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病人:向道德撒尿!!! |
| 送交者: 老酷 2001年12月17日18:38:09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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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化一百多年的交锋中,学术界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源 远流长,虽然说法各异,但是把中国文化界定为“道德文化”大概很少有人反对。五千年血 雨腥风吹过,多少宏伟的江山大业灰飞烟灭,多少巍峨的壮丽宫殿土崩瓦解,唯有建构在圣 贤典籍中的“道德”城堡却安然无恙,一直穿越时空,把根须深深插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世 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旧有价值体系分崩离析的当下,道德万能论美仑美奂的言说 一次次让我们醍醐灌顶。这声音初听惊喜,再听亲切,但是假如我们信以为真,奔向他们精 心构筑的道德城堡,那么我们将注定徒劳无功,道德并非拜金主义时代的难民营,它充其量 只是一座让我们眼花缭乱的迷宫。 强调道德素质、提倡个人修养,凭借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之外的缓冲体系,弥补体 制本身的不足,以此作为调剂人们日常生活的润滑剂,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 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体制规范人们的公众生活,道德规范人们的个人生活,它们各司 其职,泾渭分明,既不可互相混淆,也不可互相取代,正是由于刚性的体制和弹性的道德二 重奏,才使人类从野蛮的洪荒走向文明的曙光。由于人的个性差异,道德必须适应不同人群 不同的心理结构和需求,完善的道德只有划分出宗教性道德和世俗性道德两个层次,才能更 好地发挥作用。宗教性道德指导人的精神生活,世俗性道德指导人的日常生活,这两种道德 也是不可互相取代的,特别是宗教性道德不能取代世俗性道德,当宗教性道德试图成为所有 人的行为规范的时候,政教合一的格局就开始形成,道德离专制就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人类行为规范的道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它本身只为人们的行为提 供一个方向、一种目的,它不能也不应成为一种手段。当道德从目的降低为手段的时候,目 的的合理性、纯洁性和神圣性必然会大打折扣,无论宗教性道德还是世俗性道德,只要它想 在现代社会中保持自身的活力并有所作为,就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但是在有着五千年道德传统的中国,这一系列的细分工作,却一直鲜有人做,从两千多 年前的孔孟之道,到当代的各种思潮,都在多多少少地充当着道德一元主义的辩护律师,却 迟迟不肯对道德作些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在他们大同小异的表述中,体制与道德混为一谈, 宗教性道德与世俗性道德杂糅不清,道德是目的还是手段也含糊其词。汗牛充栋的圣贤经典 用不容质疑的口吻教导我们,什么“政者,正也”,什么“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拱之”,什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一而足。可惜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它只能长期停留在文本与口头 上。当处于变革时代的社会不可掩饰地暴露出自身的弊病时,人们往往也不是从体制上面去 寻找病根和解决方案,而是把目光紧紧盯在道德上面,以为道德真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由于道德天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道德的不同理解加以解释 和实施,如果没有健全的体制加以制约,它就可能会无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问鼎体制并 取而代之。这时候,体制和道德就难免两败俱伤,道德的体制化赋予道德以生杀予夺大权, 体制的道德化又使漏洞百出的体制披上了美丽的外衣。这时候,社会秩序的维系靠的就不是 理性原则、体制保障和道德制衡的三足鼎立,体制和道德都只能对权力拱手作揖,以身相许 ,权力成为体制和道德的尺度。由于残缺不全的体制赋予权力者无限自由,他们极不确定的 智力素质、道德水准、个人好恶、个人需求,都成为凌驾于道德之上的主导力量。 宗教性道德也好,世俗性道德也好,都应是极端个人化的,它要靠个人的自律发生作用, 但是当道德跟权力联姻并成为权力的奴婢之时,道德却马上摇身一变,凭借权力,成为公众 化的、刚性的强制力量,道德不可避免地发生畸变,“仁义礼智”的道德蓝图难免成为文化 专制的温床,“重于泰山”的道德理想难免导致“轻于鸿毛”的悲剧结果。这样,人们既失 去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又失去了正常的伦理生活,既失去了正常的个人生活,又失去了正常 的公众生活。用来支撑人们生活的体制和用来调剂人们生活的道德合二为一,蜕变为管制人 、束缚人、奴役人乃至于迫害人的异己力量,走向体制和道德的反面。 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道德一元主义都未能把人类带出黑暗的沙漠,跨入现代文明的新 纪元,作为道德文化最发达最丰富多采的中国,由于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多年来一 直远远落后于西方,一再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究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文 化病灶,在道德一元主义中都可找到。 二、权威主义与禁欲主义 比之束缚西方世界达一千多年之久的基督教道德一元主义来,中国儒家道德一元主义更 加奥妙无穷。 自从产生之日,中国主流文化就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道德一元主义的怀抱。儒家如数家 珍地大谈“仁义礼智信”的绝妙好辞,在治国安邦的运作中,他们怎样使道德发生作用呢? 孔子一语中的,“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也就是 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培养出一大批道德高尚的君子,列在忠臣谱、光荣榜上供人 学习和效仿,一切家事国事天下事皆可迎刃而解。 那么儒家津津乐道的道德君子是一副什么尊容呢?关于君子的说法很多,但归根结蒂,不 外乎以下三个标准:在政治上是忠,在伦理上是孝,在经济上是义,忠孝义像三颗行星,围 绕着“天地君亲师”五个权威旋转。由于中国政治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血缘政治,道德所宣扬 的“忠”,实际上是家庭权威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放大,它的使命是把每一个个体自我变成 依附于权威体系的附庸,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忠”又获得了新的含义,抽象的“爱国主 义”和“政治挂帅”实际上都凝聚为一个具体的权威偶像;“孝”则是政治权威主义在家庭 里的延续,它把家庭生活变成政治生活的微缩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父与子、夫与妻、兄与 弟的关系是不容质疑的,就像在政治生活中君与臣、主与仆的关系不可动摇一样。沉重的忠 和孝,把人牢牢压在下面,自我的主体意识,个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道德中窒息、萎缩, 最终泯灭。 众所周知,权威主义的秘密之一就是禁欲主义,道德一元主义也不例外。由于个人的本 能欲望具有一种“反格式化”的巨大能量,道德家们畏之如虎。为了遏止人的欲望,道 德家们挖空心思创造出比忠孝更有效的法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以利 为利,以义为利也”,“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父亲对儿子这样说,皇帝对臣子这样说, 领袖对群众这样说,儿子、臣子和群众听得津津有味。以“义”和“利”的简单二分法把道 德规范割裂成无法调和的两极,再用“君子”和“小人”的简单二分法把人划为势不两立的 两端,表面看来,这可以确保天理对人欲的征服与统治,岂不知即使在层层重压之下,人欲 也是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它只是转换成其他方式在人心灵中潜伏下来,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 ,它还会被激活。 稍具现代意识的人都明白,经济权利是一个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文明社会里, 谁如果把利益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将会遭人嗤笑,每一个人“喻于利”的 正当需求都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和保障,每一个想获得利益的个体,也绝对不应面临成 为“小人”的危险。但在道德一元主义笼罩下,正当的事情反而成了不正当的,不正当的事 情反而名正言顺。仁义当头,利益只有抛诸脑后了。谁想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谁就注定在 众口铄金的舆论中四面楚歌,即使你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完美境界。为了保住斯文 和体面,为了避开从天而降的那顶“小人”帽子,人们只有主动放弃利益。拿“义”来否定 “利”,大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道德家举不胜不举。在拥有体制 保障的时代,“道”是可能普遍存在的,然而如果丧失了体制保障,它又附着在哪里呢?这 一点君子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心如明镜,尽管“王道”比“霸道”稍好一些,“天道” 又比“王道”略胜一筹,然而人道却迟迟不肯从他们笔下流淌出来。在没有独立人格的前提 下,他们所谋、所忧的“道”只能等而下之。他们不谋食,因为有权力的孵翼可以长期寄生 ;他们不忧贫,因为有天子的禄米可以随意享用。至于那些长期一贫如洗的君子们也不想一 想,自己为什么会落到食不果腹的田地,反而像贾宝玉一样自作多情地为“道”形销骨立、 忧心如焚,这种舍身忘死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真正的得益者是谁呢?既不可能是他自己, 也不可能是广大民众,哪怕他心里多么渴望“为人民服务”,多么渴望“把青春献给祖国” ,多么渴望“辛苦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多么渴望成为“精神文明”的先锋和炮灰,多么 渴望像小草像砖头像老黄牛像螺丝钉那样去贡献自己,他一厢情愿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崇拜贫穷的古老逻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君子固穷”层层升级成 为“越穷越光荣”,并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听信和屈从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们,饱受其苦, 几亿人饥寒交迫,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史无前例的贫困与饥荒令人至今谈虎色变。此时此刻 ,道德在哪里?此情此景,道德在哪里? 面对如此苦难,面对随时可能会再次出现的苦难, 君子们还不谋食不忧贫,难道饿得还不刺激、穷得还不过瘾吗? 道德一元主义是制造道德符号的高手,中国所有的道德说教都可以在姓名中找到对应, 当别人喊起我们的名字时,不是在喊我们,而是重复着道德的标语口号,而当我们听到自己 的名字时,也不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是听到了巫师的咒语。这时,道德的压力就不仅是 外在的,也登堂入室地成为内在的压力,在苟延残喘中,我们先是恐惧,后是麻木。当所有 的人都变得温文尔雅安贫乐道的时候,一个听话乖顺的君子群体就形成了,低眉顺眼的柔顺 性格,善解人意的阴柔人格,构成我们上好的“牙口”。面对诱惑,我们以“心不在焉,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为荣。文革时代的道德更彻底,看见美女动爱心、闻见 美食流口水,全都有违于道德律令。在禁欲主义的威迫下,我们争先恐后换上一身“进步” 、“积极”、“先进”、“革命”的行头。 有了如此自觉放弃一切物质欲望、放弃一切肉体需求的君子,也就有了一笔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人力资源,这个国家可以“无为而治”了。 三、自我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不难看出,忠孝义的三大法宝都不遗余力地为人们描绘着一幅“无我之境”,不论政 治上、经济上还是伦理上,它都把道德与自我指认为一对冤家对头。道德文化是扼杀自我的 文化,孔子口口声声要“克己复礼”,老子用过来人的口气苦口婆心劝人“为人臣者勿以有 己,为人子者勿以有己”。要想得到人们的容纳和认同,你不仅不能靠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正 当权益,还必须无条件地把自我侏儒化、太监化——格式化,直到自我贬低、自我压抑、自 我扼杀和自我牺牲在你身上成为条件反射时,道德才可能向你网开一面。 比起物质和肉体上的禁欲主义,中国道德一元主义精神上的禁欲主义更是魔高一丈。在 精神上,道德格式化自我的第一层境界是自我贬低,也就是谦虚,所谓“谦谦君子”是也。 在生活中这样的君子屡见不鲜,明明是自己做出了成绩,嘴上却要说“我不行、我经验不足 、我成功是靠了领导的培养和大家的帮助”云云。我一直把谦虚当作一种有着严重缺陷的人 格,一个不敢承认自己的正确、不敢承认自己的美好、不敢承认自己的劳动的人,又怎能真 心实意地承认别人呢?这样的谦虚并不是对他人的礼貌,它只是一具形式主义的空壳,在多 余的客套之外,是一个个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畸形自我。能在公众面前萎缩三分,就能在 背后膨胀三百分,所谓“虚怀若谷”,只是一种路人皆知的障眼法罢了。 只用自我贬低的谦虚来格式化自我显然还不能符合整个社会的意愿,你还得自我压抑, 在你所要压抑的菜单中,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个人选择永远是首选项目 。你明明爱上了一个人,但是父母不同意,你就得服从父母之命;你明明想成为一名诗人, 但是老师不喜欢,你就得改学数学;你明明不想结婚,但是父母急着抱孙子,你就得照顾他 们;你明明喜欢穿中山装,但是领导喜欢西装革履,你就得迁就他。这样诱导你、监督你、 逼迫你放弃自我的力量多如牛毛,父母的教诲、领导的眼色、同事的耳语、邻居的偷窥、亲 友的规劝,甚至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无礼的目光,都可以左右你。每当你做出一个决策时,首 先想到的不是“这样做对我自己有什么利害”,而是“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会怎么说”。当 你感到在你的个人意志之上一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时,你自我的格式化也就达到了 第二层境界。 格式化自我的第三层境界是自我扼杀。如果说自我压抑是中国人处理个人事务的方向盘 ,那么自我扼杀则是他们处理社会事务的指南针。当你的社会参与意识脱颖而出的时候,整 个社会都会把你当成误入歧途的浪子,虽然古人都大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调,但 是毕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就是说,你想通过社会参与来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行 动注定要处处碰壁。最佳选择还是要当君子,孔子说君子“恶称人之恶者”,“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圣人们拼命给你灌输这样的理念,似乎凡是批评他人和批评社会都是求全 责备,君子就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就应该“三省吾身”。诚然,自律是任何时代都不 可或缺的道德规范之一,问题是当道德只指向自我而不指向整个社会的时候,自我与别人就 没有平等可言,一旦偏离了平等原则,道德也就只能是一条囚禁自我的锁链。奇怪的是,君 子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说争先恐后往里钻。在乐天知命的国度里,一个坚持自我的批判者 注定孤家寡人了。一个优秀的个体遭到一个庸俗的社会的对抗和敌视,这在任何国家都屡见 不鲜,而且这种现象永远无法根除,问题是在西方社会,不论社会怎样恨不能把一个独立的 自我除之而后快,但是这个自我绝不会主动协助社会实施对自我的扼杀工程,在西方黑暗的 社会背景下,数不胜数的尼采们、梵高们、马克思们和弗洛伊德们依然破土而出,强大的社 会压力未能毁灭他们,相反却使他们愈战愈勇。但在中国这都无异于天方夜谈,聪明的中国 人谁也不可能表现出“虽千万人我往矣”的决绝,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那种具有生命自 由意志的人,勉勉强强能找出一个李贽而已!这片土地,不可能培养出独立跟社会、跟传统 抗衡的强大自我,即使偶尔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出现,道德也能非常及时地将他扼杀在萌 芽状态。在中国,再也没有比扼杀自我更容易的事,对一个自我的格式化,如果说开始还需 要对他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这一切统统可以省略,作为人格上的 弱者和生理上的弱智的他们,全都可以无师自通地把扼杀自我变成自己的本能,像孔子描述 的那样,是“生而知之”,而非“学而知之”。 在人文精神的几千年大旱中,道德偶像却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那汗牛充栋的道德经 典增添着新的注脚。但是当我面对这些沉甸甸的经典时,却感到毛骨悚然。在我眼前,经典 中的每一个字都血债深重罪恶累累,每一个字的杀伤力,都绝不止一个军团,不止一枚原子弹。 四、取义何必要舍生? 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君子,只需自我贬低、自我压抑和自我扼杀就足够铺一 条终南捷径,但是如果想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君子,成为一个“英雄”、一个“烈士”的话, 非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奉献不可,非得以“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走 上自我牺牲的通天大道不可。 关于自我牺牲,有许多种连顽童都耳熟能详的道德神话,在中小学课本里,“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在这些神话叙述中, 生与义、身与仁、权利与义务水火不容,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面对这些问题,你必须做出 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不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但这种情 形并非特别普遍,更多情况下,自我与道德并不构成你死我活的矛盾,“小我”与“大我” 的水乳交融也是有目共睹。然而,道德一元主义既然是一种以消灭自我为己任的意识形态, 不无限贬低生命、贬低身体就难以起到无限煽情的效果。在个人利益与道德大义出现矛盾时 ,它把矛盾夸大到不共戴天的程度,即使个人利益与道德大义相安无事的时候,它也会千方 百计地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和激化矛盾。历经数千年,在我们的心理深层,这些矛盾已经成 为一种世代无法摆脱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你不情愿奉献,那么意识形态会主动找上门来,以 组织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乃至以全人类的 名义,向你索取直至掠夺。 既然矛盾在心理深层长期潜伏,在日常生活中偶露峥嵘也就顺理成章了。就这样,自我牺 牲变成人们的惯性和本能,在整个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看来,这种本能比人的天性更合理更 纯洁。古往今来的忠臣孝子,哪一个不是靠牺牲自己的正当需求乃至生命成为令人瞻仰的偶 像?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的文字,无一不在宣扬着这样的牺牲,美化着这样的牺牲。在相当 数量的国产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主人公总是道德完美的好人,虽然命途多舛,但也正是挫折 使他们得到“忍辱负重”的美名、唤起观众的同情与尊敬。忍辱负重几乎是中国君子的最高 境界之一,他们不想想,为什么要忍辱,为什么要负重,自己的怀疑、质问和抗议到哪去了 !?他们连自己的正当权益都不知道捍卫,连自己应得的尊重都不知道争取,而是眼睁睁看着 别人看着社会对自己横加践踏。如果说,这些君子形象仅仅是一些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的无 辜者,那还情有可原,最怵目惊心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不公大大超过社会!在以自我迫 害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上,他们总是充当着社会的急先锋。打开电视看看吧,扑面而来的不 是陈景润式公而忘私的知识分子,就是孔繁森式两袖清风的优秀干部,他们每天日理万机, 甚至连老婆生孩子、母亲得绝症也顾不上回家看看。在必须牺牲自我的时候牺牲自我或许可 以成就一种高尚,但是在不必牺牲自我的时候也牺牲自我,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麻木和变态 。我无意说那些把自我牺牲当成习惯动作的人们全是表演,但是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道 德榜样,我只能敬而远之,我不想向他们学习,更多地,我用怜悯的目光注视他们。作为时 代的道德偶像,他们的自我牺牲确实也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然而这样的牺牲并不是非如 此不可,顶天立地的公众形象和空前良好的自我感觉背后,他们牺牲了的是对自我的人性捍 卫,牺牲了的是对自我的人道关怀。如果说别人无视他们的正常情感需求尚可理解,那么最 令人费解的就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无视,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的麻木,他们竟能这 么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些不公、配合这些不公、制造这些不公、延续这些不公!我不能相信, 一个对自己都能如此残酷无情的冷血动物,跟真正意义上道德的能有什么关系! 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必须考虑个人利益,不思考个人利益、不珍惜个人生命的 君子,要么是神祗,要么是白痴,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没 有人的国度,是一个可疑的国度;一种不尊重人的文化,是一种可疑的文化,这种文化所鼓 吹的自我牺牲是一笔不菲的投资,但这笔投资到底能为谁创造巨额利润,不言自明。 “舍生取义”的神话,我常常听作“火中取栗”的童话。 五、牧人与羊的道德双轨制 如此殚精竭虑地消灭自我,其目的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权威主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 儒家也好,道家也罢,无一例外都是权威主义的贴身保镖。它们从诞生的刹那,就注定跟人 文精神背道而驰。像操纵拉线木偶一样操纵它的是外部权威,而不是理性法则,民主、自由 、平等、法制、科学,他们全都视而不见。何为外部权威?“天地君亲师”;个体与外部权 威的关系如何处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这种道德一元主义虽然高扬“仁义 礼智信”的五色大旗,但是就其精神内质而言,封闭、保守、愚昧、排他、残暴和虚伪却也 在所难免。 道德一元主义是一个充满各种先天缺陷的价值体系,它昭然若揭的先天不足,使它只能 成为农业文明的吹鼓手,它虽然能为人们提供一幅幅美妙绝伦的理想蓝图,并且一直不遗余 力地自圆其说,但是在操作层面,却百孔千疮不堪一击。它所宣扬的忠,不能产生健康的政 治生活;它所宣扬的孝,不能产生正常的伦理生活;它所宣扬的义,更不能产生正常的经济 生活。中国长期在现代化的大门外徘徊不前,中国经济一直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中作鬼打墙运 动,道德一元主义都是头号功臣。 但是往深处想,以上论述却有些立不住脚,既然道德文化缺乏操作性,它所维系的国家 不可能产生正常的政治生活、伦理生活和经济生活,那么它为什么能够长期维持铁板一块的 江山大一统、体制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呢?它顽强地对抗外来文化洗礼达数百年之久又靠的 是什么?它操作层面的一系列漏洞莫非另有深意在焉? 道德一元主义既然是一种非理性的价值体系,它无法保障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维护,它 提供的宗教性道德也好,世俗性道德也好,在界定人们的行为时,遵循的是相对的双重道德 原则。连篇累牍的经典中,找不到平等之类的字眼,在天与人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间、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它的规范天悬地隔, 那种绝对的单一的标准似有似无、若即若离。加上它一开始就有意混淆道德与体制的界限, 在实际运作中,它虽然对大多数人壁垒森严,但对权力者却网开一面、礼遇有加,致使权力 不仅可以凌驾于道德之上,也可以凌驾于体制之上。道德导致了阐释的弹性,体制增加了强 制的刚性,只是弹性的阐释与刚性的强制,都只能倒向权力一边,平民百姓是无法染指的。 弹性和刚性的混杂,使权力者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豁免。在这样的双重道德标准下,在一 方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在另一方却可能成为神圣无比的功业,只要拥有权力,任何暴行恶行 丑行都既能合乎道德又能合乎体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宣扬爱国的汉奸 、宣扬孝道的逆子、宣扬仁义的屠夫、宣扬清廉的贪官、宣扬勤奋的懒汉、宣扬禁欲的流氓 了,打开一部二十四史,逆子贰臣的数目往往直追忠臣孝子的数目,那些口头上强调秩序、 宣讲道德、参拜孔庙的政治强人军事强人,背地里却一直干着伤天害理令人发指的肮脏勾当 ,所有弑君弑父、杀人如麻、横征暴敛的暴行,皆可以逃脱道德的监控,相反却可以利用道 德为自己涂脂抹粉。 与此相反,本来是针对所有人的道德变成了针对底层人的道德,针对所有人的体制变成 了针对底层人的体制,道德和体制的锋利矛头一起指向权力边疆以外,道德蜕变为专门用来 制约弱者一方的武器,美好的道德天国本应是提升所有人、成就所有人的,现在却堕为一群 人压迫另一群人、一群人剥夺另一群人、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一群人惩罚另一群人的力量 ,只要你被权力排除在外,你就注定被道德囊括在内,谁胆敢越雷池一步,道德大棒就会毫 不留情地向你劈头盖脸砸将下来。 引经据典的人们拼命想从四书五经中找出绝对的适应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来,其实那是白 忙。道德能有什么标准?道德的标准就是权力!如果有人说你不道德,那并不意味着你违背了 道德诫律,而只是说你没有权力,只要你持有权力的尚方宝剑,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说道 德的弹性力量,就是体制的刚性力量又能奈你何也?正如“礼不下庶人”的不打自招撕掉了 中国道德一元主义的遮羞布一样,“刑不上大夫”的强词夺理,又一次扯碎了道德一元主义 的假面具。 可以看出,没有理性、没有尺度、没有标准、没有规范、没有原则,这是道德一元主义 的致命缺陷,只是道德文化中留下这一系列漏洞并不是由于文化设计者的疏忽,恰恰相反, 这是一种人为,一种故意,这些漏洞,是为少数人留出的秘密通道。看来从操作层面入手, 不仅抓不住道德一元主义的尾巴,甚至可以这样说,道德一元主义的成功恰恰就在操作层面 ,几千年来,哪一种学说也无法与之媲美!可惜这种操作性不是对于所有的公民而言,大多 数人从来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从来都被完全排除在操作之外,而这样的排除正是圣人所希 望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古圣先贤,大抵如此!完美无缺的道德一元主义,其实只是用如许文字编成的精神栅栏,栅 栏外是牧人,栅栏里是绵羊,那蹲在栅栏门口,用凌厉的嘶吼恫吓绵羊,又用摇曳的尾巴取 悦牧人的道德家,在生物学上属于哪一科,不言自明。 六、伪君子的天堂 为了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权力所需要的顺民,道德用几千年时间完成着消灭自我消灭欲 望的使命,虽然相对于权力而言,它是成功的,但是就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它的失败却是 先验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成为君子绝非易事,道德教化出的君子至多是不公开违背忠孝义 的教义罢了,至于心灵深处的暗箱,不是道德所能侵入的。随便打开一本古书,随便跟一个 中国人交往,你都会发现,他们的城府深不见底,蜗居其中见不得人的东西,既非道德,也非修养,而是阴谋。 人欲不可灭,君子也有其小人的一面,顺民也有其叛逆的一面,哪怕在意识形态变成空 前绝后的强迫力量之时,个体和集体联合行动,来实施对欲望的杀戮,也无法将人的本能需 求斩草除根,它只是被扭曲变形了而已,不能按正常渠道释放,它必然会按非正常渠道释放 。相对于滔天的人欲而言,制造道德楷模的努力注定无功而返,道德的成功只是表层的。在 公众生活中,忠臣孝子、节妇烈妇、三好学生、劳动模范、五好家庭、三八红旗手、新长征 突击手、文明十星户,以及十大杰出青年之类珍稀动物,毕竟不是肉眼凡胎的老百姓所能企 及,且不论这些模范人物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可信,就算百分之百都是真的,这凤毛麟角的好 人又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多大作用呢?对多数人而言,不食人间烟火并不是他们的理想 ,他们都有自己的欲望,都要在现实中生存,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 道德不许可的事情,他们的本能许可;道德不提倡的事情,他们的欲望提倡,在道德无法管 辖的边界之外,他们的欲望照样可以获得满足。 虽然还不能说伪善是道德的终极目的,但有一点却是路人皆知的,对于精神的化妆术, 道德无能为力。道德国度,伪君子长驱直入的伊甸园而已;传统美德,伪君子乔装打扮的障 眼法罢了。凡是有过中国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尽管道德的阳春白雪人人喜欢,但是伪善的 下里巴人更受宠爱,极端压抑的自我必须靠极端的虚伪来支撑和辅助,虚伪是中国人极端压 抑的心理生活的补偿,没有虚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冲破极限,彻底崩溃。在道德理想高标 遗韵的中国,所有的人都要向虚伪求援,中国的伪君子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得多。当我写 下这些文字之时,我能够保证自己说的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但是当我离开电脑后,我一点也 不敢这样保证,自己还能像写作时一样真实,多年以来,我一直用伪君子的标准指导自己的 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一直做着痛改前非的艰辛努力,但是把自己从虚伪中解 放出来,这可能需要不止一生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道德一元主义的批判,其实也可 以看作对自己伪善的过去的忏悔。 道德挂在嘴上,私欲藏在心里,心怀鬼胎深谙世事的人们,巧妙地借着道德的掩护暗渡 陈仓,这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中国生活是仁义道德与男盗女娼的有趣组合,口头谦虚的 弦外之音是“老子第一”,表面清廉的真实意图是“赵公元帅”。只要避开阳光避开公众, 中国人的欲望可以通过五花八门的非程序渠道满足。 作为普通人的生存手段,初步的伪善足够你在道德的雷区里游刃有余;但是作为高级的 公关策略,这种段位的伪善还有些差强人意。大凡胸怀大志的人,都会自觉地向道德靠拢, 用道德把自己武装起来,替天行道也好,杀富济贫也罢,道德百分之百地成为“盗德”,那 些欺世盗名之徒,哪个不是道德一元主义的死硬捍卫者呢?在他们手中,道德是无所不能的 “如意金箍棒”,想怎么变就怎么变,道德所指认、体制所鼓励的自我放弃、自我贬低、自 我扼杀和自我牺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蜕变为一门表演艺术。只要你演技娴熟,成名、升 官、发财都易如反掌。中国道德一元主义从一产生起就迅速滑向形式主义,到了本世 纪下半叶更是登峰造极,自我牺牲堕落为表演,只有傻瓜才动真格的,不管你想达到什么目 的,只要玩弄几个小小魔术,就可以一路绿灯长驱直入。譬如,你是一个工人,业务成绩不 必出色,只要主动放弃自己的休息日而去加班、主动放弃自己应得的奖金,厂长也会向你投 以青睐;你是一名官员,在任期内不必做出什么卓越的政绩,甚至可以放手造成大面积的亏 损,只要在分房中谦让一下并让记者搅个满城风雨,明镜高悬两袖清风的美名马上会从天而 降。倘若有人敢怀疑你的真实动机,整个社会自然会群起攻之,一盆“小人”的污水泼将过 去,谁还敢说三道四? 由非理性的手段达到理性的目的,道德一元主义的努力无异于南辕北辙。体制是硬件, 道德是软件,没有硬件的软件是无法运行的,没有体制保障的道德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甚至可以断言,道德一元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一天不摆脱道德一元主义的笼罩 ,中国就一天不能出现真正的政治,不能出现真正的宗教,不能出现真正的经济,不能出现 真正的文化——不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圣人们对道德 的许多叙述都不得要领,但这一句却射中了道德一元主义的靶心。正如西方的文明之光自文 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轫一样,中国的复苏也从对传统道德的颠覆开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 市场经济摧枯拉朽的猛烈震荡,道德一元主义的空中楼阁开始摇摇欲坠,大有变成金钱一元 主义的趋势,道德沦丧、不择手段成为最新景观,这些矫枉过正的剧变,是对延续了几千年 的道德一元主义的报复。 面对“礼坏乐崩”的局面,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是想方设法完善体制建设,而不是片面 孤立地打出“道德万能论”的大旗收复失地。奇怪的是,在中国,只要遇到“礼崩乐坏”, 国人却每每做出相反的选择,从学术界的各种思潮,到意识形态的各种运动,都在道德一元 主义的阴影中苦苦挣扎。古往今来,道德沦丧之时往往也是体制败坏之时,权力者王顾左右 ,君子们隔靴搔痒,他们异口声地开出道德的药方,并发起规模大小不一的各种运动,无论 是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六十年代的“学雷锋”运动 、八十年代的“五讲四美”运动、九十年代的“反腐败”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犯了滥用 道德的毛病,而道德被滥用的时代必定是一个体制极端败坏的庸医时代。扔下体制的西瓜, 盯住道德的芝麻,把它当成万用灵药,往往会麻醉了人们的判断,忘却了对体制的要求。由 于把体制问题转换为道德问题,体制途径也就难免被偷换成道德途径了,体制义不容辞的职 责被当成公众的道德义务时,大量社会问题就只能悬而不决了。再说,没有体制的保障,对 世道人心的好转、社会空气的净化,道德的渠道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它如果见效,会马上成 为体制“优越性”的注脚,如果无效,也会让人们继续陷入对失守的道德的悲叹与哀悼之中 ,从而把体制的弊病遮得严严实实。 每当我看见人们为“希望工程”“奉献爱心”万头攒动的场面时,内心不是为社会风气 的好转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常感到欣喜,相反心情却格外沉重,道德的表面复苏背后,隐 藏着一个失职的体制。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道德,由于缺乏起码的理性思维和法制意识而好景 不长,注定成为虎头蛇尾的过堂风。不从体制上寻找出路,尽管画出多少种道德蓝图,都只 能是缘木求鱼。体制如此做自有其掩耳盗铃的动机,作为社会批判者的知识分子也跟在后面 起哄,提出跟官方异曲同工的论调,如果不是趋炎附势,就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昏昧了。其实 自古至今,社会风气的哪一次堕落不是来自体制的堕落呢?在这种堕落里,知识分子的堕落 难辞其咎。 如今,在各种文化的非文化的场合,充满我们耳鼓的仍然是道德一元主义的袅袅余音。 在以戏剧效果为最高境界的社交圈里,伪善还在发挥余热,“道德”依然是人们嘴里出现频 率最高的词汇,即使在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的商场上,双方公开谈论最多的也不是生 意、不是利润、不是效率,横冲直撞的还是“道德”,商品经济的风声雨声侃价声中,道德 一元主义依然涛声依旧。人们口口声声“交朋友”,念念不忘“买卖不成仁义在”,共同演 绎着权力经济与伦理经济的“关系学”。在文化界,大腹便便的仁人志士们也争先恐后吹起 道德一元主义的乱世魔笛,济世安邦的新儒学、普渡众生的新佛学、爱人如己的新神学,真 格是百鸟争鸣、动听极了。 但那美妙的歌声在我听来,却比乌鸦的唳叫还要不堪入耳。当道德君子对发育不全的体 制视而不见,却还要把道德的清规戒律填满人们的生活空间,当道德连人们最起码的合理需 求也加以否定,却还要挥舞一支大红朱笔书写操行评语,我只有毅然决然地拒绝。我宁愿当 小人,不屑做君子;我宁愿跟禽兽为友,不愿跟君子为邻;我宁愿跟粪土同死,不愿跟君子同生。我要砸碎他们的道德牌坊,并在上面狠狠尿上几泡,我要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展览在世 人面前:我要缺德!我要缺德!!缺德缺德再缺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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