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複課鬧革命”期間，我所在班級教室旁的一間小屋原是教研室，被用作一個造反組織的駐紮地，其掛出的牌號曰“人民公社”。我端詳許久這個匪夷所思的名號，着實想不出其意味若何。在我的意識里，人民公社存在於農村，而駐留城裡尤其是學校里是莫名其妙的事。雖然我們背靠“人民公社”，卻從未想到個人會與其有什麼瓜葛。然而冥冥之中卻不可思議地將公社與我個人悄悄地聯繫了起來，那是不久之後我被發配到東北鄉村，身臨其境地與公社展開了零距離接觸的所謂上“山下鄉運動”。

    我被“分配”的縣坐落於松遼平原西端，東臨嫩江，西接內蒙古草原，南瀕洮兒河，北靠黑龍江省的黑土地，其名稱由兩個去聲字相連結，拗口難讀，當地人不得不把第二個字念成陽平調，才覺口順耳清。這兩個字分別取自過去的兩個縣級單位名稱，是於1940年代末合成一縣的，其中後一字所代表的縣級單位就是我被發往的公社所在地為縣址的縣名中一字，據說那裡的人至今仍然對並縣之事耿耿於懷。

    公社所在地在並縣前的模樣由於缺乏影像資料而不詳，但其規模樣式還是口耳相傳存留下來，當然也難免掛一漏萬、錯訛間雜。據說當年曾有一座三層高的樓------炮樓，興許是日本人的“傑作”。日偽統治時期，當地老鄉與日本人沒少打交道，有時僅僅因為在屋裡抽“蛤蟆頭”（一種勁道的煙草）而被打，而日本人的招數又狠又歹毒：讓兩中國人互抽耳光，誰不使勁就挨踹，結果越打越使勁、越打手越重，最終兩人口鼻竄血，倒地不起。這種打法，老鄉稱之為“打協和嘴巴子”。

    並縣之後過了10幾年便到了公社化時期，公社所在地日漸像模像樣，然而行政鞭長莫及的地方還多有存在，譬如公社下轄的一個地方被一幫土匪盤踞，形成一個屯子，幹部不輕易進，外人不敢在那兒過夜，形勢特別棘手。上邊無奈，只得在其中選了個趕大車的當隊長充當“白手套”，施行間接管理。於是，什麼政治運動、文件學習、公社活動全部與其不相關聯，簡直成了地方自治。這說明當地民風強悍、藏龍臥虎並非虛妄之談。當然這種“離心離德”傾向不會容忍長久，最終會歸於平靜。

公社化10多年後我被“下放”到此，住在從屬於該公社一個生產大隊下轄的一個生產隊，離公社所在地8公里。我很少去公社所在地，它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大屯子，或者所是幾個小屯子的集合體，其居住者和它下轄地方的人別無二致，灰頭土臉，不乾不淨。然而因了剽悍民風，此地突發事件頻現，諸如兇殺案件隔兩三年就發生一次，經常是群死群傷，甚而至於連接我們的幹部亦死於非命。與此同時，國外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有幾次夜間有不明飛機飛過時，亦有信號彈直飛雲霄，待尋到信號彈騰起之處卻一無所獲！不過，這樣的情形越到後來其頻率便越低，最後消失殆盡。

公社所在地的房屋與其他屯子並無二致，大都是低矮破舊的干打壘，除了衛生院、郵局、商店、政府等裝飾若干紅磚外。由片片土屋所簇擁的是一條東南西北走向的土質大道，大道上行駛的是騾馬大車，絕少汽車通行。每日通過一輛從縣開來的長途客車，成為熱鬧一時的風景。比我所在大隊寬闊得多的土道上有時走過幹部服上兜兒別鋼筆的人，神色凝重。道旁供銷社比我所在大隊的大得多，裡面玻璃櫃檯和縣裡的毫無二致，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擺成“品”字形的水果罐頭，旁邊寫着“展品不出售”。呵呵，短缺經濟的特色嘛！
公社化時期沒有照片留下，幸虧我的學長在1990年代曾返回原公社所在地並留影於政府門前，正好可與現時做一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