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这岁数，北京已经去过无数次。但还是这第一次印象最深。
那是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一到北京，被红卫兵接待站分配到外贸部机关住宿。还有穿便服的军人作我们的指导员。地点应该是东四，记不清了。住宿的地方就是办公室腾空了打地铺。管得还是很严，规定食堂开饭时间，出去串联时间，并且每天下午军训，五点到七点。
学校早已关门有些日子了，再次被管束，大家都很不习惯。几个上海人吵着要“不吃资产阶级的白面馒头，要吃工农兵的窝头”。这都是被最早的北京红卫兵教唆的。但食堂不管，照样每顿都是白面馒头。那几个人于是偷着跑到马路对面的东四餐厅去吃窝头和甩袖汤。当然很不好吃，没吃完就开溜，被“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给碰上了，扭送到我们宿舍，罚写检查。
每人发一张红卫兵免费乘车证，就是一张盖了公交公司大印的三寸白条。还真是好使。拿了地图和发的干粮，就直奔北大清华。到处是大喇叭，到处是大字报。几个十几岁的初中生，东南西北搞不清，就已经很累了。两天之后，就改去北海和颐和园了。
那时北京到处都是城墙，印象里汽车电车绕着城墙转。秋天的北京蓝天白云，到处是新鲜水果和带着儿音的北京话。几个上海红卫兵模仿北京话的儿音拖得太长，成了大家的笑料。
玩了没几天，上面有令，要每天加强军训，迎接国庆游行。
哈，这下子惨了。俺们的分队长是个骑兵团长，从来不用喇叭，就拿喉咙吼口令，好大的嗓门。我们五百人一个分队，每排一百人，在东单体育场，天天练正步。正午的太阳，还是很烤人，人人烤的汗流满面。几个发牢骚的，被罚当众单练三遍。从此没人再发牢骚。俺怀疑老毛后来搞军管军训，是不是从俺们这里得到的经验。你还别说，这散散漫漫的红卫兵们，到最后还真训出名堂。一百人一排的正步直线的齐刷刷，注目礼有模有样。
总算到了国庆清晨，队伍早就集合到了长安街上。纪律很严，不准带水，怕撒尿。要求通过天安门的速度是正步每步.75米，不准停，不准提鞋，鞋掉了光脚走。前面的若是停下来，后面的要二话不说，把丫的架起来就走。说是毛主席要检阅，每个人拖拉一秒钟，他老人家就要多站多少小时之类的理由。不准带照相机和望远镜。好几个人偷偷带了望远镜，被没收后表示强烈抗议。纪律就是纪律，抗议无效。
国庆大典开始，林彪讲话。讲的无非是文革那些话，好像不太长，一点也记不住。没想到五年之后，俺在从北大荒回家探亲的火车上，竟然听到他摔死在蒙古。可见造化弄人。
随后便是游行，走到天安门前，分队长一声“敬礼”，全队踢正步行注目礼，一百双脚丫子一起落地，也是咔咔作响，很有一番气派。天安门还是很宽大，一路正步踢过去，毕竟脚软腿麻，走到后来就有点挺不住劲，队伍歪斜起来。一过观礼台，队伍就开始拐弯，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队形，只是一片声“快，快”，撒丫子疯跑，一直跑出了广场，到了一片很宽大的场地集合。据说是怕阻住后面的队伍。在跑的时候，大家就为了城楼上谁是毛主席吵翻天。大致分为两派：一排认为穿军装的某个人是老毛；另一派认为是穿银灰色中山装的。说实在的，没有望远镜，谁都没法看清，全是瞎猜。但“银灰派”最后蒙对了。在集合期间，红卫兵的野性就来了。原来真有到了广场就撒野，站住了不走，大喊大叫的。结果也就真的被后面的架起来拖走的。一旦休息下来，就立刻“辩论”，然后采取革命行动，捋胳膊挽袖子开打。好在年轻人打架，谁也不怕谁，直到红卫兵纠察赶来了事。这些干架的被罚不能参加广场晚会，后悔不迭，只好服软赶紧写检讨。
广场晚会分成好多区，不可乱串。大家席地而坐，唱歌跳舞观看焰火，周围的大号军用探照灯贴着头皮来回横扫，站起来就被照个眼花缭乱，什么也看不见，赶紧趴下。突然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出来了。有人蛇一样悄悄匍匐着往天安门方向爬，很快就垂头丧气回来了。前面全是成排密密坐着的大兵，想要过去，连门带窗户，全都没有。伟大领袖和群众在一起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的。
国庆后，外贸部的红卫兵接待站就开始赶俺们回家，说是给下一批串联红卫兵空地儿。好在北京也转得差不多了，随身带的钱和粮票也快见底了。于是，给接待站开个收据，到北京火车站（老站）排了一夜队，回家去也。

回家一看，一起玩的哥们弟们全都跑光了，哪里还待得住？不出俩月，就又满世界“革命大串联”去了。
这一回是用两只脚丫子从上海走到井冈山。待续。

有一点一定要澄清的：俺参加“革命大串联”不是免费的。帐单后来寄到俺下乡的兵团。好在那时一个月32人民币没地方花，就全还了帐。包括去北京的这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