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雪白血紅》作者張正隆被捕蒙難記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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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隆：林彪與長春圍困戰 （上）ZT 

本文來自於張正隆《雪白血紅》第31章　“兵不血刃”

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

　　廣島用九秒鐘。

長春是五個月。

百姓夾在中間

長春是在淪陷期間膨脹起來的城市。

“九·一八”後，日本集中國內一批一流專家，採用歐美式建設理論，到長春進行規劃設計。綠化系統，既吸收了霍德華的田園城市理論，又注意到整體環境。 

新區採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統，以保持公園綠地流水清潔，利用天然溝渠造成藉助於地形的綠化帶。主要幹道採用電力、電訊、照明線路地下化，新住宅區設置電力路線走廊。為適應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採用平面環狀交叉，設計了許多圓形廣場。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萬，劇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萬左右。其中日本人為十四萬。

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為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餘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誌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繫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准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為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裡，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沉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進。

　　共產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強迫逼出，二、組織群眾向我請願，三、搞抬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擊護送群眾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眾，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

　　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飢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採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31)。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穀草最貴，一斤穀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化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

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9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8口，父母和6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厭厭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們7月中旬斷糧，吃野菜、樹皮。先扒榆樹皮，扒掉老皮要裡面那層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來甚麽樹都扒，老皮也吃。長春樹多，夏天馬路上不見陽光，都是蔭涼。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個二姨叔叔，在“60熊”一個特務連做飯。偽滿時，爹媽賣只200多斤渚，給他娶的媳婦。媽說：3年大旱餓不死廚子，你去看看能幫點不。進屋就見鍋里煮著大米飯，二嬸拿鍋蓋就蓋上了。二叔說：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頭都拱進鍋里，一想到爹媽和弟妹，就說給兩碗我拿家去吧。二嬸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說我們今晚就揭不開鍋了，還給你拿家去?我媽哭著說：這年頭沒親戚啦!

我家房後有塊地，頭年種點穀子，吃了些，裝了三枕頭。藏着掖著，尋思不到快餓死時不能動。鄰居有兩個姑娘和國民黨不正經，不知怎麽叫她們知道了，來幾個“60熊”，硬給搶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說：這是命，遇上小人了!

　　說到頭，還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換。

　　老虎公園是個空投點，飛機一來就掉糧袋。儘是大米，南方大米，東北人叫“線米”，飛機一響，國民黨就戒嚴。看不住。老百姓早準備好了，哪兒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搶，國民黨就開槍。開槍也搶，用小刀劃開袋子，摟些就跑。有的見到糧食就往嘴裡抓，甚麽部不顧了，也忘了，槍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糧袋不放，槍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們家人祖祖輩輩都膽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沒甚麽膽小膽大的了。媽甚麽也捨不得吃，總讓我吃個半飽，說你是咱家頂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動一動就冒虛汗，可一看糧袋掉下來，勁就來了。白花花的大米撈在手裡，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個姓劉的鈷娘，比我大一歲，叫糧袋砸死了。離我不到10米遠，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陽區義和路居民張淑琴老人說：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聲，一袋糧食掉下來。還沒明白怎麽回事兒，吵兒巴火進來幾個國民黨，都是新7軍的。魂兒都嚇飛了，沒聽見他們問甚麽。翻一大陣子，糧袋砸穿房蓋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們娘們孩子頭頂上。是炒黃豆。他們就罵，說吃黃豆拉稀腸子都快拉出來了，大老遠的還送這破玩藝兒，嘴裡這麽罵，那眼睛瞪得“大眼賊”似的，掉進牆裡的也摳出來。

　　國民黨有搜糧隊，一斤半斤也拿走。我們家來過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鐵釘子往地下捅。

　　有天來個兵，翻出幾個大餅子。我哪能撕巴過他呀，就說：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貓小狗也給留條小命吧! 他還有點良心，給留下兩個。

那年我25歲，3個孩子，大的6歲，小的1歲。唉，哪還叫孩子呀，猴啥樣他們啥樣。小女兒就那麽餓死了。吃奶孩子沒聽說有活過來的。再困個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命換點大米不敢吃，拿去換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讓全家人糊口，搶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顯眼。後來筐也不行了，就穿個大布衫子，裡面縫些兜。去市場賣大米也一樣，一次叫幾個“60熊”發現了，說我是“大米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滾。他們拽我去督察處，我不知道他們怎叫“60熊”，也不明白這“督察處”是干甚麽的。旁邊人說：你就舍了吧，去督察處就沒命了。一個同學見了，跑回去報信。爹媽來了，給他們磕頭，一口一個“長官”，“老總”，說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貴手開開恩。有個兵是遼南人，我們老家也是遼南，聽出是老鄉，就說到他們家看看再說，5個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氣沒進氣樣兒。沒說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爹媽抱著我哭。

　　有一次賣大餅子，穀子、樹皮和麴子做的。想賣點錢，最好是換點藥，給爹和弟弟治病。吃點飯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媽說，你上街還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時賣吃的，一個人賣，幾個人看着。怕搶。不少賣大餅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門沒走多遠就讓人搶了，邊跑邊吃。我追上個死人幌子樣的人，他已經吃光了。我蹲在那兒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兒也不跑了。

　　現在這人認錢。假藥，假種子，假化肥，甚麽都摻假，要錢不要良心。我們這薦人講名聲，講信用，講仁義，可他搶我大餅子，我搶國民黨大米，就是沒了禮義廉恥嗎?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裡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見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

　　有人給我保媒。甚麽“保媒”，“結婚”的，就是換大餅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換了大餅子，換給郊區農民。孟家屯，就是現在第一汽車廠那兒，不管多大年紀，還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婦。我在電車公司工作時，幾個師傅都是小媳婦。

東西不值錢，錢不值錢，金子不值錢，人不值錢，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就認吃的。

　　宋占林：

剛解放時我當街道幹部，沒少處理這類離婚案。結婚為口飯，有飯吃馬上不幹了。政府政策是能過就過，不能過不硬捏。長春藥廠一個女的，有孩子了，非離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說幾句不中聽的，就把丈母娘殺了。

　　李素娥：

每天都餓死人。死在家裡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僑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餵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動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豆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颳風，10里、8里外都薰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邊何東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6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6口全死了。

　　舊曆8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隻掛鍾，還“嘀嘀嗒嗒”走着。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住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 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着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干一天給5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8師1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8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哪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里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條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馬路邊上，希望有錢人能抱走撿條命。現在的東盛小學，當年就是學校，二道河子這片那兒最多。大都是5歲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剛會走，張著小手“媽呀”、“媽呀”叫，爬到馬路上的，爬進學校的，那個小樣呀!叫不動了，就歪在那裡，慢慢就死了，活着的還在那兒爬，啞着嗓子叫“媽”。人們都不敢往那兒去。每天都有送的，聽說真有叫人抱走的。

　　張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兒見過，披個小被，在那兒哭得泥人兒似的：看一眼趕緊跑，自己孩子都餓死了，抱回來不也是個死嗎?

　　65歲的於連潤老人，退休前是朝陽區孔雀理髮社工人。

　　老人說：

　　二道路那兒扔些小孩，一場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別說這個了，一說這個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時候就理髮，餓得那樣，也有人理髮。甚麽人那時候還能想着理髮呢?

有錢人到甚麽時候都有錢，餓死的都是窮人。

　　張淑琴：

　　新7軍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槓，坐人力車，後邊跟好幾個護兵，有的軍官挎兩個太太壓馬路。人和人不一樣。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營業。你想想，那掌柜的會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關永安橋頭有家炸大果子的，那個香呀，一走到那兒就拔不動腳了。不要錢，用金銀首飾甚麽的換，那財發的呀!吃的都是當官的和有錢人，也沒見有人搶。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個試試?

　　注釋

　　⑴《陣中日記》，773頁。

　　⑵長春市地方史志編篡委良會(1987年〕，《長春黨史資料)第1輯，11良：⑶⑷⑸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吉林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73、75、77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⑺同⑵，13頁。

　　⑻《簫勁光回憶錄)，391頁。

　　⑼《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175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⑽《遼瀋戰役親歷記》，302頁。

　　⑾⑿同⑽，299、300頁。

　　⒀50軍“長春起義”編寫組(1985年)：《長春起義》，83頁。

　　⒁⒂⒃⒄同⑽，303、304頁。

　　⒅⒆⒇黨德信、楊玉文主編：《抗日戰爭國民黨陣亡將領錄》，137、138、1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21)同⑼，23頁。

　　(22)同⒅，135頁。

　　(23)(24)(蘇〕A·M·薩姆索諾夫著：(200天大血戰》，590頁。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

　　(25)同⒀，244頁，(26)同⑽，608頁。

　　(27)(28)同⒀，153、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