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和安娥

  田漢（1898年3月－1968年12月）誰都知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曲者。他是湖南長沙人，是中國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在1927年國民黨發動的“四一二事變”之後，曾短期在中國國民黨總政治部宣傳處工作，負責電影戲劇方面事務。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經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為電影《風雲兒女》譜寫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時被國民政府拘捕。他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詞。1941年在大後方桂林組建新中國劇社。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立後田漢任職文化部戲曲改進局、藝術局局長。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田漢被迫害，於1968年去世。他死後，只有兒子田大畏被告知。有軍方人士對他宣布“田漢死了，罪大惡極”，嚇得他連骨灰都不敢取回，其他親友均不知情。

  1970年中國大陸大規模批鬥田漢、周揚、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因此，他在1975年被以“組織”的名義宣布為“叛徒”，並被“永遠開除黨籍”。

  1979年田漢得到“平反”。

  田漢是現代戲劇運動的開創人，和戲劇改革的先驅者。在他的戲劇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達到了統一，洋溢著濃郁的詩意，充滿着豐富的戲劇性，又善於捕捉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感情變化。話劇代表作有《咖啡店的一夜》、《名優之死》、《月光曲》、《亂鍾》等。

  田漢一生從事於文藝事業，創作話劇、歌劇60餘部，電影劇本20餘部，戲曲劇本24部，歌詞和新舊體詩歌近2000首。其中《義勇軍進行曲》經聶耳譜曲後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話劇作品還有《獲虎之夜》、《回春之曲》、《麗人行》、《關漢卿》、《文成公主》及改編戲曲劇本《武則天》、《江漢漁歌》、《白蛇傳》、《金鱗記》、《西廂記》、《謝瑤環》等。《關漢卿》代表田漢話劇創作的最高成就。

  在介紹田漢的婚姻中，我們發現他曾四次結婚，先後的妻子是易漱瑜（1920年－1925年，病逝）、黃大琳（1927年－1929年，離異）、林維中（1931年－1946年，離異）和安娥（1938年－1968年）。其中他和林和安的婚姻關係在一段時間內還是重疊的。看看有關資料是如何說的吧。

  田漢的第一任妻子易漱瑜是青梅竹馬，可結婚3年後早逝。對亡妻的思念，讓他寫出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妻詩，而林維中就是被感動中的一個。

  林維中因不滿家庭的包辦婚姻，隻身逃到了南洋讀書。在那裡，她讀到了國內書刊《南國詩刊》。從書上，她認識了田漢的詩，被田漢的深情所打動，那一首首情深意切悼念亡妻的詩，詩里思念和哀傷，一次次地打動着身在異鄉的林維中。

  林維中提筆第一次寫了一封信給田漢，信中說：她願意替他照顧他的母親和孩子。陌生的女子的來信也同樣感動了有喪妻之痛的田漢，這不能不讓他動容，他馬上回信並附上自己的照片。林維中在回信也附上了自己的照片，此後他們進行了長達三年之久的鴻雁傳書，雖然他們的情感日漸加深，但田漢卻遵從亡妻的遺願，在1927年2月，娶了易漱瑜的同學黃大琳為妻。（現在的人們會對田漢的行為意外，但編者一時找不到相關資料來解釋此事。——編者）

  田漢再婚後的第二年，林維中利用暑假從南洋來到上海，在上海碼頭他們第一次相見，二人感覺都很好，不久陷入熱戀。1929年底，田漢在報紙上發表一份友好離婚聲明，同黃大琳分手。一年後，他與林維中結婚。

  其實在田漢與林維中結婚前，與《漁光曲》的詞曲作者安娥產生感情並同居，只是因為和林維中有約在先，他便與林維中結了婚。那時安娥已經懷有田漢的孩子。怎麼這麼亂乎？那先說說安娥吧。她可是位才女，同時是中共黨員。

  安娥（1905－1976），原名張式沅，在成為中共地下黨員時化名張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獲鹿縣范譚村（今石家莊市長安區）一個書香之家。在兄弟姊妹中，安娥排行第八。父親張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保定任直隸省立甲種工業學校校長。應該說，是他給了安娥文學和思想上的啟蒙。

  安娥天資聰慧，18歲考入北京國立美專西畫系。1925年，安娥參加了由該校共產黨員鄧鶴皋領導的學生罷課運動，趕走校長鄭錦。12月間加入共產黨。其時，安娥20歲。

  安娥的行為，對於整個家族來說，無疑被視為悖逆。尤其是母親，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為鬧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殺頭。陰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傳達室的母親“捉住”，過了幾天就被帶回保定，不許她離家。後安娥看報紙時知道，“三一八執政府門前慘案，學生死亡二十餘人”。她極為悲憤，遂從家中逃走。

  1926年，安娥被黨組織派往大連從事宣傳和女工運動，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三年之後歸國。安娥（當時叫張式沅）當初是嫁給入黨介紹人鄧鶴皋的，後被派到莫斯科學習，曾在格別烏（克格勃前身）工作，因誤傳鄧鶴皋犧牲，安娥又嫁給鄭家康，跟着又離異。

  回國後安娥去了上海，年僅24歲的她開始在中共中央特科陳賡同志領導下工作，接受中共地下黨派遣，去當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中央特派員”楊登瀛（同時也為中共工作）的秘書，利用這個有利位置，將重要情報直接呈交給中共特科陳賡同志。此時的安娥在人們眼中是神秘的，她有時穿着藍布大褂，住在亭子間裡，生活似乎很艱苦；有時又衣着華貴，打扮得格外漂亮，幾乎使熟識的朋友都認不出來。

  當時，中共正積極爭取田漢，安娥作為黨對他的聯繫人之一，參與到各項藝術活動中去，先後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蘇聯之友音樂組”、“大道劇社”等進步組織，並在這些左翼文藝活動中逐漸展示出自己的藝術天分和創作才華，除發表小說外，開始涉足戲劇創作和表演。在與田漢接觸中，兩人產生感情，遂同居。

  1929年一個冬日，提案漢和安娥初次會面，兩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南國社”時期，安娥協助田漢開展戲劇運動，並用筆名蘇尼亞在《南國》月刊上發表小說《莫斯科》等作品。1930年秋，“南國社”被查封，田漢被迫轉入地下，隱居在江灣一帶，不能公開露面，組織上安排安娥做他的聯繫人（大概在這個時候兩人正式同居）。1930年夏，贊助過田漢“南國社”藝術事業、並同他保持了五年通訊戀愛關係的林維中，從南洋回來。田漢為守婚約，和林維中成親。那時，安娥已經懷有田漢的孩子。此時安娥對也深深地愛着田漢的林維中說：“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結婚吧！”

  1931年8月田漢和安娥的兒子出生，並起名叫田大畏。安娥回了家鄉。1933年，安娥把兒子交給她母親撫養，自己又回到上海。安娥見到田漢就說“孩子已經死了”。

  1933年，因為領導人姚篷子被捕叛變，安娥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經作曲家任光的介紹，安娥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兩人合作創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兩人迅速走到一起並結婚。1934年，電影《漁光曲》在上海公映時創下了連映84天的紀錄，在影片中由任光譜曲、安娥作詞的同名電影主題曲也隨之傳唱全國。

  任光（1900年11月－1941年1月），筆名前發，浙江嵊州人。他中學畢業後入上海震旦大學。1919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入里昂大學音樂系學習。1924年畢業後，受聘於安南亞佛音樂鋼琴製造廠任經理。1927年回國後，參加左翼劇聯音樂小組及歌曲作者協會。1928年，在上海法商百代唱片公司任音樂部主任，從事創作歌曲，並為電影、戲劇配樂。

  九一八事變後，他與聶耳、冼星海等一起發起組織劇聯音樂小組和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1934年，因創作電影《漁光曲》的主題曲而成名。1937年，任光因創作《打回老家去》，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安娥即資助任光赴法國學習，並由此分手，但兩人仍保持着友好的關係。

  1940年，任光與新四軍女戰士徐韌結婚。皖南事變中任光陣亡，他的妻子被俘，後遭殺害。此是後話。

  1937年11月，安娥撤離上海。她和田漢在船上不期而遇。這次再聚決定了兩人的愛情命運。途中，安娥告訴田漢：“孩子尚在，而且也長得很高了。”田漢聽後十分激動，他們倆遂走到一起。二人在武漢再度同居。當然，此時和此後田漢並沒有同當時的妻子林維中離婚。他和林維中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1940年，安娥將田大畏接到重慶後，田大畏已經9歲，這才初次見到了自己的父親。後來，安娥為了革命的文化事業四處奔走，田大畏就在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合川鄉下辦的育才學校讀書。直到1946年，田漢才與妻子林維中離婚，後與安娥正式結婚。

  田漢和安娥同居後，1940年5月他們來到重慶。隨後，林維中帶着兩個孩子趕來，形成鬧劇。林維中多次在街上攔住田漢吵鬧；由此田漢寫了離婚信，要郭沫若轉交給林，但郭怕鬧出人命，私自把信扣下。田漢、安娥不得已避出重慶，1946年2月，應周恩來電召，田、安回重慶，林每晚必至安娥處騷擾。

  1946年4月22日，田漢與安娥出席 “抗戰八年文藝檢討”座談會。林維中在會場外的牆上和安娥的住處貼了許多傳單，控訴田漢始亂終棄。田漢在答應一年內付給300萬元“贍養費”後（不清楚當時這錢的實際價值），與林維中協議離婚。

  田漢與安娥正式結婚是在1949年後；所以說田漢和安娥在1938年結婚不確切。

  說起田漢的婚姻，他對林維中造成的感情傷害最大。1935年田漢入獄曾寫了一首懷念安娥的詩：“欲待相忘怎忘得，聲聲新曲唱漁光。”那首詩被林維中看到，林維中感嘆十年的深情也留不住田漢游遺的心。

  田漢的後半生一直與安娥為伴，林維中也沒有再嫁。1968年，田漢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終年70歲。1979年，田漢被平反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辦了追悼會，此時安娥已經不在人世，林維中參加了追悼會。當她看到田漢的骨灰盒裡僅存放着他生前用過的一枚圖章、一支鋼筆、一副眼鏡、一張《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和一本劇本《關漢卿》時，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內心波濤的情感，放聲大哭。1985年9月15日，林維中逝世，終年85歲。田漢與林維中的女兒曾經說：“我母親，誰也不愛，不管多老，她就愛田漢一個。”

  1956年初秋，安娥應上海越劇院之邀，赴滬改編越劇，年底回京時，途中突發腦血栓中風而失語，從此半身不遂。

  對待病中的安娥，田漢給予了百般的呵護。他鼓勵妻子不要放棄，他找來最好的醫生為她精心治療，他為她讀報、讀文件、講國際形勢，為的就是讓她能同社會保持信息聯繫：當她到外地療養時，田漢拖着病體，給遠方的妻子寫信寄東西。同為作家，田漢十分理解妻子想要繼續創作的願望，為了使她不完全脫離文藝界，他無論到外地出差和創作、參觀遊覽、觀摩演出，都儘可能地帶着她，在田漢同常香玉等藝術家的合影中，總能看到安娥燦爛的笑容。“文革”期間，田漢被分配到順義牛欄山“勞動鍛煉”。行動不便的安娥總要陪田漢到車站，目送他離去，有時甚至拖着病殘的身子，跋涉到市郊看望丈夫。這說明他倆還真是有感情。

  1976年8月，在田漢去世8年後，與重病抗爭了二十載的安娥去世。

  有的資料中講，田漢陷害過吳祖光，或許不確。1957年，“反右”運動中，田漢參與批判吳祖光，1956年吳祖光在文聯座談會上發表談話，並無出格之處，可講話稿發表後，被冠以《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吳極為驚訝，傳說是田漢定的標題，但據當事人張穎、屠岸回憶，此標題出自周揚之手。

  吳祖光據此被定為“反革命右派”，吳祖光晚年撰文稱，田漢當時也差點被劃成“右派”，為了上岸，故意陷害別人。其實，田漢並無此意，1961年，田漢曾對宗白華懺悔道：“我後悔呀！我真後悔！悔不該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批鬥自己的同志。1957年批判吳祖光的時候，我也相信那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呵呵，往事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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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漢的幾次婚姻中，我們不難體會到這位夫子對個人生活的態度。1927年，田漢與黃大琳結婚，在給日本作家村松梢風的信中，他說：“妻子去世後又有了戀人，可是無論如何沒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1928年，林維中偷偷回上海，田漢和她很快陷入熱戀，約定1930年林結束南洋的學業後，再行結婚。但是，1929年田漢與黃大琳離婚後，又愛上安娥。田漢在給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信中曾這樣描述自己：“懷念着舊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這一個，又捨不得丟那一個。”

  一次內山完造宴請日本作家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在座，田漢酒後興奮，大談與谷崎潤一郎的交情，魯迅當場離席，並對夏衍低聲說：看來又要唱戲了。谷崎擅寫虐戀，對田漢早期創作影響頗大，1927年田漢訪日，谷崎曾帶他宴遊，據田漢說：“日飲道頓，夜宿抵園，在‘酒’與‘女人’中間我忘記了一切。”

  田漢一生率直，將不拘小節視為破除虛偽，他曾在戲劇中借人物之口說：“生活欲不旺盛，煩悶也不能深刻。”他還真是有些放蕩不羈。

  我體會，中國自從被列強欺侮以來，知識分子階層中很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批判否定的心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我看歷史資料的時候發現，不僅僅是思想左傾，後來加入中共的知識分子反叛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是當時整個年輕知識分子的人群中存在着的反叛思潮。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的幾十年間，你會發現當時的很多文人們是離經叛道的。他們對待個人生活的行為真一點也不遜於現在的年輕人。然而，中國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思想反叛發生什麼變化。為什麼呢？他們在民眾中的比例畢竟太小了，影響力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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