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性格氣質

  國人的性格的討論已經“很濫”，但我見到有關題目還是要仔細看；魯迅一百年前的《阿Q正傳》仍一遍遍讀。其實深刻認識中國人性格並總結歸納者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他當時寫了本書《中國人的性格》（亦有翻譯為支那人氣質、中國人的臉譜、中國人的性情，中國人的氣質，或中國人的素質），並於1890年的清朝出版，4年後在美國出版。

  從中國人的身上，明恩溥認識到了中國文化的二十五種特徵，保全面子、節儉持家、勤勞刻苦、講究禮貌、漠視時間、漠視精確、易於誤解、拐彎抹角、順而不從、思緒含混、不緊不慢、輕視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舊、隨遇而安、頑強生存、能忍且韌、知足常樂、孝悌為先、仁愛之心、缺乏同情、社會風波、誅連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誠信。

  美國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基督教公理會來華傳教士。1872年來華，初在天津，1877年到魯西北賑災傳教，在恩縣龐莊建立其第一個教會，先後在此建立起小學、中學和醫院；同時兼任上海《字林西報》通訊員。他在魯西北傳教30年，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如《中國文明》《中國人的素質》《中國鄉村生活：社會學的研究》《中國在動亂中》《王者基督：中國研究大綱》《中國的進步》《今日的中國與美國》《漢語諺語俗語集》等，有的在美國多次重印，有的被譯成其他文字出版。1905年辭去宣教之職。在明恩溥等人推動之下，1908年，美國正式宣布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計1160餘萬美元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他大概已經意識到了實施這一計劃所能具備的歷史意義。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後改名為清華大學）的成立，為中國留學生赴美打開了大門，一批又一批年輕學子從封閉的國度走向世界。

    明恩溥的建議不僅僅落實於教育方面，如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的建立，還落實在與民眾生活關係更為密切的領域，影響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革。

  關於國人的性格氣質，我在網上看到有關文章，現摘編如下：

  中國人的性格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社會化性格

  社會化性格，又稱社會性性格或社會取向性格，是指個人心理上表現出來的一種依循於社會和他人的態度而作出反應的性格，即一種社會從眾心理。

  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是普遍的，“眾口鑠金”、“人言可畏”是這種性格的寫照。中國人總是以社會的眼光來評價自己，即以別人的眼光看自己，而不是以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而，中國人總是儘量讓自己的行為能被別人瞧得起，最好是得到別人的誇獎，千萬別受到別人的貶低。中國人總是極力地調整自己的觀念，使自己的觀念努力與社會的一致。

  中國人一方面使自己與社會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別人與社會相一致。每個人的社會化性格，實際上使每個人的行為更加社會化，正是因為太多的中國人具有明顯的社會化性格，即使本來不想順應於社會的人，其行為也不得不適應於社會，社會化性格也在這種過程中形成和深化了。正是由於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造就了中國人缺少攻擊性、謹慎、克制、穩重、保守等性格特點。中國人的社會化性格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庸之道要求人們不要走極端。

  國人的社會化性格在現實生活中的突出表現是中國人的從眾心理。愛看熱鬧、愛趕時髦是最顯而易見的，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事情不少見。

  國人的社會化性格還體現在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上面。對集體利益的重視，使每個人不僅約束自己，也藉助於別人的社會化性格約束着別人。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總是有利於集體利益的維護，但是當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或者此集體利益與彼集體利益發生衝突，對於自己小利益的絕對維護就不對了。

二、求和

  由於受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在性格氣質上歷來都表現出求和的一面，“以和為貴”成為大多數中國人進行社會交往的格守信條。追求和諧是中國人求和心理的又一體現，一方面中國人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儒家最重視“和”的原則，崇尚德化，排斥武力，贊成王道而反對霸道。道家崇尚自然，排斥人力，提倡和平更比儒家來得徹底。此外墨家也倡導兼愛非攻，主張博愛同情，反對暴力征服。幾千年來，大家重視道德的勢力，隨處能寬容講情，也促成中國社會重人治輕法制的結果。中國人傾向於逆來順受。

  一般而論，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泛道德社會：政治上讚揚德治，社會上讚揚德行，經濟上要求別義利，個人從小就被灌輸忠孝一類的倫理思想，等等。

  中國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社會化性格的形成，求和的結果和目標是社會得以和諧，這是符合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及個人長遠利益的，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倫理秩序，使人們的利益焦點不僅放在個人身上，而且還放在社會整體上，人們關心這個社會，重視自己身邊的其他人，其結果是人們的社會化性格不斷得以強化，最終形成典型的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特點。

三、自製

  忍耐是自製的重要內容，可以說，自製就是從忍耐開始的。“小不忍，則亂大謀”成為無數中國人對待人生和人際交往的至理名言，它告誡人們凡事從大處着想，甘心忍受面臨的各種情況，決不能因小失大，不應因遭受小的挫折而放棄遠大的抱負，決不能自暴自棄或與世沉浮。

  中國人在精神性格上的忍耐，是西方人所萬萬不及的。中國百姓在歷史上受武人摧殘、政府壓迫的痛苦，苦在外國，革命和起義恐怕就要多出許多。在中國，人們追求和平統一的局面，做好百姓的人多。這種聽天由命的德性，中庸的不偏的涵養功夫，都是西方人的精神文明所沒有的。

  保守是中國人自製的又一特色。其實，無論是順從、勤勞，還是節儉，在本質上均屬於保守的性格。因為他們不是為自己或社會開創一個新的世界，而是在舊世界裡替傳統盡責。

  中國人的自製性格還表現在對於環境的適應性，這種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於自然環境的適應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約束人們的行為，要求人們順天、知足、樂天，努力使自己適應天的安排。對於社會的適應，中國人強調的是個人適應於社會，而不是社會適應於個人。

  中國人的自製性格從現代人的生活中也暴露無遺，比如：中國人保守、安定的心理，強烈要求生活的安全感，不想冒險去解除陌生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生活形態上就有：我們重視不需要太多變化的家庭生活；慢慢地把朋友圍城圈子並加以固定；與異性交往強調日久生情的培養，強烈排斥強列的激情；以互相諒解的心情對待朋友，但不知道與陌生人相處；喜歡做一些已知規則的事物，對不確定的事物予以忽視或逃避。

  每個中國人的心理總是有許多話不能講出來的，或者是情愛的焦慮、性的焦慮，或者是地位的焦慮、暴露缺點的焦慮、表現的焦慮。中國人愛面子怕丟臉，害怕別人議論被人看不起，因而強烈的自尊心就把自己想說的話堵在喉嚨裡面，抑或以婉轉、間接、含蓄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心聲。

四、矛盾調和

  中國人一方面害怕別人背後議論自己，討厭人的瞎評，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在別人背後議論別人。

  中國人總是存在“表里不一”的雙面性格，這種雙面性格就是中國人矛盾性格的一種體現。雙面性格的情形在我們的社會裡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操作，任何人都能很快意識到表面話與心底話的差異，也頗能預測何時我們必須處在何種狀態之下。我們很少直接攻擊說表面話的人，有時更是心存感激於他人的表面話，但是，我們會在背後譏笑說表面話的人。

  中國人的矛盾調和性格與中國文化的雙重結構和傳統中庸之道的思想分不開的。中國文化的雙重結構主要表現在儒家人文主義和道家自然主義的圓滿結合。儒家的人文主義和道家的自然主義互補，作為對儒家禮教嚴格控制和壓抑的倒行逆施，老莊的“無為而治”實質上是為充分發揮人文精神而另闢“治”路，最後在“淨化”高度上達到與儒家人文主義的統一。儒道之家的圓滿結合點在中庸，中國文化幾千年綿延而不絕，其機理藏於中庸，在儒道之間。中國人的矛盾調和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也併入中國文化的進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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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如上對國人性格氣質的歸納，恐怕很多人不以為然，說現在中國大陸的“憤青”多着呢，連吃飯都不由自主地說“咱們把這盤消滅了吧”，“來，把這碗菜殲滅掉”。呵呵，中國人“憤青”多我不否認，其實國人傳統上就有輕視外族的傾向。近代以來，生產力後來居上的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中華民族打得體無完膚，顏面掃地，中國人上上下下很多變成“憤青”，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還不是挺正常？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外，中國建國後，毛澤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更是形成了民眾的仇恨心理；這就是所謂的“階級仇”。百餘年被外強欺侮的民族災難揮之不去，就有了宣揚到極致的“民族恨”。到了“文革”，這種宗教狂似的病態思維怎能不會使中華大地到處都是“憤青”？

  “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可宣揚狹隘民族主義仍被中共統治者奉為統治要術，以轉移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中民眾的視線。儘管如此，中國人的性格氣質不會因此而改變，在當今社會中形形色色的“阿Q”還像以往那麼多。