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购物与长途贩运

说文革中的事，那彼时的物质供应是少不了要说到的。现在国内的物质丰富与文革中的物质贫乏，我实在找不出用什么词可以来形容了，只能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愿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当时除了粮，油，肉，布，煤，糖，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定量供应外，蔬菜，水果，也是少之又少，供不应求。每人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户每月半斤肉，全年才半斤糖，更别说零食小吃了。记得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里连盐，酱油都断过顿，后来有人发现在一些小街深巷处会时不时发现它们的踪影，所以我就常常和小伙伴们拎着两三个酱油瓶，步行几个小时去很远的地方“拷酱油”。记得曾经馋到含着粗盐粒当零食，肚子里没油水，一顿吃过五个馒头，当时十岁不到。每月三十斤粮食可百分之六十是粗粮，为了消灭这些粗粮，通宵在粮店门口排队买红薯，然后成麻袋的红薯又成了一天三顿的主食，由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开出一桌红薯宴，烤红薯，蒸红薯，炒红薯，红薯稀饭，红薯干，红薯饼，总之是见了红薯胃就发酸，发涨。不过，有一样红薯我可没吃厌：把红薯切成薄片，在油锅里炒一下，然后喷几次水，等红薯透明熟了，撒一些葱花，盐，味精，香味一出来就起锅，嘿嘿，那个香啊，味道好极了。

为了买到蔬菜，常常得大清早就去菜店门口等开门。为了能挤在前面，早上六点半钟就得从床上爬起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雪地里等开门。有时人实在太多，常常有被挤倒的危险，曾经就被后面的人群推倒，被摔得满脸流血的经历，从此父母是禁止我再参加此类的集体活动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

那时过来的人一定记得炒年货这项活动。每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孩子就去买回很多熟透了的处理西瓜，五分，一毛钱可以买到一大堆，然后用自行车驮回家，把里面的瓜子掏出来，洗干净晒干。等到年跟前，家家都支起大铁锅，户户传出哗哗的炒瓜子声，各式各样的瓜子味道从家家户户中飘出。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把瓜子炒熟，再喷一些盐和糖精化成的水，快速把瓜子烘干，这样喷过水的瓜子非常容易磕。

记得是从上中学开始，因为户口本上的籍贯一栏填着上海，外加有一条何年何月由上海迁来本市的记录，所以只要凭中学生证就能买到火车半票，由此开始了我南货北运的“长途贩运”历史。

那时上海的供应在全国算是好的了，每次去上海最大的任务就是代表父母去各亲戚家吃喝。我妈妈家的大多数亲戚都在上海，当时有两个舅舅和姨妈在上海，而妈妈还有八个姑妈，五个叔叔也都在上海，嘿嘿，这样，我的假期就成了一家一家的吃，一处一处的玩。记得有一年我是寒假去的上海，临过年前老爸交代我必须去南京陪姑妈过年。姑妈姑父在文革中遭遇最残，姑夫解放前做过南京的地下党员，后来文革被斗的很惨，全家最后送到了淮安下放，姑夫便在那里去世。后来姑妈从农村上来后居然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爷爷家的房产在文革中全部没收，南京在私房问题上是最最极左的，到最后姑妈只得在原单位的库房里安家，故而老爸派我去陪伴老人过年，可当年的我也是非常地不懂事，到了南京后与上海的热闹一比较，自然是过了一个凄凄惨惨的年。大年三十，姑妈烧了些菜，我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中，喝着绍兴黄酒，边吃边听姑妈对往事的悠悠回忆。听爸爸说，其实在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中，大姑妈从小过着最优越的生活，每年冬夏都会随爷爷去青岛的别墅度假，躲过南京的寒冷和炎热，可就是因为嫁给了地下党员，当年中央大学的骄娇才女到老却是无处安身，晚境凄凉。那个年三十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孤独和无助，第一次晚上躺在床上为想家而哭泣，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变幻无常。

每次由上海返家，我都会大包小包地背，从猪油到布料，从糖果点心到蔬菜水果，甚至菜馒头，烤腐，熏鱼，蛋糕，只要我认为好吃的，我都会想办法带，最多一次我居然带了十一个大旅行袋外加一钢精锅的熟菜，一纸盒的蛋糕。当时的火车票都是在单位订的来回票，所以车厢里会有不少本校的职工和家属，大家都会相互照应，可是睡觉是万万不敢的，生怕别人半途上来把东西拎下车，所以总是实在支持不住了才眯一下，没几分钟就会惊醒，睁眼数一下包，再继续眯。这样的历史好象在我的血液里已留下了印记，就是现在回国，每每总还是忍不住要给家里买点东西，看到好的意大利软底皮鞋，忍不住给老妈买一双，自己买数码相机，忍不住给老爸带一个，逛免税店又忍不住给妹妹买些护肤品，反正是每次发誓要轻装上阵，可每次都是大包小包负重溃逃，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是一本护照，一个钱包就能上路。

总算过了一把码字的瘾，谢谢所有朋友。因为时差，往往不能及时回大家的跟贴，第二天再跟就象隔夜茶般无滋无味，所以借此机会向所有看我胡说八道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喜欢或不喜欢，说一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