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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盛是多年的朋友。现在，我们各自住在隔海湾相望的两个城市，开车大概是二十英里的距离。我们很少互访，各自有配偶两个孩子和父母在身边，都有点儿忙。我们也不怎么打电话，即便打了，也不会谈什么很深的话题，问问好，也就完了，谈话连庸俗的层次都没机会到达。但是我心里认为我们是真正永远的朋友，不需要巩固不需要牵挂，任何时候提起来，就很放心很自然地以朋友相待。

我们是二十年前成为朋友的。

那年我莫名其妙地报考了一所离家很远又没什么名气的大学，收到录取通知到大学开学这段日子真让人沮丧。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天中午烈日当头的时候去一个人工湖游泳，然后去看一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天中午顶着太阳游一千米的距离，使得我自己相信游泳就是我的青春岁月的全部。

学校开学的那一天，我一点儿高兴的感觉都没有，报到之后拿着碗去食堂吃饭，就开始打听学校的湖滨游泳场的位置。吃过午饭，我一个人拿着游泳衣和毛巾往游泳场的方向走。正午的太阳很毒，晒得我心情更加沮丧，来这所毫无诗意的工学院读书，成了我心中的包袱。

那条通往游泳场的路出了校区，就变成了乡间石子儿路，隔着塑料凉鞋我仍然能感觉到地上的石头是烫呼呼的。偶尔有一辆挂着游泳衣裤的自行车从身边超过去，我心里会稍稍对他们有一点感激，确认自己没有走错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非常长的一段路，单程要走四十五分钟。

终于在路上看到了两个行人，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儿，也拿着游泳裤与我同向而行。我与他们准平行地走了大约五分钟，他们不时地朝我看看，然后交谈几句。最后他们终于向我走来，向我询问游泳场的方向。那两个男孩儿就是盛和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一起走那段漫长的路。他们也是新生，和我是同一个系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走过很多遍那条石子儿路；也时常一起从游泳场游到对岸的小岛或陆地。我们有时会叫上其他的同学，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能顶着烈日踩着碎石子儿走四十五分钟去游泳的人还是不多的。我们也觉得路太漫长太无聊，因而想出一些无聊的游戏，脱了鞋光着脚比赛看谁能在石子儿路上走得最远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盛喜欢一个跟他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女孩儿玲。在我印象中玲长得很可爱，不是太爱说话，但是热爱文学。玲也跟我们一起去过游泳场，也在路上脱下鞋来忍着小石子儿的刺痛参加耐力比赛，但我与她终未能成为朋友，那时的我心里是不会接受一个文学女青年的。

盛会找各种机会当着大家的面夸奖玲，特别是玲所长我所短的方面，我就成了他夸奖玲时的有力铺垫。我一直都觉得奇怪，我为什么对他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对待没有任何的反感和不愉快，反而有一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自豪感。后来的生活中，我还遇到过一个让我产生类似感觉的网友，那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故事。

秋天的风阻断了我们的游泳活动，那段时间之后，我偶尔和盛在一起打羽毛球。羽毛球是玲的强项，老当陪衬人，我多少会觉得有些没趣，所以渐渐远离了他们。我那时时常去见一个学美术的外校男生，慢慢忘了盛的存在，周围的人却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帮我惦记着盛。

来年的夏天我们还是一起去游过几次泳，虽说私下我已经有了真正的男朋友，连男朋友都认为盛是我生来就有的朋友；但是我的父亲却因此对我的男朋友非常不满，他以此推断男朋友并不真的喜欢我才不在意我和盛一起去游泳。我不愿意向父亲解释他不懂的事，但我知道当我和那个男朋友分手时，父亲心里是高兴的。

父亲接受盛是我的异性朋友时，已经是十多年后在北美我突然见到了盛之后。那天见到盛是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口，他和他的家人，我和我的家人。在一个每周必去的熟得不能再熟的店里碰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往日朋友，我们竟然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把高兴写在脸上。那时我们分别了八年多，中间从未有过任何对方的消息，我偶尔想到他，会觉得自己应该给他写封信，寄到她父母在国内的家里。

吃饭时在食堂碰到了盛，我们会很大方地问个好，然后问对方是否去看周末的电影。其实就是一问，过后我们谁也不会去找对方看电影。细心的同学在一旁听到看到我们的问候和对话，周一问我周末的电影怎么样，我的反应真的是不知对方所云，直到人家把话说明，说你不是和盛约着去看电影吗？我才明白，约会都偷偷摸摸的年代，人们对大大方方也不大习惯，只是我和盛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倒是略微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观众。

大学后来的日子里，我自己暗地里谈恋爱，与男友分手，换新的男朋友，忙得不可开交；玲大学期间做过一些相较于工科大学女学生更为文学女青年的事，我受盛的委托在玲不太顺利的时候去看望过她一两回；盛最后还是放弃了追求玲，喜欢过一两个其他的女孩儿，我还帮他传递过琼瑶小说给其中的一个女孩儿。我知道那些女孩儿对盛并不真心，替盛打抱不平，结果得罪了女孩儿，我自己心里也是忿忿的。

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盛在南方工作，他来北京出过一次差，请我去肯德基吃饭。肯德基炸鸡店是外国快餐连锁店在中国市场上的原始股，当时颇有几分份量，中国内地只有北京有那么几家，比较有钱的好朋友才会请吃那种很贵的饭。我特意借了同宿舍的同学的一条新裙子，自以为很美地去赴宴。

到餐厅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左右，记不起来为什么是那么个时间，餐厅里空空的，似乎只有我们两个客人。各自点了一份儿三块鸡的套餐，我开始大吃，他讲述在南方工作攒钱每隔一段时间飞去另一个城市请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儿出去玩儿的故事。据说每请三次，那个女孩儿会答应一次；玩儿了之后，当他送女孩儿回单身宿舍的时候，女孩儿会在宿舍楼的门口回头对他一笑，就为了那一笑，他就又回到工作的地方高高兴兴地攒钱。

上大学时我们都知道那个女孩儿著名的笑，有时在排队买饭时她会突然回头一笑，所有排在后面的男生们都会有点儿眩晕。那笑容是灿烂的纯洁的无所顾忌的和没有含义的，就是那么高高兴兴地一笑，犹如孩子们和小动物们的嬉戏，英文里叫cute。盛能独享她的笑容，我想还真是值得他乐此不疲地工作攒钱。

故事讲完的时候盛说，“他们给你的你那份儿饭怎么比我的这份儿少那么多？”他只顾说话了，我只顾吃饭了。

那或许是我们俩单独一起吃的唯一一顿饭。十多年后，当我们工作的公司相距只有两三英里远的距离时，我曾邀请他一起去吃午饭。我是从来不带午餐上班的，盛却从来不曾不带午饭上班，而且是多年后他更加热衷于羽毛球，每天中午是他打球的时间，我们从未有机会再去一起吃一顿饭。

那次超市门口相遇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去盛的家里，他母亲接的电话。我非常喜欢盛的母亲，不记得是怎么认识她的，好像从来就认识，我的脑子里没有过陌生到熟悉的过程。盛的母亲说，盛那天回家后可高兴了，我说我也是。然后就全是孩子日子的话题。

从餐厅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骑车经过西直门立交桥，没有领略过大立交桥的盛被西直门那座缺乏设计造型不雅的立交桥转得有点儿晕。感慨了一番北京的雄伟壮观之后，盛还说，“北京的女孩子们比南方的女孩子要漂亮。”我很惊讶他的评价，他接着说，“北京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儿。”这恐怕是我从盛那里听到的对我的最高评价，一个北京城里随处可以找到的女孩儿。我只是笑了笑，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是我竟然至今还记得，足以见得是一句很中听的恭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