一中的支持，請校領導一起吃一個飯。當時教育局出錢買了一些菜，請一中的大師傅炒了幾個菜，在廚房邊上的一個小房間擺了一桌，教育局長，副局長，大概還有培訓班的負責人來了。爸爸作為一中的校長被理所當然地成為主要被請人，還有副校長一起，加起來也就7，8個人。現在看來是最簡單不過的。爸爸早就告訴教育局，不要搞，如果搞他不會來。局長覺得不搞不合適，就還是擺了一桌，而且儘可能的簡單。菜上來了，人也都到了，結果爸爸不去。先是副校長來勸，後來是副局長來請，再後來是局長親自來請，他就是不去。三番五次的，媽媽都覺得不能這樣，也勸他去。但他就是不去。還說，我事先說了不要搞，搞了我不來。他們自己要搞，不能怪我。

這場拉鋸戰最後搞得很尷尬，但他還是沒有去。不知道後來局長他們怎麼解決那一桌菜的。總之他是一個非常堅持原則的人，有時候不惜得罪人。這應該也是他在五十年代就是正科級，到八十年代退休時也還是正科級的原因（後來享受副處級的退休待遇）。但他覺得挺好，沒有必要為了升官做違心的事。

退休後反正也沒有人請了，他倒顯得輕鬆多了。在大家的勸告下，他對親戚之間的請客不再像過去那麼拒絕了，反正他也沒有權力了，倒顯得這些請客比較單純。

六

我上大學以後，爸爸被調到教育局當局長。他發現城裡學校充斥很多水平不高，但是縣領導的親戚或朋友的人，使得有水平的老師進不去。不但不公平，也嚴重影響教學質量的提高。過去的局長沒人敢，或沒有辦法改變這個情況。他上任不久，就搞了一個所有老師必須參加的專業水平考試，他自己還參加了小學算數考試出題。只有考得最好的才能在城裡小學任教，其餘的都得到鄉下學校教書。

一開始就有人勸他別這麼幹，會下不了台。他堅持要搞，後來考了。那些考得不好的領導家屬們，紛紛找關係來找他，讓他通融。他就躲起來。我大學放假回家，天天有人來找他。他每天一大早就架着梯子爬上天花板，然後讓我們把樓梯移走，並囑咐我們不論誰找，都說不在家。問去哪裡了？就說不知道。

這事雖然深受大家的歡迎和支持，但他自己卻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但他為了讓芷江的教育能夠搞上去，不惜自己冒風險。我很讚賞他的這種做法和胸懷，我對他說：爸爸，你如果因為這事丟了飯碗，我一定會養你一輩子。

最後他做了一點妥協，把不合格的領導家屬們安排在近郊學校，但進城裡學校必須要考得好。

七

八十年初，他被抽去搞了一年農村工作隊。當時是每個工作隊員負責一個生產隊。他負責的是禾梨坳公社的一個很窮的生產隊。

禾梨坳是大山區，窮山惡水。因為山高水冷，世世代代都是種一季水稻，芷江人叫中稻。但後來政府在平原地區推廣雙季稻，取得一些成績，就盲目推廣到所有地區，必須都種雙季稻。把種不種雙季稻上升到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但在高寒山區推廣雙季稻不但受到農民的抵制，強行推廣的結果也非常差。因為高寒山區沒有足夠長的日照時間，晚稻基本上剛剛灌漿，氣溫就低到水稻不能正常生長了，甚至打霜了，結果基本上都是顆粒無收。而早稻種的也是生長期短的品種，遠不如生長期長的一季稻品種產量高。把本來貧困的地方搞的更加貧困了。但上面領導並不因為業績不好而改變觀點，還是強迫下面種雙季稻，於是年復一年的惡性循環。

爸爸出生在一個農民家，讀書期間，農忙時還回家幫忙，知道應該怎麼種水稻。我原本並不知道他在禾梨坳怎麼做的，那年他結束了工作隊工作回家過年時，一個他工作的生產隊的農民，找到我們家，帶了一些土特產，說代表大家感謝他。因為這一年，他們生產隊獲得了大豐收，大家有飯吃了，要謝謝他的幫助。

後來我又讀到了一個青年工作隊員給他寫的信，才知道他的生產隊是全縣唯一一個有工作隊員而且增產的生產隊，但卻沒有被評上優秀工作隊員，他認為不公平，寫信來表達他的敬意。原來，他在禾犁坳，讓農民在山上種都種一季稻，只在山下路邊種上雙季稻。就這麼一個小變化，讓生產隊大幅增產。但當時有人舉報他沒有在山上種雙季稻，犯了路線錯誤。上面還專門派人來查，剛好那天山洪爆發，路都被沖壞了，檢查的人上不了山，只好回去了。

本來要把他當成反面典型通報批評的，但因為他增產了，而且是唯一一個增產的。加上他資格最老，批評他有點棘手。於是就不批評，但也不評優秀，就這麼不了了之了。但農民感謝他，正直的工作隊員佩服他。而他也不在乎評不評優秀，只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農民就行。

八，

我來美國後，有時打電話回家，爸爸一般不接，偶爾接了，也是說不了兩句就喊媽媽，“羅維的電話！”，然後交給媽媽。最後問他有什麼話要說，他幾乎都說：“沒有”。

他一直都很開朗，對生死看得很開，除了低血壓沒有什麼毛病。奶奶又活到99，所以我們認為他會活到奶奶那個歲數。但近年來他衰老得比較快，背越來越駝，路越走越慢。前年夏天他突然不行了，動究抽搐，以為要不行了。我打電話回去時，媽媽問他有話說嗎，他一反常態接過電話對我說：“羅維，我都90歲了”（他算虛歲）。感覺到他覺得自己快不行了，想和親人講話。後來醫生發現他腦腔里有血塊壓迫大腦，去除血塊後，抽搐的情況有了好轉。去年我回家看他，走的時候，握住他的手，感到他在用力抓緊我。今年五月回去，他已經不認識人了，但看見我還是很高興的樣子。他總是在那裡戰戰巍巍地走動，像努力在爭取什麼。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正直，坦蕩，熱愛生活的人。堅持實事求是，客觀看問題，不媚上，不欺下，為了正確的理念，不怕擔風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里，為社會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活得問心無愧。

我為有這樣一個爸爸而自豪。

樂維

2015年8月4日於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