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毛澤東（上）

  宋永毅先生以研究“文革”與主編中國當代政治資料庫聞名。他寫過論文“‘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4期。此文兩萬多字，讀過之後，我對宋先生認為晚年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慾、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慾、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的分析很是贊同。毛澤東越到晚年，他的精神方面的病態就表現越強烈。但我對宋先生認為毛的私生活極淫無恥持保留看法。首先毛私生活淫亂的種種傳聞缺乏足夠證據，似乎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揭露”得最多。而李志綏後被證明並非很接近並了解毛澤東私生活的人。另外毛私生活淫亂的出處幾乎都是毛的“女伴”說的，往往語焉不詳，也不清楚她們現在到底在哪兒？但不管怎麼說，我對宋永毅認為毛晚年精神非常病態的觀點是贊同的。

  下面我想就宋先生論文中論述晚年毛澤東精神病態的內容摘編一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有關中南海竊聽事件 

  其實，對毛澤東的錄音是中央書記處1958年12月決議、1959年開始執行的。這是當時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人為了緊跟毛澤東而採取的決定。他們沒想到會引發了一場令毛澤東勃然大怒的政治風暴。此事當時的處理結果是，具體執行這一錄音計劃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劉少奇秘書、周恩來秘書等人承擔了責任，錄音員當了替罪羊；但毛心裡仍然懷疑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線領導人“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的解釋。對此毛反詰道：“他們是不是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

  毛認為，這是“中央這幾個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採取的特務手段。聯想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擔心這是黨內高層有人企圖反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這些疑懼終於在“文革”中爆發出來。以“文革”的名義，毛澤東實現了他隱忍多年的報復“竊聽事件”的企圖。

從多疑到妄想

  多疑是一種病態人格，但任何獨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現多疑的特徵。由於他們在自己奪取和維持權力的道路上運用了不少陰謀詭計，以己推人，他們自然會隨時防範他人效法自己來顛覆他們手中無上的權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況下會發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態。例如，當獨裁者力圖加強自己的權力而缺乏足夠的自信和智謀時，便會把猜忌變為妄想和行動，殘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發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獨裁者的身體心理都可能發生器質性病變，使本來未必嚴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顯加劇。他們會不斷妄想出種種不真實的“敵人”來，又運用他們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採用極端手段來清除假想的“敵人”。以下時間毛表現出的多疑：

  1958年初，四川金牛壩懷疑游泳池被下毒。

  1965年底，江西南昌懷疑自己發燒為下毒所致。

  1966年2月，武漢梅園招待所懷疑房間天花板上藏有壞人。

  1966年7月，回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懷疑被裝了竊聽裝置。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1號樓懷疑這裡有毒。

  1966年7月，從玉泉山搬到釣魚臺國賓館懷疑“仍不安全”。

  1966年8月，從釣魚臺搬到人民大會堂118廳居住一段後仍然懷疑不安全。

  1969年5月，出巡武漢、杭州和南昌發覺服務員全部穿了軍裝，懷疑被他們監視，要他們全部撤走。

  1970年9月後，中南海懷疑診斷他得了肺炎的醫生是林彪派來毒害他的。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狀，便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會在“文革”中一手製造那麼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錯、假案。毛的“被害妄想”與他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謂的“防止反革命政變”有直接關係。歷史已經證明，當年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反革命政變”的動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害妄想”像一場不可擺脫的噩夢貫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為止。究其原因，或許可以說，恰恰是毛自己為了打倒劉少奇，先組織文人秘密地造“輿論”，繼而調動軍隊，以政變的方式，用莫須有的罪名，推倒了黨內第二號人物，打擊了一大批各級幹部，因此毛潛意識裡往往會擔心別人也對自己搞所謂“反革命政變”。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個著名的關於“反政變”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林彪所說的使毛恐懼了幾個月的“政變”者，指的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指責這幾個人試圖“政變”，確實毫無根據，而這4位毛的追隨者也從未有過如此想法。

  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責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賀龍要搞“二月兵變”。

  這本來就是完全的捕風捉影。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卻就此改變，對賀龍從“保”到“棄”，將賀龍“隔離審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學者認為，促使毛下決心打倒賀龍，不只是“二月兵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還因為毛擔心賀龍與蘇聯軍方可能的“勾結”。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11月7日的國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私下向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賀龍當場反駁，並立刻報告了周和毛。儘管賀龍以其行動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卻一直疑雲未消，最後終於在“文革”中將賀龍關押。賀龍不是毛的嫡系，卻一直對毛忠心耿耿，是甘作“家臣”的。

  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命運，或許會有新的理解。羅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對毛的安全保衛可謂鞠躬盡瘁，幾乎達到了由羅自己親自擔任“私人保鏢”的程度。毛可能原先準備讓他將來代替體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但陰差陽錯的是，劉少奇在1965年5月接見一個外國客人時先把這個安排說了出來：“每個人都要準備自己的接班人，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劉的這一講話作為正式文件下發，毛澤東看了這一文件便產生了對羅的猜疑。

  在中國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幾個曾連續地親手殺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儲君。而毛澤東就偏偏這樣做了。從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裡，他連續殺死或逼死了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人都是他先後欽定的“接班人”。劉、林不但隸屬於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經對毛不遺餘力地大肆吹捧而獲得信任。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關於“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是他揣摸毛的本意並得到毛批准後的發言。林彪在講話中提到，毛為了防止政變，幾個月來“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一陳述亦屬實情。當時，毛林關係正處於熾熱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體則將林彪稱為毛的“親密戰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會議上發表此講話後僅1個月，毛竟然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明顯地，毛非常懷疑林彪大談政變的動機。5年後，林彪死了，為了證實毛對林彪的先見之明，毛的這封信被公布了出來。然而，這封信不也同時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徵嗎？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懷疑林彪，那麼，毛什麼時候真正信任過任何掌握黨政軍大權的部屬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說法，林彪及其死黨（其實是他的兒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確實策劃了暗殺毛的政變。即便此說屬實，那麼這一“政變”也可以說是毛的日益嚴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來的。1970年9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林開始公開衝突。雙方的爭執焦點似乎是“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據今天多位學者的分析，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毛並沒有說一定“不設國家主席”，林也從沒有說他要當“國家主席”。可是，研究者們通常止於此地，而忽略了對毛澤東的妄想心理的線索追蹤。毛在這次會議上發現，自己的“家臣”陳伯達（原任毛的秘書，後由毛指定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竟然與林彪意見一致，並為林搖旗吶喊，連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邊，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懼。因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聯想到林彪拉攏“家臣”和“大內總管”，是否圖謀不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便被說成是“在廬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毛的妄想症在廬山會議後日益嚴重……隨後，毛的關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妄想似乎越來越強烈，他採取了一系列針對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為黨的主席，公開破壞黨的紀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處拉攏地方軍政大員，攻擊黨的副主席林彪，同時積極準備再發動一場類似打倒劉少奇那樣的宮廷政變。如同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和他的親信們在“571工程紀要”中所言：毛“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如果說，年輕氣盛的林立果等人產生了政變的想法，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變”的“妄想症”逼出來的鋌而走險之舉。

毛澤東偏執型人格的政治後果

  在毛澤東一生的最後20年裡，他的多疑已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衝突，與彭的乳名“彭得華”聯繫起來，據此認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決定整倒彭德懷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藥仍然沒睡覺”，他對自己身邊的衛士田雲玉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

  毛澤東晚年的性格特徵幾乎符合偏執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現。心理學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點常常是其青壯年時期性格的加強和發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對自己心理和行為上的弱點，有時能自我控制，所以這些弱點未必會向極端傾向發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後，人的自控力變弱，原來比較隱蔽的性格特徵隨時可能暴露出來。毛自青年時代起就是一個“唯意志論”者，又是一個激動型的詩人。他本來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這些性格特點便發展成為偏執的病態。

  如果仔細分析毛澤東和他的“敵人們”的衝突之起源和發展，常常會發現，這些衝突的驟然升級，往往涉及一些相對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引發的意氣之爭。在許多場合，毛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偏執型人格的第6個特點，即“脫離實際地好爭辯與敵對，固執地追求個人不夠合理的‘權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覆表示：他與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爆發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時，毛與劉就“四清”的一些問題有一些不同看法，劉在毛講話時插了話。據與會者回憶：他們只是各說各的，沒有任何直接的衝突。會議閉幕前，鄧小平出於照顧毛的身體，建議他可以不參加閉幕式。不料毛不僅勃然大怒，還拿出了《憲法》和《黨章》，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剝奪了他的“言論自由”；毛甚至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按照毛的說法，就是在這次衝突之後他下決心要打倒劉少奇。現在看來，毛當時的反應完全與偏執型人格的第一個特點相符，“將他人無意的、非惡意的甚至友好的行為誤解為敵意或歧視”。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前，毛原本同意劉少奇建議的派工作組進入大學的作法。但在這次會上，毛卻出爾反爾，不僅否認自己曾贊成派工作組，而且攻擊劉少奇通過工作組“鎮壓”“文革”。毛當眾指責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毛還語帶威脅地說：“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這時，劉忍無可忍地表示：“無非是下台，有5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本來，毛對劉的指責就屬於食言自肥、無端尋釁，一旦劉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滿，毛在偏執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認錯，而且雷霆震怒。於是毛進一步擴大事態，他馬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與劉的個人爭論歸結為與一個假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同時，毛又改變大會議程，改組政治局，將林彪確立為接班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偏執型人格的第四個特點，即“過分自負，若有挫折或失敗則歸咎於人，總認為自己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