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造反”

文革的積極意義在於毛澤東有限地給予了人民批評當權派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全國人民按照“最高指示”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造反”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成立全國第一個女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

6月1日，新華社全文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她的嫂子王前就是劉少奇的前妻，---不奇怪！）大字報，並在全國各報刊發表。這就形成了群眾組織的合法化。

6月5日，清華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被批鬥打死，這是全國第一例“文革迫害”案件。

6月8日上午，三百外校學生來清華附中聲援。在北京以紅衛兵或紅旗等命名的學生自發組織成批出現。

6月8日晚上，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

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劉在在轉發中南局《情況的報告》〉時就批示道：“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

當時各單位的文革領導權都掌握在黨的領導手中，他們組織多年體己下屬，包括子弟親屬去揭發批判本單位里由他們內定的右派分子、反黨分子。

內定的依據是所謂“出身不好，有政治問題，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犯過錯誤，與本單位領導關繫緊張”之類。而揭發批判的內容則是他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舉止。在此過程中，捕風捉影，誇大事實，無限上綱等整人手法都廣泛出現了。

據統計，僅北京部分（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組把10211個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有的人甚至因此受迫害致死“北京老舍、上海傅雷夫婦等被揪斗不堪自殺 。”按照這個方向繼續演變下去，極有可能成為類似1957年那樣的新的一場“反右運動。”

因此，凡是在八屆11中全會前即1966年9月份前（北京首當其衝，全國各地時間稍微滯後），遭受到有組織的政治性質的傷害事情，罪行都是當權派指揮下發生的。

“老紅衛兵”斗老師，抓牛鬼蛇神，打死四類分子，的恐怖血揪“小三家村”，批黑幫，抓新右派，戴高帽遊街；逼死作家、傷害文化名人等等那些事情，都是發生在這一段時期。從中央到地方揪斗的走資派，如彭真-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牛鬼神都是經過各級黨組織內定的。而不該由什麼“造反派”去背那黑鍋。

7月20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說“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7月28日，撤銷了北京各大專學校工作組。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舉行《八屆11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製造白色恐怖”8月7日，《八屆11中全會》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

《八屆11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方法是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 二 ）“造反”和“保皇”的分野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基本上是“官辦紅衛兵。”黨團員，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紅五類”才能獲准參加。他們的批鬥抄家禍害群眾毀損文物等“罪行活動”也是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進行。

毛澤東從66年8月18日開始，先後八次在天安門廣場等地陸續接見紅衛兵，《八屆11中全會》後，全國才湧現多如牛毛的“紅衛兵”和“造反兵團”司令和組織。有句話叫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各個山頭自然形成“保”與“反”的分野，然後各自聯合，形成縣---市地---省一級的統一組織。

造反派中為何發生“保”與“反”的觀念分野？文革初期的官辦紅衛兵大都成了“保皇派”，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高幹家屬子女或者多年追隨當權派獲得利益者，故而要“保”，或“明批暗保”；

還有些人因為在文革初期被打擊的群眾以及子女，或長期被當權派壓抑的，故而起來“反”當權派形成真正的造反派。有位作家韓丁觀察到：“黨內的右傾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是積極地推行'極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來推行他們自己的那一套。”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口號，並不能防止官僚主義分子“打着紅旗反紅旗”，大搞形“左”實右，以至到了真假難辯、一團混戰的局面。

造反派要打破的是原有官僚利益體系，而保守或保皇派維護的是舊官僚利益體系。1967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打壓保皇派。但因內部經常鬥爭激烈，此起彼伏情況複雜，1968後常有支持方向的轉換。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先成立“上海公社”，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遂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隨後，山西、貴州、山東、黑龍江省一級革委建立，得到了中央權力的認可。以後一年多的1968年9月，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後，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

按照中央統一要求，新建的革委會實行“三結合”，中有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支持造反派的軍代表和群眾組織頭頭組成。軍代表經常會調動，九大前後，各級革委會構成已發生變化。能進入“革命委員會”的所謂“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由保衛黨委的黨、團員為骨幹的群眾組成）。

因為，隨着造反運動受到中央的支持而勢不可擋，許多原來是“保守派”的群眾組織也都改稱自已為“造反”組織了。由於有些名為“造反”的“保守派”組織勢力強大，經過幾番較量後，反而將真正的“造反派”組織擊敗，結果，進入“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居然主要是這些“保守派”代表了。那時，大概中央希望那些長期派戰不停的地方，只要誰能控制該地區的局面，便也承認誰是“造反派”組織，而不大考慮真正誰“造”誰“保”的性質了。如山東，在1967上半年很支持王效禹任為首的省革委，王雖是抗戰老幹部，文革前不過地市級，由於控制不住局面，九大後下台，康生也沒出面保他。

“革命委員會”政權自產生起，文革中大約存在了8年時間，在打倒“四人幫”後也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在1967年元月起被剝奪了地方基層政權權力的老幹部們，在經過1967年、1968兩年無權時期、1969年後，逐步重獲全部權力此時距四人幫垮台還有7年。

造反派人士保留在革委會的時間在1967初——1968末，大致一年半時間（上海除外），這期間，抓革命促生產，武鬥平息，鮮有很殘酷的迫害事件。

文革中發生的張志新、遇羅克等革命志士，因追求真理說真話而“被割斷喉管”（其實是割斷聲帶）及慘遭殺害的事件，也就都是發生在這一段時期，而不是發生在1967年的“造反運動”之中。

（首都三司造反派紅衛兵司令蒯大富與他的夥伴王大賓、韓愛晶、譚厚蘭等學生，甚至在1969。歷史真相是，“四人幫”一夥在台上時，“造反派”就早已倒了大霉，而並非在1976年“四人幫”倒台之後才入“另冊”的。

“造反派”對　十年的文革悲劇， 負有歷史責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間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造反派”們此時尚還處於“革委會”權力中心，也有一些不小的權力。當那些原有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和新揪出來的什麼“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等，被非法拘禁、抄家、批鬥時，曾在文革初經歷過被戴上“黑幫”“右派”帽子的“造反派”們，不會沒有一點同病相憐的測隱之心。沒有憑自已的良心行事，而是也不同程度的積極地投入到了那場踐踏人權的運動之中，以向毛主席表忠心。雖然，在這場運動中，“造反派”還不是主力軍。

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陳整風，批林批孔批，清查四五反革命事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活動都是在各級黨委革委公檢法統一組織下進行的，其中的冤假錯案與造反派根本沒有關係。相反，造反派在這一期間是清查整肅的對象。把文革“罪行”加到造反派的頭上既不公平又不符合事實。

（三）  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是一根藤上的兩苦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公安六條”。明確規定“地、富、反、壞、右”等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連，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己建立組織”，四類分子中的右派份子是無權參加文革造反的。在文革中，經常見兩派都把他們無故拉來和走資派同台陪斗。

只要正視事實，就不難看出，文革造反派與一九五七年受到打擊的右派，是一根藤上的兩顆苦瓜。無論從其社會產生根源與政治特徵，還是從其出現的形式、過程和遭遇結果看，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1949後各級黨領導的官僚主義不斷滋生，人民群眾由不滿情緒，干群矛盾一直存在。反右，和文革，人民群眾暫時有了表達機會。

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打擊的右派分子，已被當今主流認可，在大量著述和文藝作品中，他們是社會的精英，是社會良知與公正的代表，是社會進步的先聲。造反派卻被定格在電影《芙蓉鎮》中那個打着破鑼高喊“運動嘍”的瘋子的形象上。

文革期間，人民群眾是按照最高指示造反的，造反派的形成大致在1967初，這一派別的總體特徵是反官僚，追求平等。造反派成員大都是普通群眾，因由公安六條在，四類分子是不得參加的，但其被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能夠參加的。那時有一條標語叫“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帶帽右派對批鬥當權派只有心中竊喜，而不敢亂說亂動。

造反派中也不乏共產黨員，老幹部，當然這些人大都在黨的組織中因各種長期坐冷板凳，有一定的不滿情緒，這些人可以說是地方黨組織中的黨內反對派。如河南修紅旗渠的楊貴和蘭考的張欽禮，都是深受人民群眾歡迎的非常務實幹部，但長期受省委吳芝圃壓制，周總理把楊調京提拔為公安部副部長，張欽禮回河南文革後被判13年。

雖然文革中的造反派有毛澤東做後盾，表面上人多勢眾。但是，他們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因為保皇派或保守派具有強大的權力資源、行政資源和武力資源。有幹部支持，有軍隊維護，有經濟財權，這些東西是平民造反派所沒有的。

很多造反派頭頭們在毛和“四人幫”主政時就挨整， 68一69年，許世友主政江蘇徐州造反派的頭頭押在籠子裡進行游斗，踢派造反群眾被按在馬路上學小爬蟲狀。在廣西，也是1968年，以韋國清為後台的保守派聯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着鵝卵石成批地處決。

造反派在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後繼續挨整。在1976年年底後全國範圍內的“揭、批、查”“四人幫”幫派人物的運動，和1980年到1982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期間，審判了百餘名在全國範圍內較為著名的造反派領袖的事件 ，地方的審判，有數萬人不止。大量的找不出打砸搶行為的寫檢討，列為“三種人”永不重用。中央文件定義的“三種人“包括：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三種人”中，除了“打砸搶分子”尚可能存在依法入罪，所謂“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和“幫派思想嚴重”並沒有觸犯刑律：前者不顧文革特定的歷史環境；後者還是以思想定罪。

即便是刑事犯，罪罰適當也值得商榷。山東棗莊有八0年代初處決一孟姓造反派人犯，本人是解放軍退伍排長。1967參與毆打一名四清積極分子致死，1969即收監，十餘年未輕易定案，在清查三種人運動時被處決。如不是因為造反，可能罪不至死。還有一個造反派的中專學生，1967年在校期間武鬥打傷了人，參加工作十幾年後，仍判了幾年有期徒刑，明顯已過了新《刑訴法》規定的追訴期。

清查“三種人”的政治運動，很不公平。如果是清查“打砸搶分子”，那麼無論他們在“文革”中屬於哪一個派別，無論他們的現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應當一視同仁地清查處罰，。實際上這一運動，只是針對曾經造過他們反的造反派群眾而來。是明目張胆的報復。河南張欽禮被判13年是很典型的一例。文革初期帶頭打砸搶，斗黑幫的紅衛兵保皇派粉碎四人幫後都得到重用，也很能說明問題。

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訴中央，要求清查已經入黨並任要職的孔某等人。不料，陳雲立刻在上訴書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是我們將來可靠的接班人，他們不應當是清查對象。”由此，這批高乾子弟被包庇了下來。鄧大人也說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

（ 四  ） 北京聯動不是造反派

“公安六條”出台後後，第一個被鎮壓的組織卻是高乾子弟雲集的聯動。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紅衛兵的“東糾、西糾、海糾”等組織，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其核心任務是“保爹”。

這個組織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借“破四舊”故意製造恐怖以威懾整個社會，以“血統論”作殺手鐧，目的是壓制、鎮壓有可能在這次運動中湧現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們的《紅後代的宣言》指責 “江青太狂了”，他們6次沖公安部，“火燒謝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劉少奇萬歲”，直至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罰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直至“打人”、“殺人”，破壞正常的法制秩序。最後甚至喊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周恩來可是一直在護着他們，只不過不滿意他們胡亂打人殺人，最近沒有明確支持而已。

六次衝擊公安部，“打倒謝富治！” 惹惱了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聯動”的未日也就到了。謝是毛主席信任的重量級人物，結果公安局的人領隊組織群眾幾萬人在全市進行了雷庭掃穴式的大圍剿。一天之內，“聯動”各個據點紛紛被摧毀，大部分頭頭被抓。陳士榘將軍等，紛紛帶着自已孩子去自首。當時在北京六中辦有聯動罪惡展覽。

1967年4月22日，被關押的一百多名聯動骨幹排隊上車，直開人民大會堂，在東大廳的會議室里，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魚貫走出。“聯動”們一下子愣住了。“你們受委屈了”江青一語出口，這些小子哭成一團。

在現有網絡資料中，聯動主要分子可以找到一部分，現在能知道有個領軍人物叫譚力夫。譚1942年生，其父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文革初期譚力夫 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口號名揚全國。遇羅克因撰文抨擊這種“血統論”被打成反革命槍決。

這個口號成為聯動一類組織的指導思想。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作為服飾標誌，彰顯出紅色貴族血統高貴。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着肥大的軍裝，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穢語的形象，在青年人中流行開來。

文革後，譚力夫改名譚政，1996年7月任文化部辦公廳主任。後任任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也是那些小將的口號。

聯動成立前，揪黑幫，斗老師的也是這些高幹孩子。老舍先生是文革初期迫害致死，是誰迫害死的，具體什麼方法，哪些人？大家就說是造反派。到底姓甚名誰?沒人知道!

（ 五 ）  清查五一六 和 一打三反

文革造反，亂世英雄起四方，常有人提出驚人口號，打倒某某人，以期一鳴驚人，飛黃騰達，一時間成為領袖人物。

1967年6月18日，北京鋼鐵學院張建琪、北京外語學院劉令凱等人建立的“五一六兵團”的組織。也提出一個驚人的口號：打倒周恩來，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黑後台。該組織草創時不過100人，被取締時人數也不多。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作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

張建琪、劉令凱等頭目隨即被捕，，押送至天津寧河縣茶淀清河勞改農場改造。隨即，全國展開了清查“五一六”運動，實際上被官僚們利用來對廣大群眾的反攻倒算，運動長達數年。

“五一六”被描繪成了一個罪大惡極、無孔不入的組織。用辦學習班的方法查五一六的登記表、組織情況（政委、司令）、組織網絡圖，不交代就不讓過關；越查越多。

從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約有300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外交部3000名職工，竟有15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毛澤東的女婿孔令華、聶榮臻女婿丁衡高等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光明日報》職工中打了108個“五一六”分子。北京市群眾揭發出來涉及50000多人。許世友在南京抓了20萬名“五一六分子”。

連解放軍將領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當時已被隔離審查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也放到一鍋燴，都說成是“五一六”幕後黑手。

九屆二中全會後，身為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組長的陳伯達，竟被列為“五一六”的操縱者。“九一三”事件之後，林彪也成了“五一六”的操縱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長、“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成員、併兼管專案辦公室的李震，也自殺身亡了。

與“清查五一六”同時進行的有“一打三反”。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下文件到到1970年11月底，全國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批准逮捕各種分子28．48萬多人，其中判處死刑的9000多人。

罪名有：“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為劉少奇鳴冤叫屈”、“攻擊江青同志”、“攻擊”省市首長、要求宗教活動、等莫須有。“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被分成小組，天天拖着腳鐐、手銬，分別被帶到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

1970年3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1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 同年夏天，南京市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兩三名刑事犯）。為了避免政治犯亂呼口號造成惡劣政治影響，採取了麻繩勒喉管、竹筒塞嘴、“壓舌板”、 割喉管（聲帶）等“消聲法”。密集公告的死刑判決上打紅勾的名單，給人印象恐怖。

從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一打三反，三場全國大規模打擊下，造反派頭面人物很少有人倖免，輕的辦學習班寫檢討，重的挨批鬥坐班房，一判就是幾年十幾年，武鬥干將被判刑甚至有被槍斃的。

到了1976年，地方權力機構中早就沒有造反派的代表了。其間雖有批林批孔批宋江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候，造反派僅僅能在革委會中當上裝點門面的反對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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