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良与张玉龙把广州到达重庆的火车票搞到了手。后天半夜出发。当时的火车，像北京、广州这样的“大站”、始发、终点站，车次的安排都有这个特点：夜间发车，到站的车，尽量安排到白天，易于乘客出行。不过车到衡阳，要“中转签字”。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中转签字”：就是说，列车到衡阳，要下车，票上盖章以后，转乘另一列火车。衡阳刚好是湖南的一个“东西、南北”走向的铁路交通枢纽。

这俩家伙，本事儿就是不小，当然，有红革总司令的协助，什么事儿都好办。总司令和我们谈的条件是：那时候，主席不是要分批、分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吗？总司令要求我们，用我们在北京的“关系”，帮他们找一个好的“地点”，比如尽量靠近天安门，甚至灰、红观礼台等等，当然，上天安门城楼那是别想啦，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我们自然是一口答应，不过向他说明：我们尽力而为，毕竟瞬息万变。

接下来的两天，也没什么心思“干革命”了。广州的革命干完啦，一份儿传单，掀起了轩然大波，红革、红造互不相让，我本也插不上手啦？总司令的“专用面包车”载着我们，四处游玩、转悠，倒也悠哉悠哉，不觉辛苦。

大致有这么几项，令人难忘，回味：

1、香蕉和菠萝。香蕉好的一毛五一斤，菠萝两毛一斤。我们由于吃住行一份不花，算是有钱人啦，所以香蕉、菠萝吃了个够。这两样儿，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自小到大基本上没吃过！开始吃菠萝，还弄出个大笑话。原来，菠萝切碎以后，必须撒些盐，才好吃、有味道，若不撒盐，吃完了，舌头又麻、又涩、还火辣辣的疼，麻木的收不回去了。

2、广州餐馆也算领教了，大家都喜欢吃粤菜，尤其是我，爱吃甜的，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广州菜都带点儿甜味儿，挺好吃。就连酱油，也微微发甜，比北方酱油好吃多了。又一次，我们几个嫌餐馆儿菜太贵，没人只叫了两碗米饭，愣是把餐馆儿好几个桌子上德酱油吃个净光！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一说起米饭就酱油来，大家都哈哈大笑、喜不自胜！觉得真是占了大便宜啦！那股子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当时可是把餐馆儿老板气得够呛，不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它能怎样？

3、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元里抗英展览馆也都去了。农讲所还行，不过也没什么，是一座早年的官府“学宫”，明朝建立、清朝改建过，如果从古代建筑讲，小菜一碟儿，比我们在北京建国的“国子监”、“北京图书馆”差远了去了，不过红墙黄瓦、几个“大殿”，两三个拱桥、石门、石牌坊而已。不过由于毛泽东在这当过一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因而名声大噪。展览柜里有当年用过的教材、不少“革命先烈”的手迹等等。当时我们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浏览了一番，而且，参观过程中，大家神情肃穆、表情庄严，尤其我，一改嘻皮笑脸的本色。十分正经。

4、三元里抗英基地，三元里是广州城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附近驻扎。由于有英国士兵到三元里抢劫财物、强暴妇女。一个村民之妻被调戏，激起当地民众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乡村的一万多民众组织结集起来，向英军围攻袭击。民众手持大刀、长矛等传统兵器，重重围困印度军，英军，两小时之后，印度军才撤回了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而民众不依不饶，包围了四方炮台。

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英军主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

当地官员对英军的实力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也担上了"卖国贼"的恶名。

两天之后的半夜，四下无人，我们几个在红革战士的簇拥、保卫下，悄悄离开学校，直奔火车站，几个红革战士，一直把我们送进站台、直至开车，方才离去。站台上，互相告别，战友分别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于还有一个漂亮女兵，偷偷的抹了几滴眼泪……此番一别离，何日再相逢？也别说，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那是在几个月之后，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接见”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去“东北”串联了，单平没去，这小子捡了个大便宜，和那位广州女兵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要是我在，哪儿有他的份儿啊？

正是：虎归山林龙入海，雄风再起海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