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许多孩子一样，会从座位上跳起来，伸出小手摸一摸那道光束，那道光束就像水一样从手心里滑过……

最后一次在大观楼看电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看的是朝鲜的《卖花姑娘》，满电影院里，都嘤嘤地哭湿了。一晃，快40年过去了，恍然如梦。以后到大栅栏许多次，每一次都会经过大观楼，却再没有想到进去看一场电影。有时候，会感到很奇怪，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大观楼，就好像是《保尔·柯察金》里一直爱着的冬妮娅后来嫁给了别人，自己便不想再理她一样。

这个比喻，对于我是有道理的。小时候，我常到大观楼看电影。那时候，在前门附近，可供我选择的电影院有许多，广和、同乐、新中国、珠市口，再加上它，是我常去的五家。但是，大观楼与众不同的是，可以放映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那是我国第一次放映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它也就鹤立鸡群一般在电影院里拔了头筹。

记得那是1960年年底的事情，演的上海天马制片厂拍的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陈强和韩非主演，还加演一个风光纪录片《漓江游记》。应该说，是那个年代的大片了。进电影院，每人发一副特殊的眼镜，看的时候立体的效果就跟变魔术似的出来了，火车就像是冲着自己头顶开了过去，漓江的水也真的就要湿了自己的衣裳。

记忆最深的，还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买票时候排的长队，麻花一样绕着一个又一个的圈，队尾还是过了同仁堂药铺的门口，足有几百人。那时候，我和弟弟轮流排队，排了大半天，才买上票。那劲头，现在大概只有排队买经济适用房，才能够和它有一拼。

那一年，我刚刚上初一。说大观楼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冬妮娅，应该是不差的。

也许，放映宽银幕的那些日子，是大观楼最辉煌的时候。据说，它一连放映了一万多场，盛况空前，大栅栏人山人海，在中国电影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奇迹。那时候，票价不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张五角。当然，那时候人们的工资也低，每月拿上百元算高的了。算一算，即使按照工资上涨20倍的速度计算，如今每张票应该10块钱才是。如今看一场大片多少钱呢？再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排那么长的队买票进电影院，也可以理解了。

一座建筑，就像一个人一样，总有老的时候。在所有的建筑之中，如果礼堂像老人、商场像孩子，电影院更像是一个女人，即使有过豆蔻年华和风情万种的时候，一旦老下来，会更加迅速得不可收拾。

在中国电影百年史中，大观楼是绝对不能够被忽略不计的。它是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一百年前，1905年，它取名大观楼，放映第一部电影《麻风女》，它的第一任经理买了一台法国手摇木壳的摄影机拍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此之前，它叫马思远茶楼，再前叫大亨茶园，只是一个戏园子。在大栅栏，这样的戏园子有六家，庆乐、同乐、三庆、中和、广德楼和它，却只有它捷足先登，把旧式的戏园子改成了电影院。

以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它一直是处于这样领先的姿态和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实行了男女同座；四十年代，第一家买了法国百代的35毫米的固定座式放映机；1931年和1948年，我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也都是在它那里第一次放映；一直到六十年代，第一次放映宽银幕。就是它不再放映电影，只作为中国电影百年的一个历史资料馆，也功德圆满了，它有这样的资格，从诞生到有声到彩色到宽银幕立体声，它见证了这一切。

可惜的是，它竟然如此迅速地苍老了。去年，我去看它的时候，它正在装修，凌乱而破旧，仿佛卸了妆的老女人，惨不忍睹。前些天，我又去了一趟，装修完了，油饰一新，红柱红门，启功先生题写的“大观楼”三个字很醒目，却仍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门口立着广告牌子，写着美容美发洗头足疗的价格，旁边是卖小食品小商品的柜台。想当年，大观楼是电影院，也兼咖啡馆，卖茶点，还卖西药，但从来没有见过如今这样颓败的景象，很难想象应该是演电影的地方洗头洗脚是什么样子，那不成澡堂子了吗？比它更不成样子的，是对面的广德楼，门前的牌子上面的一些女人露点的照片，一男一女站在旁边大声吆喝着，进去看看呀，演出精彩呀，票价不贵，每人5元……却门可罗雀，没有一个人呼应。

想起小时候坐在大观楼里，电影开始前的期待，突然灯光暗下去之后，背后那扇小窗口射出的那一道银色光束，打在银幕上的感觉，只有梦能和它比。一会儿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你希望死的人真的死了，你渴望活的人真的活了，而格林兄弟的大灰狼和普希金的小金鱼真的会说话。那时候，我和许多孩子一样，会从座位上跳起来，伸出小手摸一摸那道光束，那道光束就像水一样从手心里滑过……

一切，都如水长逝。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