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是一座中式宅院，虽然没有铁一号那么宏伟，但是也非常排场，非常巨大，在历史上的名气也绝不逊于段祺瑞执政府。

明朝末年（1627-1644），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娘家住在这里，因其门前立有两尊巨大的铁狮子，铁狮子胡同因此而得名。

“天春园”，是此宅作为国丈田弘遇都督府时的名称。当时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是这座田府的常客，他便是在此遇见田弘遇宠妾陈圆圆的。陈圆圆生来“蕙心丽质，淡秀天然”，而且能歌善舞。最初陈是田为给皇上从江南选来的美女，没想到崇祯帝为国事天天郁郁寡欢远离女色，进宫后的陈又被退回了田府。陈圆圆在府中侍宴时，被镇守边关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看中。为了收买人心， 田弘遇割爱相送了。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权将军刘宗敏占了此宅并掠来了陈圆圆。据野史记载，当时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探马报：“府邸被抄了！”吴说：“不要紧，我回京后会还我。”探马二报：“老太爷被关押了。”吴说：“不要紧，我回京后会放的。”探马三报：“不好了，邢夫人（指陈圆圆）被刘宗敏强占了！”吴三桂一听，怒发冲冠，挥刀斩案，说：“大丈夫不能保全家室，为人所辱，我还能归顺他们吗？兴兵剿闯！” 。这正是吴梅村《圆圆曲》中所说：“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历史就被书写成，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从此满人入主中原近300年。

1672年，康熙十一年，陕西咸宁（今长安）人张勇因平叛有功，被封世袭靖逆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康熙帝将原田弘遇旧宅赏赐张勇。
他就是《鹿鼎记》中提到的那位挨了神拳无敌归辛树一掌，从此站不起来的张勇。

道光末年（1845-1850），一位姓醴丞的官员，以万金之价购得此园。随之进行修葺，更其名为“增旧园”。《增旧园记》就是醴丞氏的后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天写下的。文中记载园内八景的环境。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城遭到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此园虽暂幸免，可大势已变，此园日后的命运难逃多舛。有感于此，醴丞氏后人特写下此文，“文章若在，则斯园为不朽矣。此记之所由也。”

1921年，此宅成为顾维钧先生宅邸。

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职业外交家。1912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同年4月回国抵达北京，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 。1913年与唐绍仪之女结婚，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有才学，自此官运亨通。5年后唐女士去世。1920年顾维钧调任驻英公使，同年与华侨巨商之女黄女士结婚（其父死时积财500万英镑）。1921年顾维钧夫妇回京后，先是借住在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由于政局动乱，房主急于财产变现，只好不计较房价，以10万元低价出让给了顾维钧夫妇（这些钱远远不够这座宅院的实际价值）。

顾夫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讲道：“这就是我的府邸：一连串优雅的厅堂院落，每一处都用不同颜色的屋瓦盖顶，分布在蔚为大观的花园里，整个住宅由围墙围绕。这是一座位于城内的巨宅，占地10英亩，有200间房屋。主要的院落都由带遮檐的回廊连接……回廊每一转折处都可以看到山石飞泉，池塘花树，赏心悦目，点缀其间。”顾夫人还回忆说：“这所府第是一位前政府（清王朝）官员借给他（顾氏）的，此人失势下台，要逃走避祸。由于害怕房子被充公，他求维钧接下来。维钧当时正处于有权有势的地位，我们住在这里，房屋便不会充公，这对房主人是有利的。” 房屋买到手后，顾夫人又花了15万元加以翻修改造，使其焕然一新。其中包括新装一套暖气系统，这可以说是一项惊人的奢侈设施。因为它在冬天每天要烧掉一吨煤。经过这次翻修，这所豪宅变得更加奢华、舒适。

顾维钧夫妇曾在这里接待过很多国家的驻华使节和来访的官员，社交活动十分频繁。府邸中的一座座幽静院落，正好可以安排外国客人暂住。为此，家中雇有40多名佣人。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与各路军阀应酬成为顾维钧夫妇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顾夫人似乎比其夫君更胜一筹。绰号“满洲虎”的东北军阀张作霖、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等，无不为这位少见的摩登女性而倾倒。据说吴俊升送给女主人四张非常大的白熊皮，每张都能铺满一小间房。山东军阀张宗昌在北京的公馆也在铁狮子胡同，离顾宅不远。张虽是个恶名昭彰的军阀，可他在黄女士的面前却不敢撒野，乖得像只猫。

自1922年8月至1926年5月，四年不到顾维钧历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并逃往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北京在杜锡内阁任财政总长，10月任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此北京政局的动乱可见一斑，而顾与各方面都有拉扯。不过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维钧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他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1927年国民政府因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通缉他，他离国逃往法国和加拿大，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被充公。1929年，顾维钧回国后至沈阳与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发还他的财产。顾维钧事业心强官瘾也大，在夫人的协助下以重礼敲门，先获得宋子文夫妇的欢心。1931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顾维钧1985 年客死纽约，享年98岁。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初期将总统曹锟软禁在铁狮子胡同5号。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大计。（1919 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为直系首领。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1923年10月，他以5000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590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到 1926年4月曹锟才获释放）。

1925年2月18日至3月12日，此宅为孙中山行宫。虽然不足一个月，但这是孙中山先生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506室。但是因病势严重，于1925年1月26日住进协和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当晚实施手术，可此时他的肝脏已硬如磐石，敲之有声，医生回天乏术。 2月18日出院后住进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寓所（顾家人已出逃）。孙中山病中执意不肯服用中药，汪精卫乃请胡适来劝说，并推荐中医陆仲安施治。孙中山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

2月下旬孙中山先生病情加剧，忙急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人赴京。在京各界人士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等也为国事、为治病四处奔波。有关文章中记载：“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11日，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病榻上吃力地签署了《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最后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次日9时30分，一代伟人溘然长逝。孙夫人宋庆龄走过来，用手合上了孙中山的眼睛，众人恸哭失声。”

1927年国民政府通缉顾维钧，顾家逃往海外，此宅被充公。

1928年6月至7月，蒋介石夫妇来京期间，曾在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中下榻。惯于精致生活的宋美龄，对于这里的优美环境极表赞赏。蒋介石此次来京目的是为拉拢收买阎锡山和冯玉祥。并为北京小汤山裁兵会议作准备。（1928年7月11日至12日，蒋介石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北平郊区的汤山饭店举行裁兵（又称编遣）善后会议。）

1930至1931年前后，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发还顾维钧夫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占据了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成为日寇“北京城防司令部”。

1939年夏，汪精卫再度光顾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此次他真真是绕了个大大的弯子，先从重庆出走河内，再从河内密潜东京，然后由日本人的飞机送到北平，一下飞机便被接到铁狮子胡同5号。十几年前他随孙中山先生来京时在此住过，中山先生病殁于此；汪精卫代草的遗嘱亦产生于此，但是，遗嘱中的谆谆教诲，指示后人当全力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精神，却在这里不仅荡然无存；而且正受着最大的侮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顾夫人回京，从废墟中重新打理此宅。1949年后，顾维钧全家远走海外。

1949年夏，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住进了铁狮子胡同5号院儿。十月一前夕，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起到铁狮子胡同专家寓所出席了专家们的庆祝集会。毛主席讲了话，欢迎专家，祝他们工作得好，生活得好。全体苏联专家深受鼓舞。

自解放以来，5号院儿几乎一直有大兵站岗（近几年才撤岗），是个内部招待所，至今未对外开放。就连院内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也只闻其名难见其形。因此给人感觉神神秘秘，令人遐想。

2005年3月28日，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代表国民党主席连战，赴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故居追悼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

据报道：现居室按其原状布置陈设。门口挂有“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外间西墙上镶有一长方形汉白 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上午九 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悬挂孙中山遗像。右方镜框内是在此写的《总理遗嘱》，左边镜框为《致苏联遗书》。条案上放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一切均照其生前样子陈列。
　　

【背景资料：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如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目常高兴。（1945年4-6月，顾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的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在“和会”上，日本代表声称山东权利是日本在对德作战时取得的，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借口“二十一条”中对于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有明文规定，坚持不肯交还山东权利。由于日本的施加压力和英、法的一贯支持日本，美国也向日本妥协。4月，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决定：大战时被日本趁火打劫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关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取消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条希望条件，“和会”不予讨论。为此，顾维钧在会上就山东问题作了发言，竭尽全力据理力争，坚决地表示：“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然而，北洋军阀政府却采取妥协态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进退维谷的北洋政府竟电令外交总长、全权代表陆徵祥自行决定签约与否，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陆徵祥称病住进了医院。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下，担起了继续交涉山东问题的重任。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一致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顾氏身为外交使节，在这可歌可泣的历史时期，敢于遵循民众意志，毅然拒绝赴凡尔赛宫代表中国在“和约”上签字，坚定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此举使与会国全体代表感到震惊，也博得了海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