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毛澤東（下）

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沉溺於幻想中的領袖會把國家作為巨大的實驗室，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之中。毛澤東正屬於後者。毛澤東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他的空想主義和幻想主義有關。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中毛試圖通過“一天等於20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荒唐的口號來“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反映了他在經濟建設中游離現實、陷入夢幻的空想主義，那麼，他發動“文革”時，企圖通過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不斷革命”和“鬥私批修”來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建成一個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突出地表現了幻想對其政治實踐的影響。

  在晚年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他常常沉溺於幻想之中。據他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8年，毛澤東到上海。市委負責人為毛安排文娛活動，徵求他的意見。毛澤東想了想說：還是看場“白蛇傳”吧。演出時，“毛澤東是很容易入戲的，用現在的話講，叫‘進入角色’。一支煙沒吸完，便擰熄了，目不轉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員。……然而，這畢竟是一齣悲劇。當金山寺那個老和尚法海一出場，毛澤東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甚至浮現出一種緊張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張開，下唇時而輕輕抽動一下，齒間磨響幾聲，似乎要將那老和尚咬兩口”：“毛澤東終於忘乎所以地哭出了聲，那是一種顫抖的抽泣聲，並且毫無顧忌地擦淚水，擤鼻涕。到了這步田地，我也只好順其自然。我只盼戲快些完，事實上快完了，法海開始將白娘子鎮壓到雷峰塔下……就在鎮壓的那一刻，驚人之舉發生了：毛澤東突然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發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嗎？不造反行嗎？’……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褲子一下子脫落下來，一直落到腳面。”戲劇閉幕後，“全場的鼓掌聲終於將他喚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閉幕後接見演員時，“他是用兩隻手同‘青蛇’握手，用一隻手同‘許仙’和‘白蛇’握手。他沒有理睬那個倒霉的老和尚‘法海’……”這一觀劇細節顯示，毛很容易進入戲中的虛擬世界，不僅動情大哭，還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褲子，大失儀態。如果說這些舉止還可被理解為“進入角色”，那麼，他對“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於對扮演法海的演員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從幻想狀態中解脫出來加以解釋了。

  如果說，毛在觀劇時表現出來的幻想型行為還只涉及生活模式，那麼他在政治行為和政治認知上的習慣性幻想，則可能構成對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走向的關鍵性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習慣性幻想可能無意識地支配着他的認知和行為，使他的行動偏離理性軌道。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毛澤東的政治行動常常很明顯地受潛意識和政治幻想的支配。

  1.毛的“人民”情結和“帝王”幻境

  在毛澤東的潛意識裡有一個深深的“人民”情結。一方面，毛以為，“人民”永遠渴望着他的領導；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視為可任意擺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隨時代替人民決定他們的利益，而“人民”會因為對他的依賴而緊緊跟隨。

  當黨的宣傳機器把他從“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萬歲、萬萬歲”時，這種“人民”情結也脫離了理性認知，轉化為毛的潛意識。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別的選擇；即便現實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這種潛意識也不再改變，而是寧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語境中。從更深層次來看，毛的“人民”情結其實不過是他的潛意識裡的“帝王情結”的外化和包裝而已。由於毛不便使用“帝王”話語，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馭民企圖；同樣地，他也隨時需要人民的“山呼萬歲”來確認自己“君臨天下”的感覺。1966年他先後8次接見上千萬各地赴京的“紅衛兵”，不僅僅是為了煽動這些幼稚的年輕 人為他“衝鋒陷陣”，也是為了體驗和感受對他個人的崇拜和盲從。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視廣場上激動若狂、山呼萬歲的百萬“紅衛兵”時，當天安門城樓被稱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時，毛的那種以“人民的天然代表”為包裝的“帝王情結”，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毛在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上與林彪談話時又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顯然，毛認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來發動“這個運動”加以推動。儘管他高呼“人民萬歲”的那一刻或許是真誠的，甚至可能連他自己也被感動了的，但同時他也堅信，對他高呼“萬歲”的“人民”只能由他來代表、由他領導並任由他來“運動”。

  到了毛的最後歲月，他其實已經意識到自己發動的“文革”遭到了全國上下多數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經對身邊的親信表示：“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顯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偉大”早晚會被顛覆。然而，他卻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個“人民領袖”的失敗；相反，他頑強地死死抓住“君臨天下”的最後感覺。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毛已經是病入膏肓、苟延殘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報》上高調發表了自己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

  2.“公社”情結：毛的政治幻想

  毛澤東還有一個深深植根於頭腦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結。“大躍進”時期它表現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覓自《張魯傳》。“文革”時期，它又改頭換面地變成了用馬克思主義包裝的“巴黎公社”。

  毛對“巴黎公社”的鐘情可追溯到1926年，這一年3月18日他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演講，題目便是“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又用“巴黎公社”為理論武器整過彭德懷。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聶元梓等7人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在他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也這樣寫道：“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1966年11月，在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副統帥”林彪代表毛講話說：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實現人們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不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保證我們國家沿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1967年1月31日，《紅旗》雜誌在1月奪權的高潮中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其實，被毛高度讚譽的聶元梓等人揭發北大校長陸平的那張大字報，與巴黎公社式國家機構重建，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當年，劉少奇下台前對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對伍修權說過：“我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麼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比較習慣於理性思考的劉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結並非理性認知，而只是政治幻想，豈能以理論之？毛當時拉過“巴黎公社”這面旗幟，不過是為了給自己鼓動全國“造反”、“奪權”提供一些馬克思主義包裝的理論依據和道德基礎罷了。那麼，毛當時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慮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與其說毛確認“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當時的黨政權力結構的最佳選擇，還不如說，有關“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說法，不過是折射出毛潛意識裡的“公社”情結。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後，中國還真出現了仿照毛的說法而建立的中國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建立了新政權組織，特地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是張春橋揣摸毛關於“巴黎公社”的說法而安排的名稱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稱：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最終目標是，“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制群眾，專斷獨行，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看起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正符合毛澤東反覆宣稱的反官僚主義、追求政治平等、恢復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革”目標。然而，它卻意外地遭到了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哪裡呢？公社裡的委員有黨員和非黨員，黨委放在哪裡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毛甚至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那麼，據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說：“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說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

  將毛對虛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讚揚和對現實的中國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貶低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原來他對巴黎公社全民選舉的民主新政體的憧憬，不過是他無意識中的幻境。當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構築新政體時，毛卻從中看到了這種制度試驗對自己的“天下”的威脅。事實上，毛的“公社”情結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幻想，他還沒糊塗到把自己的權力建構在無法確實操控的海市蜃樓之上。毛髮動“文革”的本意，無非是要清除黨內異己，確保大權獨攬。儘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來作為揮舞的旗幟，但卻不願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把他的權力體系變成虛渺的存在。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為表現

  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他顯然自視為高於“秦皇、漢武”的“千古一帝”。

  但在當今世界，他已無法公開稱帝。因此對毛來說，他只能經常性地通過“壓抑”把“帝王情結”藏到無意識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時會啟動“轉移／替代”（用另一個目標替代原來的目標）機制，即採用冠冕堂皇的“人民”這一集合名詞來替代他的帝王情結。毛經常下意識地運用的另一種機制是“合理化／文飾”的手法。比如，他自命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從而將自己不合理的行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對“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現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過某種自欺性程序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的心理過程。而當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實踐時，他使用的是“自我防禦機制”中典型的“反向”行為，即他的“自我”為了控制或防禦某些不被允許的衝動而有意識地作出相反的舉動，因此他不顧自己當初對“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譽，而毫不留情地貶低“巴黎公社”的不適用，又嘲笑全面選舉的幼稚。

  進一步來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剷除一大批黨內異己的“文革”運動，顯然是不合常理的。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毛的一系列行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學所說的“自我防禦機制”。首先，他把自己與劉少奇之間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深深地掩藏到無意識層次里；其次，他用另一個“光明正大”的目標，來替代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繼續革命”就是一面這樣的“旗幟”；再次，他用充滿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的訴求，試圖把冷酷的充滿私人目的的高層權力鬥爭合理化。

  毛澤東1955年在嘲笑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時說過：“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認識，把這句話理解成毛澤東“文革”時期非理性心態的寫照，大概是十分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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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摘編，特別是把宋先生論文後半部分大段大段保留下來，這讓讀者會有“冗長”的感覺。我是生怕遺漏了宋先生對晚年毛澤東精神病態的具體分析。宋先生說得好，“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宋先生對毛荒淫私生活的判斷我可以不以為然，但他說對毛的研究要“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我完全贊同。

  其實早在我“上山下鄉”的1970年代，就隱隱地感到毛的很多“最高指示”和“戰略部署”有點兒莫名其妙（當時自己真沒膽量聯想下去）。現在用毛晚年精神病來解釋便合乎邏輯了。這裡要強調的是， 並非說毛晚年精神病態，他就得像個典型精神病；但他種種荒唐的政治舉措都與精神病態有關。宋先生在論文的後半部分分析得很清楚。

  自從“文革”結束，思索的人們便把目光投向這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澤東身上了。然而，對毛澤東的評述往往停留在他個人好惡上，而非進一步涉及到中國的政治制度。這讓我憂慮（或許過於主觀）。我的觀點是：制度產生了毛澤東。如果毛澤東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他絕不可能“呼風喚雨”；因為他在民主制度下永遠也別想得到絕對的權力。這是我對批判毛澤東的根本目的——制度造成了中華民族落後的悲劇；中國在專制制度下只有暴君和蠢豬。呵呵，說得太難聽哈；那就是繁體字的群——羣，上面是君，下面是羊。我中華民族什麼時候改變了這種狀態，我中華民族才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能。

  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前，他的“同志們”已經察覺到毛的剛愎自用，可就沒有誰敢當面“頂撞”。為什麼？還不上他有一言九鼎的絕對權力？於是毛就能把他的荒唐“進行到底”。嗚呼哀哉我中華！

  我想起我在“文革”之初先是被大我五歲的哥哥打個半死，他的“理由”是我“不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我在街道上屢屢被歧視“狗崽子”的男孩子們打得頭破血流，我哥哥說“活該”（原因是“不積極參加‘文革’”。我哥哥後來變成猥瑣的人）；再後來我被街道上“沒有是非觀念的‘玩主’”解救。現在你說我該怎麼想？我體會，毛的精神不正常和他“同志們”的自保，把當時的中國大陸社會引向極端的病態。這是一段中華民族史上的悲劇。不過，現在很多仇視毛的人認為，那都是因為毛澤東的人格。其實不然；是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問題。 簡單地講，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