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是上海人。有次她跟我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那天她独自一人走在一条小街上，然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丢了，忘记她说的是手机还是钱包，赶紧前后看看，因为是小街道嘛人比较少，于是认定是刚才从身边走过的一位新疆人干的，便迅速上前扭住了他，并报警。警察接警赶到后，一看是钱包手机这等小事，又不在那名新疆人的身上，就想懒政，劝这姐妹算了，说先回家等吧，等警察找到了会打电话通知云云，明显敷衍不想干事的稀泥派头。不过警察叔叔这等哄小孩子的话，一般人都会很无奈然后听话回家了，不过我朋友是个很认真的人，更是看不惯警察的不作为，加上认定了就是这名新疆人，一时不肯甘休。急了时就飚了几句上海话，警察叔叔一看是土著啊，发现遇上硬茬不好打发，那就带警局吧。到了警局，警察跟新疆人讲，你是那谁的人吧，然后一个电话过去，又问清楚了朋友丢的物品的颜色型号啥的，再然后过了不到半小时，丢失的物品就神奇地原封不动地被送了上来。

    其实，朋友讲丢东西本来也没啥，自己都觉得不大可能要回来了，不过当她看到警察糊弄人的意思，并且有严重的地域歧视时，才变得越来越较真的，没想到这一较真还真把物品较回来了，顺便还见证了奇迹发生的全过程，一个电话而已就轻松搞掂，这办案的效率让人啧啧称奇，这才是让人真正吃惊之处。在等钱包的过程中，与警察叔叔闲聊，加上之后的思考，总结发现警察与当地的贼头是相互相生的。

    有小偷，警察才有政绩可以抓；而有警察，小偷可以避免无序竞争，做稳固生意。对于大上海一个方圆几公里的辖区来说，其上日夜活跃着数十万人并不罕见，那么这些人之中就必须分为少数富人与多数平民以及部分穷人，有挣钱者也会有寄生者，还会有各种职业，其中乞丐和小偷就是不可或缺的两种职业。数千年来，只从人类有了社会之后，小偷、乞丐、妓女这些职业就从来没有消失过，虽经一时打压，一旦放松机会顽固地复活起来。无论对他们有多讨厌，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就像永远灭不完的老鼠一样，不让公开存在就会转入地下。西方社会甘于接受这一事实，于是将妓女合法化，统一管理起来，乞丐也可以自由活动，只做消极性的防御性管理。而天朝是社会主义，号称社会制度现金，不存在黄赌毒，于是对于这些肮脏的职业，不停打击，采取的是主动治理模式，然后通过新闻联播告诉大家社会有多么的和谐多么的美好，警察叔叔完成了多少多少任务，抓获了多少多少不法分子。反正总是好的，也不想想为啥任务总是有，为啥总是抓不完？实际上，还是警察叔叔自己最清楚，上海的这名警察就很明白，知道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小偷不可禁绝，抓了这个总会新来一个，反正这一社区之上，配置的警力就那么几条枪，无论怎么抓都抓不干净的，抓不胜抓，怎么办？智慧的警察就无师自通地与贼首建成了一个松散的生态联盟关系。在这个地盘上，我默许你的存在，但你得保证不要给我捅大篓子，而且关键时期你得收手，让我的活好干一点，对上可以交差，然后呢这个共同的地盘如果有入侵者，来了其他小偷，那么你可以举报给我，做我的线人，我可以狠抓狠打，忙你清除竞争对上。这样，一个攻守联盟就和谐地成立了，只是我朋友遇到的恰好是一个新疆帮而已，其他辖区的可能是东北帮，也可能是河南帮，或者云南帮等等。对于警察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因为有什么事，我只要给贼首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了，贼首帮自己把辖区里的秩序管理了起来，一年下来基本能够保证整个地区最低化的和平与安宁。这种治理方式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从经济学上看却是最符合博弈论，因为天下无贼的理想社会毕竟不存在，即最优选择不可行，那么只能在综合考量之下进行次优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警察与小偷都收益，社会也享受整体的安宁，多方受益的情况下，牺牲保持在最小程度之下，那些被小偷瞄上的倒霉蛋就只好怪自己太粗心大意了。从管理学的角度，这也是最节省人力资源最节省税收资源的理想管理模式，而且充满了人性化。在这种方式下，警察只需要看守住贼首就可以，凡事就一个电话，连出警的汽油钱都省了，而且在想要大政绩时，还可以牺牲掉贼首，当做自己的垫脚石。如果没有这个匪帮，那么就凭区区几杆枪，压根就无法看守住整个社区的人，没有贼帮，你也压根无法分辨究竟有多少贼，究竟谁才是新来的小偷，而抓了一个下一个是谁更是不知道，也不知道小偷们什么时候是好人什么是会犯案。

    警察与匪帮的生态联盟下，甚至警察会帮助匪徒，最终的结果又是为了达到警察想要的效果。我们常人很难理解这种警匪勾结，也很难接受，觉得很黑，是腐败的一种形式。很黑吧？是很黑，但追求的效果却是和，以和为贵，而且有效。黑社会以和为贵，加上书名号的话，就是《黑社会·以和为贵》，杜琪峰执导的热血黑帮片。它讲诉的故事就是我大陆与香港黑帮之间如何勾连如何用最低成本治理香港平民社会的狗血故事，看完老杜的故事，才发现黑社会不是最黑的，最黑的是幕后的我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